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盛名如雷贯耳，二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早就听说。由于研究“科举学”的因缘际会，我得以有机会到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半年，并且造访两校，亲身观察比较了两校的特长，感受到了两校之间的竞争。
在世界著名学府中，牛津与剑桥是保存有最多中世纪古典传统的两所大学，也是不断革新、声望地位显赫的两所大学。它们在800多年间，始终于世界大学队伍中名列前茅，而在英国，它们更是大学系统的金字塔顶端，是并峙的双峰。相对其他大学而言，牛津与剑桥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实行独特的学院制和导师制，两校甚至有8所学院连名称都相同；都有庄严古老的四方院建筑，使人好像置身于欧洲建筑史博物馆，很容易感觉到历史就在你的周围；两校都很注重基础学科的建设，并努力把变革和连续性相结合，在发展新学科的同时注重在人文科学方面的传统优势；两校都产生过一大批世界性的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两校都没有大学校门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并濒临美丽的河流……牛津与剑桥像一对孪生兄弟，其相似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既喜欢将它们相提并论，又不可避免地爱将两校加以比较，牛津人和剑桥人更是喜欢互争高下，从学术到体育各个方面都进行竞争。
牛津大学创办于1168年。1209年由于牛津出现城镇与学袍（Town and Gown）之争，一部分牛津师生出走到剑桥定居，逐步建立了剑桥大学。12至15世纪，英国的学术中心在牛津，但从16世纪以后，发展壮大的剑桥大学追赶上来，在许多方面与牛津平起平坐，各擅胜场，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总的看来，牛津更善于培养政治家，剑桥更善于造就科学家。在19世纪，仅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学学院就出了12位英国首相和6位印度总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担任首相的10人中，有7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他们是：爱德礼、艾登、麦克米伦、霍姆、威尔逊、希思和撒切尔夫人，连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曾就读于牛津。如果说牛津大学是政治家的摇篮，那么剑桥大学则是科学家的摇篮。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经典物理学始祖牛顿、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都曾负笈剑桥。20世纪至1982年止，剑桥大学学人中获诺贝尔奖者达63人，居世界各大学之首，其中仅三一学院就出过22位诺贝尔奖得主。因此，牛津和剑桥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方面是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在1992年根据大学评价指标评出的英国大学排行榜上，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总分并列第一，都是856分。但在1993年的英国大学评估中，剑桥总分略为领先牛津，高居榜首。
然而，学术竞争虽是牛剑之争的主战场，但更为直接和直观的较量却是两校之间的划艇赛。平时两校学生经过精心挑选在各自的河流里划艇备战，每年到三四月间，两校的划艇队便集中到伦敦西南泰晤士河亨利段举行比赛。这项划艇赛不仅是牛津和剑桥两校师生和校友的大事，而且也是全英国的盛事，观众十分踊跃，成为英国一大体育和旅游景观。散布在世界各城市的牛津剑桥校友也往往在这一天聚集在一起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比赛。这项比赛始于1829年，到1993年已举行过139届，剑桥胜的次数略多于牛津。在1992年之前，牛津大学已经连续十余年在这项划艇赛中赢了剑桥。1993年剑桥终于扳回一局。1993年3月底我初访剑桥之时，正值两校划艇赛结束后几天，剑桥人仍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只要谈起划艇赛，每个人都会兴高采烈地说上一番。也许在牛剑人看来，两校划艇赛胜负的意义不单纯为一项体育竞争的输赢，同时也是两校综合实力短兵相接衡量强弱的重要外在标志。
初访剑桥时，驱车带我从伦敦前往剑桥的伦敦大学高级讲师哈丁（Andrew Harding）博士及其夫人君默（Keer Bek）女士早年皆毕业于牛津大学。在途中我问他们是否熟悉剑桥，哈丁博士幽默地回答说：“对牛津人来说，是否熟悉剑桥一点都不重要。”言下之意只要熟悉牛津便可。他还向我谈起由来已久的两校之争，在两校关系最为紧张的时代，都互视对方学校为冤家对头，甚至连对方的校名都不愿提起，若实在回避不开时，就称对方为“other place”，意为“另外那个地方”，牛津人和剑桥人都明白other place的特指含义。这在我们外人看来，真是有趣得很。前几年英国考试学界眼见美国在中国举办的托福考试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很想争取在中国举办英语考试。1992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国际考试会议期间，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考试委员会都竞相与我国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联系商讨联合在中国开考事宜。在中国决定与剑桥合作后，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牛津大学考试委员会负责人的不快。现在中国举办的剑桥商务英语水平考试正是此次接触的结果。我作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初访剑桥，故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联合安排剑桥大学中央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Charles Aylmer）先生负责接待我参观该校图书馆。在谈起英国几个较有名的藏有大量中文图书的图书馆时，他说有三个，即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当我提起牛津时，艾先生才补充说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是，这样共有四家。不知他是有意回避牛津之名，还是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概念要提及。我想大概这也属于牛剑人的“other place（另一地）情结”吧。
像其他历史悠久的机构一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不得不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牛津和剑桥毕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和共同语言。它们都十分敬重传统，恪守古道，认为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学府尊严的一部分，讲究渐进的改革而不喜欢突变的革命。因此，两校虽然竞争了几个世纪，但也是一种同舟共济、互竞互荣的关系。现在，牛津、剑桥两地之间人员往来也已十分频繁，除火车外，每天都有几十班大客车定时往返。以两校中国留学生为主，还成立了“牛津—剑桥国际集团”从事经贸活动。1993年7月中，我由剑桥大学东方学系中国学教授麦大维（D.L.McMullen）先生邀请二访剑桥，麦教授也谈起在院士聚餐等仪式上穿着学袍，往往将毕业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院士与其他大学毕业者区别开来。麦教授指点介绍着一座座中世纪风格的学院建筑，说起他们家庭四代已有30余人在剑桥学习和任教过，但就如他这样的剑桥世家现在也有人在牛津，他的双胞胎弟弟便在牛津大学东方学系任日本学教授，这在英国东方学界还被传美谈。
由此我想到一种“两校互竞现象”。牛津与剑桥大学是两所学校互相竞争最著名最典型者，但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界也普遍存在两校互竞现象。国外较突出的如哈佛与耶鲁之争，加州大学的伯克利与洛杉矶分校之争。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我们也常能找出两所著名大学相互间较劲的例子，从北京、上海、天津到武汉、广州、福州，总有一对或几对同类型及水平层次相当的高校以对方作为竞争参照系，社会上人们也往往将它们作一番比较。这种两校之间的竞争只要适度，倒是能互相促进，提高双方的办学水平和知名度。牛津、剑桥两校就如春兰秋菊，各有特色，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更美一点更好一点，虽然人们总爱问。牛津剑桥之争虽也有某些负面影响，但也促使各自发奋向上，努力争先。因此，两校都从竞争中获得了压力和动力，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学术地位，成为英国大学的象征和英国人的骄傲，以至英国人常将这一对姐妹大学合称。当然，在此情况下，牛津人便称之为牛桥（Ox-bridge），而不甘人后的剑桥人则称之为剑津（Camford）。
（原刊《大学论坛》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