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农民的教育问题，是个长期的严重的问题。有些旧的农民干部，由于自私自利而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把他们换了下来，但新上台的贫下中农干部，又出现新的自私自利。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情况，又往往同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有关，所以对农民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教育，实在是个巨大的任务。
2.健全农村各种制度问题，特别是监督制度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农民很多不识字，中央很多好的政策（如“六十条”【6】），往往不能全部贯彻。制度不健全，少数坏干部则一手遮天，上下其手，把上面布置的许多好事办成了坏事（如1960年冬1961年春，中央拨了巨款给农民退赔平调物资。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少数坏干部从中贪黑中饱、徇私舞弊，却变成了他们发财的机会。把这桩好事办成了坏事了）。
3.如何具体贯彻执行“二十三条”中规定的四大民主，充分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问题。
4.干部问题。目前，一般社员有不愿当干部的情绪，干部人选存在困难。
最后，关于身体，对我这样一个患有多种慢性病的人来说，算是经住了一次考验，虽然掉了些体重（七公斤），总算坚持下来了，望勿念。
很早就想给您写信，以自己反省改造的任务艰巨，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可以向您报告，故迟迟未及动笔。这封信就算我向党、向您作的一个下乡后的简单报告。不知当否，请您批评。
此致
敬礼！
凌静【7】同志均此不另。
胡华
1965年2月24日
16 1966年12月19日写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文革会”等单位函
历史系“文革会”×××同志并请转治保会、公安机关：
今晚6时许，我在历史灶打晚饭时，四年级×××同志告诉我，说信箱有我一封信。我去拿了来。见封面写寄信人是“福州第一中学历史教研组×××缄”，信是12月16日发自福州（见邮戳）。拆开一看，是两张反动传单，叫什么“×雷”（第一个字我看不清）创刊号，署名是“中国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编”，并附毛笔字写小白纸条一张，上写“请——传阅、张贴、保存、翻印、转寄”。传单内容是敌人极端反动荒谬的造谣污蔑。现我立即将此传单并原信封呈交“文革”组织，并请转呈校治保会和公安机关，以便破此反革命组织，并请注意我校有无别人收到此种反动传单。
我16岁参加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长大，经历过多年敌后革命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我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有着无限深厚的热爱和忠诚。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有贴我的大字报，我认为共产党员经受革命群众运动的严格锻炼考验，以灭资兴无，是完全应该的。我一直抱着欢迎群众批评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敌人寄此传单来，我估计敌人或许可能知道有贴我的大字报，故施此卑污的想钻空子、挑拨离间、暗放毒箭的手段。这种伎俩是拙劣和可笑的，也是极端恶毒的。对敌人这种活动，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坚决破获消灭之。特此呈报。
此致
敬礼！
胡华
（1966年）12月19日晚6时半
17 1970年1月17日示长女胡宁
胡宁：
信悉。关于你的历史回忆，是你在很幼小的时候，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风雨。你生于1946年9月21日。由于国民党军猖狂进攻张家口，我们执行毛主席的“不以保守一城一地为目的，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伟大战略方针，在9月20日撤离张家口市（该市于10月10日最后弃守）。行军一天之后，你于21日生于张家口市以南的怀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只休息了几天，又继续行军，到察哈尔省南部的蔚县，后又行军经灵丘到河北的阜平——抗日根据地中心。所以，你在月子里是在革命战争的行军生活中度过的。满月以后，党分配我们到冀中根据地工作。我们又启程，从唐县通过平汉铁路敌人封锁线，是在黑夜里，由地方游击队派大车护送我们过铁路封锁线的。后经安国而到冀中根据地的束鹿县。路上夜行军，你得了百日咳。因父母要工作，把你寄养在一户贫农家里了。贫农夫妇每天要下地劳动，就把你反锁在房里，用四个大枕头围住，给你放点窝头。养母在劳动休息时才能回来给你喂奶，因生活失调，你曾发高烧。1947年秋，石家庄敌罗历戎部要进攻冀中，你曾转移到深县。
1948年石家庄解放，我们带你到了正定，进了华北大学的保育院。1948年秋，傅作义部进攻石家庄，你曾由我们带着行军到了邢台县。1949年春，我军解放北平，你也随我们坐卡车到了北平（京）。
总之，你是在革命战争的暴风雨里诞生的。在你婴儿时期至一两岁时，不断处在行军和动荡之中，头上有国民党飞机轰炸，经常要夜行军，尤其你刚诞生后，行军都要靠根据地贫下中农赶了大车护送。所以，你的生命同党、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是分不开的，同贫下中农的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支援是分不开的。所以，你永远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贫下中农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支援。
整党整团中斗私批修【8】，着眼点在讲自己怎样在毛主席、党和贫下中农哺育下长大，不忘毛主席、党和贫下中农的恩情，注意不要使人对你有炫耀自己光荣历史的印象。至于我，从小家境贫寒，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16岁参加革命，在前方10年，我能够为党做些工作，也完全是靠了党和毛主席的多年的培养……今后要走五七道路，同工农兵相结合。
爸爸
1970年1月17日
18 1972年2月14日从江西干校回家乡探母过春节示诸儿
宁、安、静、刚、芳诸儿：
你们都好吧！
我于9日自江西动身，由于春节火车不断误点及购票困难，在杭州、宁波各住一宿，至12日中午始抵家……奶奶大病之后，虽显龙钟衰老，但精神还好，还能在厨下烧火、洗碗，日夜忙个不停。家里里里外外都靠姑妈奔跑操劳照应。我年过半百，劫后余生，离别故乡34年后，第一次在故乡过春节，感触良深。展望党和国家，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蒸蒸日上，前途越来越美好。林贼败亡，极左思潮、歪风邪气正受打击，正气上升。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正在落实，心情是兴奋的，革命意志是旺盛的。且幸身体日益强健，老当益壮，尚可为党工作一些年，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深信总有落实在身上之日。
你们五人在外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英勇奋战，艰苦卓绝，捷报频传，也使我们老辈人高兴，你们互相鼓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步，争取日有可进。王铁人“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之句，以艰苦为光荣、以艰苦为幸福、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好好学习；做一个高尚正直的人，虽苦犹乐。青年时期经历艰苦的锻炼，是毛主席对后一代有意的培养，你们要好好体会党和主席的苦心，不要辜负党的期望。我在青年时期出门革命，十年不归，战火纷乱，出生入死；十年之中，以杂粮为主食，萝卜、白菜汤为副食，一年不过吃到一两次大米；黑夜行军，顶风冒雪，野地露营。比较起来，你们今天生活毕竟安定得多、条件好得多，深望积极努力，条件越艰苦，越能锻炼考验人。与日俱进，有厚望焉。爰作一绝句以志念：
示黑、鄂、吉、京诸儿
一家革命各西东，天涯思念月明中。
征程五七须勤奋，珍惜眼前无限春。
1972年春节
…………
我将于21日离家回赣。真是鲁迅所云“返家未久又离家”，他的诗“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亦可借赠你们。
专此，即祝
春节快乐、进步！
爸爸
1972年2月14日
于奉化
19 1974年10月16日致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外事组
党史系总支请转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外事组：
在我借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帮助工作期间，曾参加过一次接待新西兰外宾的外事工作。就是1973年10月间，根据国务院文物事业管理局外事处和外交部旅游局的指示和安排，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董谦同志和我两个人，在北京友谊宾馆接见了新西兰医生、科学家代表团成员道夫·宾。道夫·宾是新西兰汉密尔顿大学讲师，是威尔科克斯同志领导的新中友好协会汉密尔顿分会主席，原籍是荷兰人，他着重研究在1921—1923年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伦敦《中国季刊》上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根据上述外事部门的安排，董谦同志以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我以历史学会理事名义接见他们。由外交部旅游局两位同志任翻译。今年6月，道夫·宾赠送中国历史博物馆《马林纪念册》一本，历史照片五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给我的信各一封，交给我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转到我国外交部美大司，由美大司交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事处，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道夫·宾在信中提出，他请求今年8月到年底，到中国来进行研究工作和进修中文，明年上半年则赴荷兰研究马林的档案，要求我们答复。历史博物馆党委会经开会研究（我参加），认为我们对道夫·宾的政治情况不太了解，对于是否同意和邀请道夫·宾来华问题无法表态。此事仍请外交部门斟酌决定。历史博物馆党委把道夫·宾的全部来信转回了外事部门。此后，我不知道外事部门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现在由师大党委转来道夫·宾由新西兰给我的来电云：
北京中国历史学会
胡华教授：
请答复我1974年6月4日的信，将作新的安排，将出去旅行，首先到荷兰。
新西兰维克多·汉密尔顿大学高等讲师道夫·宾
此事，我仍无法表态。是否请师大党委外事组将此来电及我的这一报告，转外交部美大司或旅游局研究处理。如果道夫·宾是友好人士，则在外事礼貌上如何处理为好，请参酌。
此致
敬礼！
胡华
1974年10月16日
附：致道夫·宾电/函
（1974年10月23日胡华遵照北京市委外事组和北师大外事组的指示，拟复道夫·宾电文，并由北师大外事组转北京市委外事组发出。）
新西兰
维克多·汉密尔顿大学高等讲师
DovBing（道夫·宾）先生：
来电敬悉。关于您申请来华再次访问和进行研究工作的计划，请您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北京中国外交部联系。顺致问候。
北京胡华
（1974年11月5日胡华据北京市委外事组见改为书信，拟稿。）新西兰
维克多·汉密尔顿大学高等讲师
DovBing（道夫·宾）先生：
您好！您1974年6月4日的来信和10月15日的来电，都已收到。迟复为歉。
关于您准备再一次来华访问和进行研究工作的计划，记得在1973年10月董谦先生和我两人同您在北京会面的时候，董先生和我曾经向您表示，希望您到时候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联系商洽。现在仍然是请您同中国外交部门联系商洽为荷！
知您将先到荷兰，祝您旅途愉快，并祝您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就。
专此简复。
敬祝安好！
北京胡华
1974年11月6日
20 1976年12月21日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
耿飙同志：
首先，在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斗争中，祝您健康！
现在，我将我写的一篇《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送请您审阅和指正。望您在百忙中能抽些宝贵的时间过目和指示。
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身世和青少年时代了解得很少，迫切地希望了解，而国内外对总理这一段历史的讹传（如日本的国木隆三所写的《周恩来》，在我国群众中被广泛传抄）以至歪曲，则较为严重。因此，在党的宣传口您所指示的“多宣传周总理”的号召下，我突击先赶写了这一篇。目的是：一方面，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材料，以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和缅怀周总理青少年时代的光辉榜样；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澄清国内外的一些讹传。我所写的内容，都有较为可靠的根据（附另纸说明）。
1月8日总理逝世一周年快到了。人民深切地悼念着敬爱的总理，恳切地要求多学习和了解总理的生平。此文可否在1月初的《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或《北京日报》发表或连载；或在《红旗》或《历史研究》刊载。望您斟酌处理。我也送了叶副主席一份，希望他老人家能过过目。也送了《人民日报》一份。我的水平低，未知能否适合和达到党的宣传要求。
我是1938年到陕北公学参加革命和入党的。1940年以后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当中国革命史教员。全国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工作。当过吴老（玉章）多年的学术助手。人民大学被取消后，现在在北京师大党史系工作。
如有何指示，也可请沙丁同志转告。
敬礼！
住址、电话（略）。
胡华
1976年12月21日
21 1977年11月29日致何干之夫人刘炼
刘炼同志：
您好！
有件事早想告诉您，因我近十天一直在参加市人代会，还需数天，故先写此信给您。
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为青少年编写一本《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的故事》，我送请邓颖超副委员长审阅。11月15日、24日，邓大姐两次派程秘书【9】来转达她的修改意见。第二次程秘书来的时候说：邓大姐还问起了人民大学的情况，问起何干之同志，问何干之同志是怎样逝世的。她说她认识何干之同志，请程秘书托我转达她对何干之同志家属刘炼同志的问候。谨此，先写此信奉闻。详情面谈。
此致
敬礼！
胡华
1977年11月29日
22 1978年6月9日致人民大学党史系何东
何东同志：
关于成老（仿吾）叫写人民大学阶段的简史任务，原叫杨先材同志去，您说杨先材较忙，有困难。但今早校长办公室高承宗同志来通知，星期三上午成老就要召集这几个写作人员去谈。此任务主要是近一两月内暑假完成。我看看我系名单，似感也没有更合适一点的人。杨先材笔头还可以，又写过吴老（玉章）和人大简史，较熟，是否还是他去？把他的工作往后推推，安排一下。（如有更合适的人，也可请您安排。）总之，得在星期三以前，决定并通知到本人。星期三上午8时一刻要上车到成老处去。
专此
敬礼！
胡华
1978年6月9日上午
23 1978年6月26日致人民大学成仿吾校长、郭影秋副校长
成校长、郭副校长：
兹将我们出席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由于光远、刘导生、黎澍等同志主持。在天津召开。出席的有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省、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各地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历史学工作者代表180人。我校由清史研究所戴逸、李华和党史系的我，共3人为代表参加。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6月13日至15日，3天，主要内容是在历史学领域深入揭批“四人帮”流毒。先由于光远同志作报告，主要讲肃清“四人帮”流毒，解决“心有余悸”问题；关于讨论历史学规划，是为8月全国社会科学三年、八年规划会议作一个预备，并促成各地迅速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和各门史学的研究所，促成成立各门史学的学会。
接着由《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同志介绍了当前理论界围绕《光明日报》特约通讯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展开的争论。
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同志作了《“四人帮”的出现及其灭亡》的报告。
在这3天的报告和揭批发言中，我校由戴逸同志作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发言，反应良好，稿子被《历史研究》要去。
会议的第二阶段，自16日至20日，是讨论《全国历史学三年、八年规划纲要》（初稿）。先由刘导生同志作报告，指出，自1949年至1977年，国外及港、台出版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学的著作，共1 864册。我国国内出版历史著作365种，资料198种，共667种。要求大家对《全国历史学三年、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修改补充意见，报告本单位能承担哪些项目。提出迅速整顿、恢复各地研究机构，专业人员迅速归队。
会议分五组讨论：古代史组、近代史组、现代史组、世界史组、民族史组。戴逸参加近代史组，李华参加古代史组，我参加现代史组（并担任召集人之一），参加现代史组的约30人，以各地党史教研室负责人为多。古代史组人数较多，世界史、民族史两组人数略少。
19日下午，大会总结发言。先由各组召集人作各组讨论汇报发言。我代表现代史（党史组）向大会作了汇报发言。后由刘导生同志作总结发言，指出，会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落实研究项目（包括编纂资料）500多项。酝酿成立研究会13个。戴逸参加了关于成立太平天国研究会、马列主义史学研究会的酝酿。我参加了关于筹备成立现代史（党史）研究会的酝酿。
这是个规划、交流、座谈性会议，距离项目落实还有个很大的努力过程。
20日，代表们去遵化清东陵参观了乾隆裕陵地下宫殿及慈禧陵和她的罪行展览，参观了蓟县辽代独乐寺古建筑。21日参观了南开中学周总理读书原址及总理青少年时代展览。
专此简要汇报如上。
此致
敬礼！
党史系
胡华上
1978年6月26日
24 1979年4月20日示刘涓迅【10】、胡宁
涓迅、胡宁：
上次涓迅取去的我的手稿【11】，如要付排，还得请你俩费神用稿纸抄写一份，把原稿保存下来。因这件原稿是我保存了30多年的手稿（与胡宁同岁），拿去付排，就排脏了。…………
安好！
华
1979年4月20日
又：
黄源、樊廷荫，1946年10月张家口失陷后变节。原稿上名字不必去掉，可加注。电灯公司这两个老工人一直是好的。如要印，可把《群众》上那篇《怎样领导工人斗争的经验》一文附在后面。如付排，清样我得看一遍。
25 1979年6月5日致郑州大学陈志凌、周文顺
陈志凌、周文顺同志：
你们好！收到来信。我因在山东开会，至5月31日才回京，谅你们已知。未能见面接待，甚歉！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会，我是积极支持的。既然何长工同志愿任总顾问，李维汉同志也支持，这就很好。你们大家要我担任会长，我是愧不敢当。这事需要大家酝酿成熟、意见一致。如有更合适人选更好，总之，不管什么名义，我总是竭力支持这一工作的。
关于会址，既然郑州大学发起，省委也支持，最好设在河南。北京因人大校址紧张，人们来京困难，开会找地方不易，人大经费也短缺，困难较多。如陕西人民出版社积极，则与该社挂钩，设在陕西亦可。经费问题，最好是地方上，哪个省或哪个省的人民出版社，或社科院有积极性，就在哪个省解决，无非是开会时解决住宿费及打印稿件的经费，以分散到地方上解决为好。北京这里，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及革命博物馆、军博、中央党校，我均可联系一下。但民间性的研究团体，恐怕要科研组织局出钱，也有困难。名誉会长，不知李老（维汉）是否肯担任，你们与他联系过，最好你们先同他商量。也是响应他五四谈话的号召。总之，我的意见，先采取协作形式开展这个研究会的活动，由你们约请各院校写出书稿来，有了书稿，就好办了。冬季广州的会【12】既已定下，可在广州开。他们会欢迎的。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敬礼！
胡华
1979年6月5日
26 1979年7月16日致陈志凌
志凌同志：
信悉。你们写信给耀邦同志并得到他和中宣部的支持，我很高兴。你们又找了郑州大学副校长，得他支持出内部通讯刊物。我想常设机构还是设在郑大好，你们推举出二位副会长，建立一个办公室或秘书组，向郑大党委正式呈报一下，请郑大支持拨给一些联络经费，其他有关承担编写的院校，也可推出副会长，副会长不妨多几位。
既蒙大家热情推举【13】，我实际只能挂个名帮助出点主意，书稿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好。因为每个党史人物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只能由协作单位认真调查核实，文责自负，陕西人民出版社只能做文字编辑工作。
今冬如蒙广东高教局支持在广州开会【14】，讨论些共同性问题，这样很好。这就需要广东高教局批一笔经费，安排住处，落实下来，则我争取也来参加。讨论些共同性问题。
胡华
1979年7月16日
27 1979年8月致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曾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
曾三、文彬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担负着培养全国高等院校师资和科研人才的任务。全系现有教学、科研人员80余人。但建校30年来，我们一直未能取得利用党史档案资料的方便，敬爱的周总理曾三次以我编写的革命史小册子关于“刺廖案”史实失实为例，指示党史工作者要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要为党史研究工作服务。
现在档案工作恢复，曾三同志已批给我们一部分影印党刊。我们非常感谢！
最近，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姚）依林、（冯）文彬、曾三同志的讲话，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我们殷切地希望能首次批准党史系正副系主任5人、教研室正副主任2人、系资料室主任1人及档案系党的组织史教研室负责人（曹润芳）1人，共9人准予阅看中央文件汇编。
敬望审批支持为感！
胡华
1979年8月
28 1979年9月11日致郑州大学党史人物研究会办公室郑发全、陈志凌党史人物研究会办公室
郑发全、陈志凌同志：
收到《内部通讯》第一期，读了耀邦同志、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的指教和热情支持的谈话，非常感动。
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来过了，他们说，纸张和印刷能力没有问题。（书）定名为《中共党史人物丛书》，他们同意，我也没有意见。如果是月初能发稿一两本书，今冬能出版，那是很好的。
我们都在高等院校当教员，所以开会【15】时间最好定在学期终了后，可利用寒假，大家可以加班。教育部门都穷，为了节省，也考虑广东省接待工作的困难，人数必须控制，我初步设想，参加单位各出一人，共一百多人样子。这件事要同广东省高教局商量。我即写信给广东省高教局李又华【16】局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林仲同志和李加人同志，请他们考虑一下，由广东省高教局或文教办或社联、社科所同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召开。请广东同志安排住处，拨一点印刷和活动经费，也作为广东省的一个党史方面的学术性的活动。也可以请一些人作党史人物问题方面的学术报告。何长工老如能光临，那就更为隆重了。各省出席会议的同志，差旅费由各单位自己报销，会期不要超过一星期。内容我想主要是一个规划性的会议，大家研究如何分工协作，各地如何就地取材，以及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写，同时也可以谈一些写作的原则，指导思想，如何解放思想，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各地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要提出自己承担的题目和完成的时间等项目来，以便落实。我们是群众性的学术活动，还需争取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和中央档案局的领导与帮助。而这次会，则要争取广东省委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领导，才能开成。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对党史学术活动很关心，也要争取他们的帮助。
你们已得郑州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拨给一部分经费，编印通讯，进行通信联络工作，我们大家都很感谢郑大领导上的关怀，也感谢你们几位的辛苦。
我国革命中，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千千万万的同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事迹也逐渐湮没无闻，我们活着的人，想起这些，心里是不能平静的。尽管困难不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大家来起步吧！作为传记，在力求准确的原则下，长短繁简，可以不拘一格，文体也可以活泼些，百花齐放。目的还是通过人物成长过程了解社会，取得经验，树立榜样，激励后人。
以上意见供参考。
敬礼！
胡华
1979年9月11日
29 1979年9月致哈尔滨工业大学夏庄合
庄合【17】同志：
您好！
寄上8月13日在哈尔滨的合影，留念。
波鸣【18】同志是我生平最要好的亲密战友，他积劳成疾、过早逝世，忽已20年，真是令人神伤。此次得临墓前一哭，也是告慰老友于九泉之下。见您在困难中已把孩子们拉扯大，真是辛苦您了。老太太尚健，亦甚慰。
我8月22日飞京后，见小侯（慧贞），知您已来京，但我接着又出差承德，故未能去看您。再来京时，望请来舍下。
此次承您全家热情接待，非常感动，并谢谢张文同志和那天做菜的两位老师。
专此
敬礼！
胡华
1979年9月
30 1979年10月31日致陈志凌
志凌同志：
你好！
寄来的第二期通讯收到。我昨日（30日）上午到革博同李维汉同志座谈党史，向他汇报了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近况，说明已有150个单位参加，约有150个人物的写作计划，已有20本初稿，10本基本定稿。我请李维汉同志：（1）呼吁解决看烈士档案问题；（2）请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加强领导问题。李老说：这事我很关心，郑州大学的同志来过后，我对社会科学院温济泽同志谈了，他也很热心，领导问题，你们找他好了；看档案这类问题，也可请他帮助逐步解决。他说，主要还是写烈士传，不仅要写有全国影响的上层领导的烈士，也要写中层、下层工作的烈士。领袖有全国性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有一条战线的领袖，也有一个地方、一个工厂、一个农村的革命领袖，他们对当地都有影响、有教育意义；我们革命胜利，主要是靠他们在艰苦的年月牺牲流血得来的。他说，你们推动组织这个工作很好，对我们许多烈士，活着的老一代人一死，事迹都无人知道了，你们是抢救材料的工作，我也是被抢救的对象之一，我80多岁了，所以也愿讲一讲，虽然我知道也不太多。党史只有弄清了事实，才能编出好的党史来，其中，人物传记很重要。
李老的指教，对我们这一工作很重要。我即写一信给温济泽同志，希望他12月参加广州会议【19】，我想你是否以研究会名义，专门给他写一信，邀请他一定去。我的意思，最好由他来当会长，我们有些人当当理事也就行了。这样工作进行起来会顺利很多。
我今日到中央档案馆，看重要档案陈列，也同档案馆负责同志谈了此事。看档案问题，看来需逐渐解决，能看履历表及自传，就很好。
专此
敬礼！
胡华
1979年10月31日
附：对几本烈士传，请清庆瑞同志看了，提些意见。附上。
31 1979年12月21日致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彭明、陈志凌
彭明、志凌同志：
今日来西郊【20】上班，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温济泽同志主动打电话来问此会【21】情况，我在电话中作了汇报。他说接到请柬，本拟来参加，临时因忙未成行，有信给会议（我未看到）。他答应在党组会上提出重视此事。我已去信杨世兰，叫给他、梅益和李维汉同志各寄一份简报去。
你们审稿后【22】，如果觉得这些稿件均已达到出版水平，质量较好，则可全部出版。如果有的质量不理想，一时又改不好，需重新加工，则宁缺毋滥，可以少出几篇，不一定是10篇，成熟几篇编出几篇。
我想，第一卷一定要“首战必胜”，打响第一炮，使社会上有一个良好的印象。这一点，望你俩和各位编委一定把住关。个别情节有出入，是难免的。总的文稿质量，要维护一个较高水平。会章、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理事会名单可在书后印上，以推动此会发展。如果你们觉得质量不错，则把编委会名单在后面印上亦可（不必写各人单位），请你们酌定。
又，今日中午我已向彭明夫人说，彭明同志向您献花两株，他公毕回家，请放心。她很高兴。老彭放心可也。
专此
安好！
（1980年元旦，教育部要请一些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师开茶话会，我已推荐了老彭，你最好元旦前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