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城四面环山。我小时候的家位于福州西部的旗山之麓。祖上传下来一栋坐北朝南的木房子。据说我曾祖父有三个兄弟，老大享有双份的特权，先分走了朝东的一半房屋，老二和老三再平分剩下的朝西的另一半，老二自然先挑走朝南部分，我曾祖父排行老三，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得个朝北部分。这让我每天走出屋门，都要先和巍然矗立的旗山打个照面。旗山不是孤立单薄的一座山，它面向东方，纵向铺展几十里，排列着高高低低相互依连的几十座峰峦；纵深更是神秘莫测，只见白云缭绕着层峦叠嶂，连绵不断，要想探知它腹地里的真容，便只有走进祖祖辈辈踏出来的那条山路。
我第一次走上旗山的山路，还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打“野战”。几百名师生模仿解放军，头戴树枝野草编成的草帽，肩扛木头削成的枪支，排成一列纵队，唱着歌，喊着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着；大半天后，登上一座山包，再分为“两军”，互相搜索、射杀、抓俘虏，直到个个弄得灰头土脸，人人累得筋疲力尽，才随着收兵的哨声，跌跌撞撞地踏上归途。后来才知道，所走的这一段山路，只不过是旗山的边缘而已。
让我真正领略到山路本色，是在跟随妈妈进山砍柴之后。小学才读五年级，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让我们停课回家。农家孩子天生没有无所事事吃闲饭的命，不读书自然就得干活，挑水、扫地、煮饭、喂鸡、放牛，还有锄草、种菜、割稻……只要妈妈觉得可以让我干的活就都得默然承受。有一天，妈妈从生产队收工回家，带回一把小扁担，这是用毛竹专门加工的，比正常的扁担要短一截、窄几分，一看就和我矮小的身体、单薄的肩膀挺般配。
“人家的孩子都能进山砍柴了，你明天也跟我去吧。”妈妈十分平静地交代一句，就像现在城里的母亲吩咐孩子做完作业早点睡觉一样。
于是，追随着鸡啼声和妈妈的呼唤声起床，就着自家腌制的酸菜咽下一碗地瓜饭，我就扛起小扁担跟在妈妈的身后摸黑朝山路走去。许多的第一次体验也便在这第一次的经历中诞生了……
先是天蒙蒙亮时，眼前出现了一座石桥，号称“十四门桥”——石砌的桥墩上架起两块石板，下面自然就成了哗哗流水的桥洞，这样的桥洞一个连着一个，总共有十四个。石桥显得又窄又长，以至于脚还没踩上去，人就心虚得仿佛要落水。妈妈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幕，及时扭头吩咐“眼睛别往两边看，只要盯着我扁担上挂的绳子，跟着我往前走就行！”这一招真灵，居然就让我硬着头皮也走过了连闭上眼睛想想都后怕的桥面。等到挑着柴火返回时，我已经懂得怎样应付了，只管直盯着前人的背影机械地迈步就是啦！此后，这个经验让我使用了无数次，自然次次管用，无不奏效。
不过，更令人心惊胆颤的还在前方。绕过几处山崖，翻过几座山坡，走过几里崎岖狭窄的碎石路后，面前又横档着一条溪流。湍急的流水间露出一列书包大小的石块，虽然比练武功的“梅花桩”要大一些，也只勉强够放下两只脚，石块与石块间的距离也刚够我这种年纪的路人迈一大步；隔着几步远，旁边还会多出一块同样的石头，显然是专供两头来往的路人交会时使用。它也有个名称，乡亲们叫它为“桥钉”。初见“桥钉”，我惊吓得差点晕倒。我的妈呀！这也叫路？然而，我妈没等我叫唤，就断然发出指令“看我的样子，先踩上一只脚，再跟上另一只脚，站稳后，接着来，就这样一步步走吧！”示范走几步，她就蹬、蹬、蹬地跳过石块过到对岸等我了。情急之下，我只好挪动哆嗦不已的腿脚，颤颤惊惊地追随妈妈的足迹前行。那会儿，我内心突然间涌出了狠心、怨恨、委屈、无奈这些词语，奇怪的是当走完石块抵达对岸时，看到妈妈欣慰的微笑，这一切又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种胜利者的自豪充满心田，几乎想对着群山喊出来——我长大了！大人们能走的路，我也同样能走！
话虽这么说，但这绝对是一条不寻常的路，是一条艰难困苦的路。这条路，完全是祖祖辈辈在群山峻岭间踩踏出来的，就像有位大师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此，它只能依山就势，在人类原始的人力条件下自然拓展、延伸。都说“山路十八弯”，这条路却数不清有多少道弯，它一会儿穿过溪流，一会儿拐进草滩，一会儿越过山涧，一会儿攀上石崖，一会儿登上陡坡，一会儿伸向谷底……就这么弯弯曲曲、忽高忽低地向大山深处不断延伸。一路走来，或从峭壁旁贴身而过，或从草滩间披荆穿越，或一步一喘挨到坡顶，或弯起脚趾头使劲钉住路面挪下谷底，当然还有走在鹅卵石上的蹒蹒跚跚，以及过石桥和“桥钉”时的紧张与惊险……
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便经常跋涉在这样的山路间。顶着星星出门，背负夕阳回家，扁担很快换成了和大人一样的规格，肩挑的柴火也从二十多斤逐渐增加到三十多斤、五十多斤、八十多斤……自然，在这条几十里的山路上，我不知洒落了多少汗水，磨烂了多少草鞋，磨出了多少脚茧。但是，伴随着柴房里越堆越高的劳动成果，我也在不知不觉间收获着自信，收获着谨慎，收获着喜悦，收获着勇气和力量。这一切都悄悄地融入了我的躯体，凝聚成一名农家子弟的潜质，让我在离开家乡后，不管走在平坦还是坎坷的路上，都能够步履稳健、坦然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