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托马斯·潘恩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于语言腐败。
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35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等，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于语言腐败。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撮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三十多年后，他们的阴魂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才变成社会公害。奥威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部门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自由就是奴役；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并不远。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闭上眼睛想一下，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人民代表、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等等，或许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已经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一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人民代表”的本意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委托、替人民说话和办事的人，即使一个人实际上是在为人民说话和为人民办事，如果他没有得到人民的正式委托，也不能称为人民代表，因为那样做是侵权。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在形式上也通过了投票程序，但这个投票真的是完全出于投票人自由意志和良知的选择吗？我看，“投票”这个词恐怕也腐败了。再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
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控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力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人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而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事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得显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殊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二十多年前苏东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关涉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就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不妨换个新的说法。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35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