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缘起
一、现实需求
本研究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个体心理疾病的增长，社会和个人对心理健康的日渐重视以及中国心理咨询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受文化转型﹑家庭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心理疾病快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超过100万人，自杀未遂的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在中国，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名自杀未遂者。在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排在了第五位，为15～34岁人群的第一死因。医学专家在分析了441例自杀成功案例的自杀原因构成时发现，抑郁症和其他的精神障碍占全部自杀原因的41%，家庭矛盾占24%，经济困难和躯体疾病占10%，其他原因占15%。而278例自杀未遂者的自杀原因中，家庭矛盾占52%，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占29%，其他原因占19%。【1】
据统计，在中国，神经、精神科疾病在全国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榜首，比例占到20.8%，而全球这个数字是14.1%；中国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已高达1600万人，占总人口的1.23%；我国17岁以下的3.4亿名儿童和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困扰；在被调查的12.6万名大学生群体中，有20.23%的人有各种心理障碍；35%的中学生具有心理异常表现；2020年心理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大学生与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妇女、失业人员一道被列为易发生心理问题的特殊人群（倪子君，2004：59）。
我国接受心理咨询的人群主要集中在19～40岁这一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患心理障碍的比例大约为17.5%，精神残疾人数达到614万【2】，这是因为这个阶段涉及生理发育、恋爱、结婚、家庭生活、家庭责任以及学习、就业、生活和事业的压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2002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近年来，焦虑、抑郁和失眠已成为三大现代心理障碍，由此导致心理疾病患者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
以上数据充分显示，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关系个人健康、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的障碍。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体疾病也都和心理问题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临床现象。由于受传统的面子观念的影响，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一般都讳疾忌医，因此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数和实际咨询的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观念和消费逐渐接受。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高质量生存状态的追求，人们在满足其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强和自我健康意识的完善也使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逐渐上升。
与此同时，由人们的心理疾病而引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因此，提高全民族的心理素质、增强人们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早在2001年3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的信中写道：“心理疾患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愿与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合作，大力推动包括心理卫生在内的各项卫生事业的发展。”江泽民主席在信中表示了中国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努力为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创造适宜的环境”。同年4月7日，李岚清副总理致信世界卫生日座谈会，指出：精神健康是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做好精神卫生工作，不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促进精神健康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2002年3月1日，卫生部召开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上，专家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重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同年3月3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指出，目前的教育所存在的欠缺之一就是心理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该重视心理健康，以增加对复杂影响的抵抗力。2010年“两会”期间，来自卫生医疗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条例，加快立法工作，保护精神病患者及精神科工作者的权利。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已经出台了相应法律法规，将精神卫生体系纳入公共卫生和财政保障体系，并对政府开办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和心理咨询机构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同时将心理测试、心理咨询方面的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从而解除患者的后顾之忧等等。此外，部分城市提出了普及心理科普知识、提高民众自己应对心理问题的能力的建议。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心理咨询在经历了启动（1949—1965）、空白（1966—1977）、准备（1978—1986）阶段后，20多年来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钱铭怡，1994）。随着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剧增以及心理健康意识的增强，社会上的各种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心理咨询电话热线、心理咨询网站以及一部分大学和中小学的心理咨询（或心理保健）中心如雨后春笋，专业咨询师的数量也由最初的屈指可数发展成数以万计，有关心理咨询的专著和论文连年递增，各级政府部门对心理咨询工作的支持力度也大大增强，中国的心理咨询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但是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心理咨询业的发展现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认识方面。心理咨询作为一个标准化的行业在中国仅仅有短短10年的历史（2002年《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才正式出台），因此仍然有许多心理咨询需求者对心理咨询存在疑虑和误解。一部分人把精神不正常与心理问题画上等号，认为只有精神病人才需要心理咨询，另一部分人对心理咨询的成效持怀疑态度，认为心理咨询就是说教，无法治愈心理疾病。
第二，行业水平方面。我国心理咨询师供不应求，每百万人中只有18名心理咨询师，而且其专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调查，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学历背景为心理学的仅占总体的34.8%，而且部分人员只是接受了短期的心理咨询的职业培训之后就进入这一职业领域。还有的从业人员虽然具有心理学背景，如学校从事心理辅导的老师等，但是缺少实际的心理咨询技能。这就是常说的心理咨询队伍的“一少三多”的现象，即：专业人员少，半路出家多，出于热情和兴趣的多，不规范工作的多。总的来说，我国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很多研究者指出了我国的心理咨询业存在行业水平方面的问题。其中王维玲等（2003：334-337）指出，我国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人员，总数不足，专职不多，虽有一定学历、职称层次，但接受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不够。心理咨询的水平直接影响心理咨询的效果，并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也制约了我国心理咨询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提高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实际操作方面。我国心理咨询存在思想政治化、心理测验化、医学治疗化、包办代替化以及心理咨询模式西方化等方面的误区（钱福永，2007；张莉，陈家麟，2008）。心理咨询政治化是指有些心理工作人员，尤其是学校的心理工作人员将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咨询工作混为一谈。虽然二者都是促进学生积极发展的方法，但是二者存在严格的区别。前者以心理学为基础，后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前者的目的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后者是促进个体更好地为社会、阶级服务；前者多采取一对一的交谈方式，重倾听和感情沟通，后者采取讲座、报告、参观、访问、座谈等方式，重经验说教和言传身教。心理咨询心理测验化是指心理咨询人员盲目地运用心理测验来诊断来访者问题，以心理测验的结果代替心理咨询的结果，把心理咨询简单化。心理咨询医学治疗化是指基于我国的心理咨询机构大多是设立在医院，门诊心理咨询时必须结合心理诊断及疾病诊断，同时给予适当的医学治疗与指导。但是片面追求心理咨询的医学治疗化会忽略来访者的心理问题的实质，同时使心理咨询走进狭隘化的模式。心理咨询包办代替化是指心理咨询人员忽略了心理咨询的非指示性原则，在咨询过程中不是启发和鼓励来访者内在潜能的发挥，而是包办代替地进行解释或指导。心理咨询模式西方化是指我国的心理咨询人员所运用的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技术、方法以及测量工具等都是沿用西方的，忽略了本土文化对咨询的影响和制约。
二、理论需求
本研究的理论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话语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重要性；心理治疗话语的目的性；话语策略的重要性及其对心理治疗的影响；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交际互动以及治疗关系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心理治疗理论研究以及话语研究方面的欠缺等。
心理治疗是“以言治病”的会话活动，话语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心理治疗话语是机构性话语，带有明显的机构性目的。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如何了解、诊断和治疗来访者的问题，如何开启、推动和结束双方的会谈，如何对来访者开展问话，如何对来访者的答话给予回应等都离不开治疗师的话语策略的运用。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以言治病”的目的，治疗师会选择一定的策略和手段。廖美珍教授（2005）认为，选择一定的目的的同时也就选定了一定的策略和手段。因此，治疗师的策略和手段的运用与治疗的目的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心理治疗从结果研究（psychotherapy outcome research）转向过程研究（psychotherapy process research），“心理治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其中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交际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疗关系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因为成功的心理治疗建立在良好的治疗关系的基础之上。
在我国的心理咨询研究中，理论研究和话语研究都比较欠缺。
我国的心理咨询基础理论薄弱，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多是借鉴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咨询理论，本土化研究匮乏。我国少量的心理咨询本土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实体理论层面，主要针对一些特殊和具体的心理现象或问题，对元理论以及哲学或宏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却很少，这使得心理咨询在实际操作中因没有相应的基础理论支持而显得力不从心（张莉，陈家麟，2008）。郑日昌等（2000）指出：“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多半仅注重技术应用，发表的论文主要是疗效报告，而对各种疗法的理论基础及本土化等问题涉及较少，深度不够。”
虽然谈话是心理咨询的主要方式和媒介，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心理咨询话语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临床咨询语料的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很多心理咨询师和研究者主要讨论的是咨询过程中语言交际技能的必要性以及提高谈话质量的方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咨询师的一些临床经验总结和定性分析。然而，对于心理咨询这一以会话为依托的、真实的、动态的交际过程本身以及这一交际过程中咨询双方具体的话语实践，很少有研究者从语用和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咨询双方的合作问题、会话结构、互动规律等。于是很多咨询师在咨询理论的宏观指导下进行咨询时，忽视了咨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微观层面，即会话交际层面，对咨询过程本身以及咨询双方的互动本质缺乏真正了解，从而使心理咨询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使来访者对咨询师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首次咨询后来访者脱落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