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永不言弃的梦想
采访依然进行，茶香氤氲，背靠在沙发上的南总沉浸在对其创业之初艰辛的回忆中。在具体谈及那些时日的点滴时，南总似乎又回到了那些和同事们日夜奋斗的日子，又重新面临着那些在今天看来依然很难解决的困难，并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答案。
电力系统的工作没有让南振岐安于现状，在电力行业，南振岐清楚地认识到计算机始终是一个辅助行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了最大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南振岐开始了下海的尝试。虽然个人关系仍然在电力修造厂，但他已经开始在电力系统的计算机公司内锻炼自己，奉献自己的才华。通过一段时间，南振岐渐渐了解了商业经营，渐渐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计算机公司发展的路途，他终于下定了下海的决心。南振岐的生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成立工联：十年等待，终磨一剑
“1994年8月16日，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日的兰州饭店张灯结彩，鲜红巨大的充气拱门，五彩的升空气球悬挂的贺词，把古朴的兰州饭店装点得如同过节一样。十几年的积累，几十天的筹备，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时刻。我怀着兴奋与忐忑不安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当鞭炮和掌声如潮水般响起来时，我知道，我已经真正地跃上了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人生舞台。”
——南振岐
人生的路途中总是有太多的徘徊与犹豫，特别是在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有了在赛特公司的经历，有了自己创办小公司“恒达”的艰难，也有了改变现实的心境，更有着对未来的极大渴望，南振岐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公司，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是继续留在国企端着铁饭碗不放？还是真正脱离体制的限制商海弄潮？南振岐犹豫了。
正当南振岐徘徊在国企去留问题上时，蒋嘉麟先生出现了，他给南振岐那颗摇摇欲坠的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当时的南振岐，工作关系虽然还在原来的电力公司，但是他已经不满足于回到计算机室再搞程序编程那些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事情，而以前办公司时又因为种种原因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问题，初涉商海的南振岐找不到今后的路在何方，于是他在商海边上迷茫着，思考着。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会在某个油尽灯枯的时候出现转机。正在南振岐为责权、体制而苦恼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入他的耳朵。由于南振岐在赛特公司的出色表现，原单位即电力修造厂工会也准备出资成立一个电脑公司，并且计划由南振岐当负责人，于是电力修造厂的工会主席蒋家麟便出面与南振岐商讨成立新公司的相关事宜。当时的南振岐各方面发展都比较顺利，爱人也在厂工作，儿子也已经降生。南振岐实际上早就想把家里安排好，然后全身心地去下海，但是对于他而言，下海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凭借他个人的力量，难以一下子拿出注册创办公司的资金，而兰州电力工联公司注资这个消息对于南振岐而言无疑是解决了他最大的难题。
在跟蒋嘉麟谈及怎样办公司的事情时，南振岐在总结考虑了曾经在赛特出现的问题后提出，要办公司，必须由我南振岐说了算，哪怕是投资方给了较大部分的投资，而且公司的收益要与个人收益挂钩，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起公司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公司予以统筹，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由于有着超人的眼界，同时出于对南振岐的能力的信任，蒋嘉麟答应了南振岐的要求。但是为了考验南振岐的能力或者说激发南振岐工作的压力，蒋家麟也提出，电力修造厂工会三产公司兰州电力工联公司可以承担公司的大部分投资，但是作为回报，南振岐的公司必须每年给股东进行公司的利益分红，而且还做出了一条硬性规定——如果公司不能完成分红，或是亏损，南振岐就得用家产来赔付投资。
条件看似苛刻，南振岐还是答应了电力修造厂的要求，最终同蒋嘉麟谈成的条件为：电力修造厂以厂工会三产——兰州电力工联公司7万元作为投资，无论公司是盈利或是亏损，每年上交工会分红；若有任何临时借用资金，公司必须承担15%的利息。
在今天看来，厂里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但是对于当时的南振岐来讲，这已经是对他难能可贵的帮助。再加上南振岐也想到有压力才有动力，而且在运营赛特公司的过程中他已经锻炼了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他认为凭借他的能力，依靠公司，完成一年的目标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南振岐重新拾起了要在商海中弄潮的信念，答应了要求，依靠自己向电力系统“借”的7万块钱着手组建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兰州工联高新技术部。
由于是新成立的公司，所有东西都要从无到有，包括办公用品中的一张纸、一支笔都要从南振岐的腰包里掏钱购买。南振岐记得当时的办公桌都是雁滩做的，一部电话机就要四五千元，不但很贵，想买还要托关系。而且当时谈成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司的财务必须由工会派人看管。南振岐也能理解，认为这既是对他的监管，同时也是出于保证公司运作规范的考虑。其他工作人员则通过市场面向社会进行招聘。
此时的工联高新技术部，在名义上还是间接隶属于电力修造厂工会的一个三产公司，因为根据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单个出资方不能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司，而只能注册集体性质的企业。在当时的中国，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有着很大程度的限制，不像现在只要有钱就能注册成立，也不能以个人的名义组建公司，更不可能用一万块钱、两间办公室、三四个职工就在工商局完成注册。而且这种挂靠集体企业的性质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背靠企业，公司的业务范围有保障，这也是当时成立众多挂靠企业公司的原因。不过，即使工联高新技术部存在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于南振岐来讲，有这样的公司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不管性质如何，公司到底属于谁，至少在工联高新技术部里，南振岐成了真正的主人。有了这艘航船，有了这个平台，南振岐开始了自己新的征途。
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南振岐自公司成立之初就狠抓公司的宣传工作。由于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成绩，他与北京四通、联想、大恒等大公司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又发表了很多关于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论文，在计算机及CAD/CAM领域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同时又是甘肃省CAD协会的副秘书长，经常参加全国和省上的CAD学术交流会，认识了一大批计算机领域的人，于是南振岐就将工联高新技术部的成立大会放在了“甘肃省CAD/CAM学术交流会”上，并邀请了铁道部设计院、CAD协会、联想、大恒、四通等大的单位与厂商来交流会上作演讲和产品的展示，甘肃省企业或科研院所的许多计算机中心的主任、教授等也都来参加交流会，并在会上作论文的交流和测评。经过计算机特别是CAD界同仁的一致同意，“甘肃省CAD/CAM协会”从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转挂靠在了兰州工联高新技术部，以促进企业与协会互动发展。
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人脉关系，南振岐的起步看似顺利了很多。1994年8月16日，高新技术部正式成立，南振岐将公司开业典礼的地点选在了当时兰州的一流老牌饭店——兰州饭店。这一天，兰州饭店高朋满座，依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南振岐广邀业界名流、厂商代表、直接客户、大用户前来参加典礼，同时举办的甘肃省CAD/CAM学术交流会暨计算机展示会更吸引了广大计算机领域专家的光临，这无疑既是对工联高新技术部的宣传，更是对公司实力的展示，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影响力，也为公司后来的发展在业界铺平了道路。这是南振岐在离开赛特公司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虽然间隔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但此时的南振岐似乎已经找到了真正适合他遨游的海洋，所以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艰难起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鲜花和掌声过后，接下来便是真实而艰苦的日子。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公司创业时只有五六个人，而在电脑业务上熟练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虽然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实际上却集管理、维修、业务等诸多工作于一身。公司成员也不分老总与员工，更不分白天和黑夜，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有累一起受。这样的工作状态，几乎持续了整个工联时期。”
——南振岐
创业的日子艰难而辛苦，充满着无助与无奈，但是出身农家的南振岐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农家人身上的执着精神支撑着他迎难而上。工联高新技术部在一片赞誉声中成立，也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但是此时的南振岐还有顾虑，“工联高新技术部”是成立了，但它是不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呢？还有，他对上级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呢？在小公司遍地成立的年代里，生存是首要的，但是仅仅为了生存，这恐怕不是南振岐的目标。如果是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维持自己的生存，他又何苦自己创办公司？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正是因为有着更高一级的目标，南振岐不想把公司仅仅做成一个小打小闹的电脑零售商，因而他给工联高新技术部确定了“高起点、高速度、高效益”的“三高”战略。所谓的“高起点”就是公司的起点定位更高，借以区别那些遍布科技一条街的电脑零售商店；“高速度”就是资金的流动速度更快，服务的速度也更快，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高效益”就是盈利水平更高，综合效益更高，用自己多年的诚信度和公认的能力从厂家赊账进货，三到五天周转一次，薄利多销，使用户、厂商、公司共赢。虽然有着很高的定位，但是刚开始管理经验还不是很充分，当时也没有条件去讲现代的管理学，只能依靠南振岐自己的摸索一步一步往前走。
1994年，刚成立的工联实际上和许多电脑公司差不多，根本没有规范及科学的管理，更无人力资源可言。在硬件上，公司成立时只租了一层店面，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装了一部电话，这就是公司全部的家当。而公司的人员，当时只有原来在电脑行业工作过的两个人随南振岐一同创业。一个是庆阳的刘胜利，在跟着南振岐创办电脑公司前仅仅是个蹬三轮卖菜的菜农，但是在跟着南振岐创办公司的过程中，刘胜利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每天就跟着南振岐调试电脑，学习关于电脑的操作和维修的基本知识，不久也成长为这个领域里的能手。另外一个是甘肃建筑学校（现在的建筑工程学院）的职工于考勤，在跟南振岐做电脑以前曾创建过类似于轮胎厂的经销部，有一定的办公司的经验，于是就被南振岐任命为工联副总。电力修造厂工会主席蒋嘉麟则担任工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南振岐本人任总经理。
公司的财务人员都是由工会配备的，所以在财务上，工联的管理较为严格，财务的安全性也有了保证。这是电力修造厂工会对工联的监控，更是对南振岐本人的一种制约。
南振岐依然记得当时的一件事情：当时事业刚起步，南振岐的工资比他在电力修造厂时要低很多，但是凭借以前的技术和市场经验，南振岐还是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特别是市场营销方面，也有着明确的制度——包括南振岐在内的所有企业员工完成任务，利润的20%就可以作为提成当月及时兑现，所以南振岐的工资当时主要就是靠提成。有一次，有些会计和出纳向蒋嘉麟主席反映，南总这个月拿了几千块钱的工资。蒋嘉麟主席问他们南振岐为什么拿这么多工资，财务人员说是拿的提成；蒋嘉麟主席又问他们工联公司有没有制定拿提成的规范和方法，是怎么制定的，财务人员说有，具体办法是销售人员完成了任务，把款收回以后，减掉当月应当完成的基数，将超出部分利润的20%作为提成，然后由财务人员进行核定，确认后就可以兑现；接着蒋主席说，那就对了，有制度有方法，这对公司才有益，公司才能健康发展。
这只是当时的一件小事情，然而对于刚刚下海不久的南振岐来讲，却给予了他极大的肯定。南振岐放弃国企的工作而下海经商，其中有一个原因便是在国营企业的严格体制框架中，个人的努力和个人的收益并不能画等号，这在市场经济逐渐繁盛的年代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而此次，在公司盈利的分配上，南振岐引入了这样的激励制度，并且还得到了蒋主席的认可，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也体现了蒋主席与时俱进的管理方法。
后来蒋主席还跟南振岐说，当时工会经办的电力公司的门市部、洗衣店、舞厅等等都在资本金很少的情况下获得并上缴了不菲的利润，工联要竞争，要比他们做得还好，他也相信南振岐有能力将工联做得更好，这既给了南振岐肯定又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后来在公司的运营上，南振岐牢牢记住蒋主席的肯定和帮助，步步为营，稳求发展，也算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战略。
就像上面的事例一样，这种财务体制确实杜绝了假公济私等不良现象的出现，为工联早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发展基础，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联在电力修造厂里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南振岐依然非常感谢电力修造厂工会，感谢蒋嘉麟主席，是他给予南振岐一个宽容且又严格的发展空间，培养了南振岐在逆境中奋起向上的精神状态。虽然当时的许多情况也许并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种不尽如人意，这种困难，反而造就了南振岐做事规范、认真、努力的习惯。
工联公司经过南振岐的大力宣传和高标准的定位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起点高、形象好、位置好。在地理位置上，工联的地址就选在当时被称为电脑产业“金三角”的渭源路科技街。一直以来科技街不断地在发展壮大，成为整个兰州乃至于整个甘肃IT业的“金三角”，是甘肃的“中关村”。工联选址在科技街，是看中了这种优势资源的集群效应，有利于客户的集中采购。另外，工联有实力，南振岐已经在业界创下了很好的口碑，所以在舆论上，公司没有在小打小闹中徘徊和浪费较长的时间，而直接步入了大跨步的发展状态之中。
目标很高，而问题依然存在。此时的工联，7万块钱的资金除去租房、装修、购置办公用品及开业费后便所剩无几了。此时的南振岐，对于任何一分钱都是很看重的，从这样一件小事，便可窥见南振岐当时的心态及行动：公司刚成立时，有一天他一个人带着几个箱子给客户送货，天气特别热，嗓子干到快要冒烟了，但是他舍不得花钱买上一瓶矿泉水，最后是因为碰上了一个朋友才上朋友家喝了些水。而在稍稍休息之后，南振岐又重新踏上了送货之路。不是南振岐真的没钱去买瓶矿泉水，更不是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重利，而是因为南振岐清楚工联当时的状况，他要身体力行地践行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面对困境时所应该有的迎难而上的精神，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员工及下属效仿的榜样。
在账目上，因为不具有多少财会知识，南振岐就用最笨的方法来处理。每天晚上，南振岐不管有多累都要亲自把公司的进出货物重新记一次流水账，弄清楚每一笔账目的过程、每一天的业务量、应收应付账款、货物状态、发票状态、进出差价和重要合作伙伴的账目情况。那时候南振岐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而他的带头作用也带动了公司全体员工，大家都和他一样任劳任怨。酷暑时节他们经常晚上光着膀子加班装兼容机，太晚了就不回家，把公司的办公桌拼起来凑合着睡上一晚。由于那时房子里没有后窗和通风口，睡到后半夜经常会由于呼吸困难而被闷醒，醒来之后发现还有工作就继续加班组装机器或调试软件。这样的工作状态也给工联带来了超高的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