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舍家有个做银匠的，名叫龚美，要到京师去做生意，德妃便去找着龚美，要与他一起结伴同行。龚美不肯答应，德妃笑着说：“盘费不用忧虑，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拖累你；我们可以认作兄妹，沿路上有人查问，我自有话回答，必无意外之虞！”龚美没法推辞，只得答应了，携带她一同上路。
德妃到了路上，便打起花鼓，看的人见她生得花容玉貌，唱得珠喉婉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别有节奏，格外多给银钱。起初德妃一个人打着唱着，后来龚美见打花鼓很可以赚钱，也制了一面小小的铜锣，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一路之上，逢州过县，哄动了不少的人，收入的银钱，不但德妃吃用不完，连龚美也沾了不少的光。
不日到了京师，龚美仍去做银匠，德妃把沿路赚来的几个钱用完了，只得又去卖艺。京师比不得别的州郡，忽然来了个打花鼓的女子，大家都没有瞧过这玩艺儿，争着前来观看。内侍等遇闲暇，就相约去往听鼗，渐渐地轰动都城。此事渐渐地传入宋真宗耳内。真宗此时尚未被立为太子，年少好奇，便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此时德妃只15岁，真宗初见德妃的芳容，已目眩神迷，德妃也有意地目挑眉语暗暗传情，惹得真宗意马心猿，一刻也忍耐不住。回至邸中，立时令内监把她召入，作为侍女。德妃生性聪明，也乐得移篙近舵，真宗与她胶漆粘合，情投意合。
到得太宗晏驾，真宗即位，将德妃封为美人。不久又封为修仪，进位德妃。刘德妃性情极其灵变，在郭皇后面前，侍候得十分殷勤，就是于同列杨淑妃，也相处得很好，宫中尽皆称她贤德，真宗越发宠幸。
郭皇后连生三子，都生下不久早殇。杨淑妃生子也如此。真宗望子心切，选纳宰相沈伦孙女为才人。沈女的父亲曾任光禄卿，杨淑妃家世也有背景，只有德妃出身寒微。郭后驾崩，这三位妃子都有继位中宫的可能。德妃表面虽然谦和，内里却十分忌刻，只盼自己生一个皇子，皇后的位置就唾手可得了。但她始终不能怀孕。于是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暗令侍婢李氏侍候真宗。李氏生得容貌婉丽，性情柔和，原是杭州人，父亲李仁德在吴越王时曾任左班殿值。吴越归于宋朝，李仁德迁徙汴京的途中染疫身亡。继母携所生子改嫁，剩下李氏孤零零的无以为生，遂削发为尼。刘德妃偶至庵中礼佛，见李氏相貌娇美，举止从容，知是大家闺秀；与之谈论，又知书识字，应答得体，德妃因与自己同病相怜，就将李氏带出尼庵。
真宗召德妃入宫，李氏也跟进去做了侍婢。德妃因为自己没有生育，思来想去，只有李氏是亲手提拔起来的，而且性情柔顺，胆量很小，不怕她争娇夺宠，倘若生下一子，自己取来抚养，只要事情做得秘密，也就与亲生的一样了，因此命李氏伺寝。李氏的生死荣枯，都在德妃手里，自然从命而行。李氏娇媚动人，婉转柔顺，竟在当晚珠胎孕结。十月满足，生了一子，就是后来的仁宗。德妃从襁褓中把孩子抱去，作为亲生，她嘱咐左右，以后只说皇子是自己亲生，不得泄露出去，一面暗求真宗，册立为后。
真宗次日便与群臣商议。哪知大臣多以为不可，翰林学士李迪谏阻说：“刘妃出身寒微，不足母仪天下。”真宗立即变色。参知政事赵安仁奏道：“陛下欲立继后，莫如沈才人。才人出自相门，足孚众望。”真宗说：“后不可以僭先，且刘妃才德兼全，不愧母仪。朕意已决，卿勿多言。”群臣不敢再谏。真宗册刘氏为皇后，并封杨氏为淑妃，才人沈氏为修仪，李氏为婉仪。
刘后继位中宫，因自己母族无人，虽然有个龚美，改为刘姓，但还是人丁过少，挣不来面子。刘后的心事虽然不曾出口，早有人窥测了内情，传了出去，一时之间，就有成千上万姓刘的都来认作刘后的本家亲族。刘后竟是来者不拒，全部地加以恩赏，凡汴京城内姓刘的，顿时成了大族。
刘后心性聪明，留心时事，本来知书识字，此时又旁览经史，每当真宗退朝，展阅章奏时，刘后也陪着坐在一旁，得以预闻，一经过目，就不遗忘。真宗有时不能记忆，或是有些狐疑的地方，向刘后询问，她竟能原原本本地回答，且能援古证今，滔滔不绝，替真宗解决疑事，真宗凡事都和刘后商酌而行，因此刘后渐渐开始干预外政了。天禧四年，真宗久病居宫中，事多决于后。一次真宗环顾群臣说：“朕目中为何久不见寇准？”群臣方知以前的谕旨，都非真宗的意思，都是刘后与丁谓等勾结起来内外弄权。
真宗晏驾后，仁宗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有大臣请求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于皇帝的右首垂帘听政。仁宗即位数年，事无大小，悉由刘后裁决。
一天刘后问鲁宗道：“唐武则天如何？”鲁宗道说：“武后为唐室罪人。”刘后问：“何以为唐室罪人？”宗道说：“幽嗣主，改国号，几危社稷，故为罪人。”刘后默不做声。内侍方仲弓请立刘氏七庙。刘后以此事问辅臣，鲁宗道奏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刘氏立七庙，将何以处皇上？”刘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仁宗二十多岁时，刘后还是临朝听政。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皇帝年长，疏请刘后还政。刘后反将范仲淹降官贬到通州。翰林学士宋绶奏请军国大事由皇上禀请刘后裁夺，其余让皇帝自己决定。此言大忤刘后之意，刘后遂贬宋绶出任应天府。
仁宗生母李氏患病，十分沉重。可怜李氏，枉生了仁宗，混在先朝宫娥里面，一声也不敢言语，看着刘后的荣耀，心里未免气愤！所以疾病一天重似一天，直至临终时，才有人奏知刘后，方进封宸妃。册宝送来，已是不省人事，当晚就死了。
刘后以为抱养仁宗的事，外廷无人知道，使命照宫人例殡殓李氏，移棺出外。吕夷简入奏说：“臣闻得有宫嫔病殁，如何不闻内旨治丧？”刘后听了，勃然变色，知道语出有因，碍着仁宗在旁，不便追问，即便立起，引了仁宗入内。不到一刻，重又出外，立在珠帘下，召夷简问：“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吕夷简说：“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刘后将脸一沉道：“卿要离间我母子么？”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刘后不顾念李氏，臣不敢多言。若欲使刘氏久安，宸妃葬礼，万难从轻。”刘后心性本来灵敏，听了不禁点头，遂命重殓宸妃。吕夷简又对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以皇后礼服殓，用水银实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不明所以，只得到刘后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她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依了吕夷简，用后服盛殓。
次年春季，刘后欲穿天子的兖冕入祭太庙。之后临朝办事，也穿起兖冕，冠前后垂珠翠十旒。许多善于趋奉的小人都疑心刘后要自己做皇帝。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三司使程琳画了一幅《武后临朝图》给刘后以讨好。哪知刘后掷在地上：“吾不做此负祖宗事。”
刘后忽感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仁宗征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后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65岁。终太后逝，仁宗不知自己为李宸妃所生。旁人都畏惧刘后，没有敢说的。
刘后临死之时，口不能言，还用手牵扯衣服，好像有所嘱托。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参政薛奎说：“太后想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仁宗恍然大悟，遂用后服殡殓。
元俨对仁宗说：“治天下莫如孝，皇上临御十余年，连本生母还没有知道。这也是我辈臣子不能尽职之过。”
仁宗愈加惊疑，急问元俨原委。
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
仁宗不待说毕，便狠狠地说：“皇叔何不早言？”
元俨说：“先帝在日，刘后已是用事。至陛下登基，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露机关。臣早思举发，唯恐一经出口，臣遭谴责，固不足惜，且与圣躬及宸妃有碍。臣十年来杜门养晦，不预请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意亦相同。只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
仁宗听到这里，忍不住泪水流淌，大声号痛，亟往宸妃殡所，亲视遗骸。
李宸妃被尊为太后，谥曰章懿。仁宗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又亲自抚李宸妃的棺木恸哭。他嫌棺木不好，另外备了楠木梓宫，开棺观看，见李宸妃身上全是皇后冠服，棺中贮水银，而容如生。仁宗心中才略略宽慰，回到宫内，私自叹息说：“人言究不可尽信。”因此待刘氏恩礼如故。
公平地说，刘后临朝十一年，政令严明，恩威并用。内外赐予，也有节制。漕使刘绰自京西还都，奏称在庾储粟，有羡余粮千斛，乞付三司。刘后说：“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么？他四人曾进献羡余么？”刘悼怀惭而退，到了晚年，宦官始从中弄权，所有被服兖冕等事，皆是他们怂恿出来的。刘后称制凡十一年，仁宗即位，刘后谕辅臣说：“皇帝听断之暇，宣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不可谓妇人之见。刘后虽垂帘听政，但不以权力害天下，所作所为可圈可点。唯有割断李宸妃与仁宗的母子之情实属不近人情。幸好刘后生前以皇后礼制葬李宸妃算是明智之举，否则刘氏家族可能被戮无疑了。后世有狸猫换太子之说，全系捕风捉影，不可尽信。
1063年，两宋诸帝中享国最长的皇帝赵祯病死。
宋英宗赵曙
帝王档案
赵曙：1064年-1067年在位，太宗曾孙，仁宗堂侄，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性格固执。在位4年，由于身体羸弱，无力执政，两宫矛盾重重，但执着孝道，君臣不和，政治守旧，积弊难除，患得患失，壮志付诸流水。病死，终年36岁，死后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县西南）。谥号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濮议”论战之谜
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