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中国的丞相制度因其而改变
胡惟庸(？-1380年)，安徽定远人。
1355年(龙凤元年)投朱元璋。历任主簿、知县、通判、佥事等。1373年(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后进左丞相。洪武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太祖穷追党羽，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被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谋臣之一，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设丞相。
胡惟庸案之谜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另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着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销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销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它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因当时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推举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刚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才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销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杨荣——四朝元老、仁宣盛世的台阁重臣
杨荣（1371-1440年），字勉仁，建瓯丰乐人，明朝政治家、理学家，中国着名宰相之一。历四朝元老，官居相位20年，为明朝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杨荣是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任翰林编修。壬午之变，明成祖朱棣登基，很赏识杨荣的才干，因而选入内阁，是当时内阁成员中最年轻的，后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太常卿、工部尚书、，尚书大学士，正统年间追封太师。永乐十八年(1420年)，杨荣任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力主迁都，促成明王朝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规模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为扩大中国版图，明成祖5次北征、西征，都由杨荣陪同。永乐二十二年夏，明成祖途中病故，杨荣一面严锁消息，一面派人赶紧进京做好治丧和继承皇位的工作，果断处理和避免了一场危机。宣宗继位不久，汉王举兵叛乱，群臣无策，杨荣陪皇帝“御驾亲征”，平息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仁宗、宣宗时，杨荣和杨士奇、杨溥一起辅政，史称“三杨辅政”，此期为“仁宣盛世”，与杨荣辅政分不开。
杨荣好诗文，和杨士奇、杨溥等多有唱和。由于“三杨”是台阁重臣，他们的诗风便直接影响了从永乐到万历年间的诗歌创作，时称“台阁体”。
三杨辅政之一的明代重臣
三杨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溥为“南杨”，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三人皆于建文时入翰林院，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洪熙元年(1425年)宣宗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宣德九年(1434年)迁礼部尚书，值内阁如故。杨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晋文渊阁大学士，仁宗时晋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宣德时汉王反，主张皇帝御驾亲征，五年(1430年)进少傅。杨士奇在仁宗即位后晋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兼兵部尚书。三杨中杨士奇受知于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在文渊阁任事四十年，任职时间之长为有明一代之最，论事存大体，请免赋薪、减官田、理冤滞、汰工役、抚逃民、察墨吏，民皆大悦，善识人，所荐皆名士。杨荣警敏通达，善观察形势，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且周习地理、边防，时人比其为唐之贤相姚崇。英宗即位初年，三杨共佐朝政，多所扶正，如练士卒、严边防、罢侦事校尉、慎刑狱、严核百司等。三杨入内阁时日很长，共掌朝政，辅佐三朝，海内清平，对“仁宣之治”功莫大焉。
杨荣于建文元年（1399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建文四年（1400年）成祖初进应天。杨荣马前迎谒：“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警悟，立即趋驾谒陵，杨荣自此受知。
成祖初建内阁，杨荣与解缙等入阁参与机务。其后进右谕德，右庶子，侍诸皇孙读书文华殿。历任翰林学士。仁宗即位，进太常卿、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正统三年（1438年）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
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永乐五年受命往甘肃规划军务，所经四川形势，城堡险易，军民休戚，道路远近等，都细心考察，回奏于英武殿，成祖深表满意。同年，成祖命右都监何福为甘肃总兵，永乐七年，何福奏脱脱不花等请降。杨荣奉命邀同何福受降。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资议王，把尔索马为安乐王。六月，给事中郭骥出使瓦剌，被本雅失里杀害。七月命何福进讨，福败战死。成祖亲征，杨荣将中军御膳所余粮补给，并下令中军，凡借出者，还累倍偿，军粮得以解决。
永乐十年，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极称叛寇老的罕逃去蒙古，将为边患。成祖命守陕西丰城侯李彬率师进击，仍命杨荣前往经略。这时，李彬正在计议进兵策略。杨荣还奏戎狄时叛时服，不需动用大军进攻，且隆冬不宜用兵。有罪不过数人，不致造成大患。成祖准奏，敕令李彬不出兵。不久，叛者都来归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