科举者,千古之制度也。
历史的长河不息地奔腾,涛飞浪卷,汹涌澎湃,挟千年风云,淘万古泥沙,从遥远的汉唐,迅速进入20世纪。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有峡谷,有平川,而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有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难于应付的强有力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制度终于千古。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见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35、635页。)的确,废科举不仅是一次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革命,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科举制废止之后,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中国教育之前途》一文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随后不久他便于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其消极影响相当“可骇”,其积极影响则相当“可惊”。由于废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海内外学术界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展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成为“科举学”的主要热点之一。
就废科举对教育方面的影响而言,更是直接而重大。由于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高等教育在清末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在从古代向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变过程的诸多环节中,废止科举是一个关键环节。从此,学堂的兴办走上了快车道,学堂数量猛增,学堂地位上升,学制迅速推广,留学教育勃兴,书院真正式微,学部随之设立。高等教育从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到行政管理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对身处高教研究机构的人而言,将科举与高等教育联系起来研究,《科举革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一个难得的题目。我于1984年硕士毕业后来厦门大学高教所任教后不久,就曾考虑过这一专题的研究,只是一直心有余而时不足,自己始终无法将此想法付诸实践。1997年,张亚群考为我独立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根据他从历史学出身且有较好的文化素养的情况,我便指导他将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经过刻苦的努力,他于2000年7月完成了论文的写作,随后通过了答辩,并受到论文审阅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好评。全文严谨扎实,多有新见。《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还刊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录”,将其论文评阅意见和答辩情况公之于众。后来,该选题又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今,该文经过四年的修改补充,终于写成《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一书,又比原论文充实许多,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大学》首章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气定神凝,去除浮躁,才能潜心学问;博学慎思,千虑一得,方能产出精品。具有良好的治学态度是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出重要成果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中国教育史须下苦功夫,要想有所得,免不了坐冷板凳,来不得半点“空手道”。张亚群博士书生性情,治学认真,搜寻资料有一股牛劲,考证工夫十分细致,这从本书的内容和引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以此态度和成果为基础,厚积薄发,宽严相济,相信能够更上层楼。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博士弟子亚群,于今成为我之同仁,岂非“可与共学”者哉?
是为序。
(本文为张亚群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