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三十年改革的大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
短期来看，变革期间，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但长期看，是普通大众的理念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如果老百姓的理念变了，这个社会一定会变。问题只是以何种方式变而已。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走在大众的前面，那就是改革；反之，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落后于大众，那就可能是革命。
未来改革的总目标未来的改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大的、长远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长远目标，脑子里只是想着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我们就可能误入歧途。我特别烦人们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下半年形势会怎么样？我说三年以内的事我不关心，你问三年以后的才可以讨论一下。但可惜我们现在的好多人就是只关心现在，下半年投资会怎么样，消费会怎么样，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多少，等等。我不是说关心短期完全不对，但如果你没有大的理念、长远的愿景的话，应急性的政策很可能出问题。
我想，中国未来三十年改革的大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有了这个使命，再看我们一步一步怎么做，即使中间出一些问题，也没什么可怕的，没有一个大的历史变革中间不出一些问题。前面讲过，改革前二十五年一样充满惊险。有人说现在改革到什么深水区了，摸不着石头了，所以难办。我觉得，其实不是什么深水区的问题，而是我们有些人根本就不想过河。改革首先是一种理念，有这种理念后，其他的我觉得都好办了。
在我看来，我们好多所谓的“河”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河，脑子里没河就不会有河。如果脑子里到处都是河，那我们一步也不敢迈出去。所以我说，我们首先要定一个大的目标。你也不要期待着有了一个大的目标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实施。那不叫社会变革，那叫作工程。我们现在有好多自然科学、工程学出身的人管社会，所以创造了好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社会哪是一个工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每天在想些什么？你只有给他自由，结果在相互碰撞当中自然会出现的。如果一个体制可以被设计好的话，那要市场干什么？那我们的计划经济早就成功了，哪还有市场存在的余地呢？当然，我不是完全否定整体设计的意义，但是我觉得理念比所谓的设计更重要。邓小平改革就是因为他有个理念，在改革的过程中再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策略。
“摸着石头过河”比设计更伟大，更可行。包产到户不是设计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个体户不是设计出来的，私有企业也不是设计出来的。相信人，相信人性，给他自由，他就会创造。
未来改革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二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方面，一是放开市场，二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我们必须有自由市场的理念，必须废除众多的政府审批和管制，这些审批和管制不仅损害效率，而且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十年前已经上路，如果继续按那个路子走到现在，应该已经完成了。但我们中间停顿了，现在必须重新启动。
国有企业改革经济改革方面，我重点谈一下国有企业改革。
现在国有企业太强大。我认为，任何国家，如果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降不到10％以下，就不能叫市场经济。我不是说完全不要国有企业，但是必须把它限制在极少数行业。10％是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前，英国的国有企业在GDP中的比重，但即使10％，英国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有效运转了，所以撒切尔夫人才开始私有化改革。我们现在是35％到40％，而且最重要的部门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没有办法进入。
我们必须要突破一些理念。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我想不通。历史上看，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不是先有了国有企业才有了共产党，那它怎么就是你的执政基础呢？另外，苏东共产党垮台时，恰恰是国有企业完全控制工业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强大，还领导着国家，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年发展了好多非国有企业。如果我们过去三十年不发展非国有企业，如果我们还是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我想中国共产党今天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从历史上是讲不通的。理论上讲，现代国家的统治权，绝不能建立在国家对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统治权，是西方中世纪封建领主的统治权，那时候，我之所以有司法权，是因为土地是我的领地，在我土地上的人民，就是我的臣民，都得接受我的统治。现代国家不能变成一个像中世纪的领主一样的政权，依靠资产所有权获得统治权没有正当性。现在的统治权一定是超越所有权的统治。
关于国有企业的作用，还有好多的误解，比如说这个行业离不开它、那个行业离不开它，好像一旦没有了国有企业，整个国家就完蛋了，老百姓就没法活了。你觉得离不开它是因为你从来不想离开它。原来的计划经济下，每一个针头线脑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现在国有企业不生产这些东西了，我们就买不到了吗？不仅买得到，而且质量更好，数量更多！我们现在宣传的好多所谓国有企业的“贡献”，比如国有企业贡献了多少税、多少产值，解决了多少就业，都存在严重的误导，因为这些宣传只看事情的一面，不看另一面，只看产出，不看投入。以2011年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的42％，但创造的产值只有27％。
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共27个孩子，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你能说乾隆皇帝的生产率是我们的27倍？不能！他生产率高是因为他占有的资源多，因为他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他占有过多的资源，本身就损害了别人的生产率，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后宫有3000个女人，外面就有3000个男人找不着对象，他又把这3000个男人变成太监，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不仅大大约束了民营企业的成长，降低了社会的生产力，而且导致社会道德的破坏。调查一下国有企业内部的用人情况，一定是各种裙带关系，没关系的人很难进得去。如此，你怎么让老百姓讲道德？国有企业对社会公平、社会道德的破坏，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生产单位，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
国有企业改革其实也不难，只要你下决心，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简单多了。现在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上市了，政府要做的无非就是如何转让股份的问题、出售资产的问题。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可以分给老百姓，也可以卖给私人企业，而且不需要一步到位，可以分步去做。比如，政府现在持有国有银行的70％、80％的股权，你先降到50％，还是你控制，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变。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减到30％，再过一段时间减到10％，直到最后彻底退出。在这个逐步减持的过程中，公司治理逐步完善，最后变成真正的民营企业。
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建立法治和民主。我们必须承认适用于所有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西方讲的自然法，对应于中国人讲的“天理”“天经地义”，是出于人的本性、人的生存、人的幸福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天经地义的东西我们怎么能不承认呢？不承认这个价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伤天害理的事。任何制度不能伤天害理，不能违反天理，不能违反自然法。我们生活中的法律都是人定的，但是有一个比人定的法律更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如果没有那个更高的法律的话，任何统治者都可以随便定法律，就无法治可言。
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落实宪法和建设法治。八二宪法基本是好的，但没有真正地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各项自由、司法独立，以及人大选举等等，都有待切实落实。
政治改革的第二步是民主。民主化应在法治化之后，没有法治的民主可能会变成暴民政治。民主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香港的功能团体选举和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从西方历史上看，宪政和民主是两个阶段，君主制也可以是宪政的，也就是国王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制是独裁制，是暴政。其实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好多人，包括孟德斯鸠，都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民主政体。
我想这就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可以做成的事情。我知道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不大可能，但我还是比较乐观。三十年后，主导社会的是90后、00后的人，他们可能不会愿意生活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比如说互联网，它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像吃饭穿衣一样，你没有办法关掉它。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试图跟新技术对抗，如果你硬要跟它对抗，只能引起更多的怨恨。你今天把这个关了，明天把那个关了，人们不可能没有不满。比如说谷歌，它已经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科研手段了。你做研究时，查资料、找数据、找索引，都可以在谷歌上做。我们现在不能享受人类进步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种新的文明，时间长了，科研人员能没有怨恨吗？他们会有怨恨的。
历史的变化，有时候似乎很长，有时候又似乎很短。前面提到，美国从独立到黑人获得选举权，用了近两百年，但从黑人获得选举权到第一个黑人当总统，也就花了43年的时间。
未来十年，是我们改革唯一的窗口期。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有一些特殊的背景、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也许使得他们保持了足够强的领导力，有助于我们的变革。我说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年不做明年还可以做，明年不做后年还有机会做。这十年不做，下个十年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拖得越久，难度越大。十年前你能挑起100斤往前走就行了，现在你得挑起150斤，如果你说我只能挑120斤，那是不行的。再拖十年，那就不是150斤了，而是250斤的担子。
短期来看，变革期间，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但长期看，是普通大众的理念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如果老百姓的理念变了，这个社会一定会变。问题只是以何种方式变而已。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走在大众的前面，那就是改革；反之，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落后于大众，那就可能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