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认为，文山在铜鼓演变过程中也有特殊地位。1919年出土于文山广南县的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铜鼓之后的又一代表类型，因造型精美、花纹繁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鼓面上有明显的万家坝型花纹“遗传”。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云南早期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认为广南鼓矿料来源于滇中地区。李昆声等人提出，这证明文山在最早的万家坝铜鼓向石寨山铜鼓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铜鼓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也曾一度兴盛，尤其是在越南，铜鼓蕴藏数量仅次于中国，至今越南仍以铜鼓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云南中部地区、广西和越南北部被看做铜鼓分布的三大中心地带。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铜鼓传播的路线大体上是自滇西、滇中一带，逐步向东和向南扩散。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品流通重要驿道的文山，恰好处于三大中心的枢纽位置，因此还可以把文山看做铜鼓传播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
对于铜鼓的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称。公元前七世纪，当中原“青铜时代”逐渐衰落时，与中原文明中“鼎”一样占有重要地位的铜鼓，开始在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许多民族中诞生和流传。
不少学者认为，铜鼓铸造技术与中原青铜铸造一脉相承。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研究员指出，铜鼓纹饰中有太阳纹、云雷纹、蛙纹等，描绘了龙舟竞渡、集体围猎等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点的图案。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共同组成了丰富博大的中华文化。同时，“铜鼓文化”纵横上万里，绵延数千年，从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半岛，都共同拥有造型各异的铜鼓，这正是铜鼓受到国际上多领域学者研究重视的关键原因。
抚仙湖水下古城之谜
1992年，从小生活在云南澄江抚仙湖边的职业潜水员耿卫，在水下发现了大量人工建筑的遗迹。2001年6月，中国首次湖泊水下考古在抚仙湖进行，但参与专家各抒己见，水下遗迹的身份依然扑朔迷离。据悉，近日研究者们对这个遗迹的身份有了新的认定。
2005年年底，耿卫在云南澄江县披露了近两年来水下考古的最新发现，一张张金色的声纳扫描图显示出水下城市宏伟的轮廓，令人惊诧。
耿卫介绍说，目前已经探明的古城遗迹面积达2.4平方公里，规模不逊于上世纪70年代的澄江县城。主要建筑共有8个，其中两个高大阶梯状建筑和一座圆形建筑最为重要。
其中一座高大的阶梯状建筑共分三层，底部宽60米，第二层宽32米，顶层宽18米，整个建筑高为16米，从声纳扫描图上可以看出，它的台阶非常整齐对称。
而另一座阶梯状建筑气势最为恢宏。它上下共五层，第一层底部宽63米，第二层宽48米，三四层倒塌比较严重，无法仔细测量，第五层宽27米，整个建筑高21米，类似于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在每一层大的台阶之间都有小台阶相连，其中第一级大台阶从底部有一条笔直的小台阶直通而上。
此外，在这两座建筑中间还有一条长300多米、宽5-7米的石板路面，用不同形状的石板铺成，石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在另外一片区域里，还发现了一座圆形建筑，底部直径为37米，南面偏高，依稀可以辨别出台阶。该建筑北面倒塌得比较严重，东北面有个缺口，形状类似于古罗马的斗兽场。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曾出土大量古滇国时期的青铜器，耿卫仔细观察后发现，很多青铜扣饰（一种青铜质地的圆形小饰品）上都有台阶式建筑的图案，有的上面还有用于祭祀的杆栏式建筑图案。他认为，这表明祭祀活动在古滇人的生活中已经相当重要，那些高大的台阶式建筑就是古滇人祭祀活动的遗存。
更令人称奇的是，刻画在一些青铜扣饰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图案，几乎与水下发现的圆形建筑形式一模一样。青铜器上的环形台阶式建筑分上下两层，第一层有十余人，第二层有三四个人，坐在台阶上观看斗牛或者其他表演。耿卫认为，水下圆形建筑就是扣饰图案描绘的原型。曾有专家认为，圆形建筑是娱乐设施或体育场，耿卫表示不能赞同，“如果是舞台建筑，过于奢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
目前，关于古滇国的考古成果几乎全都集中在墓葬和文物的出土上，曾经兴盛500余年的古滇国没有发现任何生活建筑的遗迹，这更让耿卫猜测，湖底高大的建筑与青铜器上的图案相似绝非偶然。
在抚仙湖的众多传说中，关于海马的传说最为离奇。据说这种海马可以在湖面上奔跑如飞，经常在晨雾中出现，雾散后潜入水中，在古县志中多有记载。
耿卫认为，抚仙湖水位很低的时候，在很浅的地方露出的石板上，人们可以看到直径在8-15厘米的孔洞，形状酷似马蹄印。在水下建筑上，他也发现很多类似的孔洞，有些内部边缘还有石钉。最初他一度认为这些孔是来连接石板的，后来发现这些圆孔插上木桩，再用绳子连接起来，会形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滇文明的青铜器图案发现，古滇人的建筑主要是以杆栏式建筑为主。这种杆栏式建筑是先用竹木搭成房架，底层悬空，再修墙而形成的建筑。耿卫认为，利用石板孔插木形成的长方形，完全符合杆栏式建筑的基础。他由此推断，所谓海马的脚印就是杆栏式建筑用于插立木的基础，抚仙湖水下古迹一定与古滇文明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云南澄江县的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有3个城市，其中最早的是俞元古城，后来在史书上神秘消失，这是很多专家倾向于认定水下城市就是俞元城的原因。然而，耿卫却对“俞元”两字有独特的诠释，他认为，“俞”在古汉语中有“最初”之意，而“元”有“原始、根基”之意，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最初的高大的根基”。
耿卫说，“和其他的古代文明遗迹相比，抚仙湖水下遗迹的规模绝不逊色。拥有超过21米的高大建筑，这在玛雅文明遗迹中都是不多见的。对它的研究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困扰考古界多年的古滇文明的谜团，很可能通过抚仙湖水下古迹揭开。”
晋阳古城，曾有多少战争在此发生
着名历史地理学家靳生禾、谢鸿喜教授经过两年多潜心研究和野外考察，揭开了晋阳地区数次大规模战争中古战场的层层不解之谜。
晋阳古城地处山西高原腹地，汾河岸边，是古代山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战争达50多次，其中有5次规模巨大、旷日持久，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5次战争分别是春秋时期晋四卿晋阳之战、西晋刘琨晋阳抗战、唐中叶“安史之乱”李光弼守太原之战、五代唐——晋太原之战和宋初平北汉的晋阳之战。
迷雾一：春秋时期的晋阳古城范围究竟有多大？
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四卿晋阳之战历时三年，对阵双方为知、韩、魏和赵，其中知伯实力最强。他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挟韩、魏以三家联军伐赵，赵襄子退守晋阳，被围困长达三年之久。最终赵国反败为胜，从此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基础。
据《左传》记载，晋阳古城系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唐代《元和郡县志》则说：“（晋阳）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而大明城只是一座周回4里的小城，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晋阳古城只是一座小城。《元和郡县志》的这种说法被后世学者广泛采纳。
靳、谢两位教授考察进一步认定，与晋阳古城同一时期的众多诸侯都城规模都很大，许多都城的周回都超过27里，所以赵晋阳城周回27里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仅是一座周回4里的小城反而有些离奇了。此外，赵国凭借晋阳孤城，承受三方联军三年围困而最终胜利，绝非一座“周回四里”的小城所能胜任。靳、谢两位教授认为春秋时期的古晋阳城已经有周回27里的规模，西晋刘琨仅是对春秋晋阳城进行修补，“周回四里”之城则属于春秋晋阳城中的宫城。
迷雾二：西晋刘琨晋阳抗战之蒙山、蓝谷今何在？
西晋末年，匈奴大举犯晋，并州刺史刘琨发起晋阳抗战，于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将敌人赶出晋阳，敌军逾蒙山逃窜，刘琨追至蓝谷，匈奴大败，“伏尸数百里”。史学界对蒙山、蓝谷的位置有所记述，但不是不具体，就是与实际战事不符。
靳、谢两位教授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蒙山应是现在太原西山主峰、海拔1865米的庙前山，蓝谷则是庙前山以西大体衔接的峪道川河谷、大川河谷和磁窑河河谷。
迷雾三：五代唐——晋太原之战的虎北口、晋安寨究竟在哪里？
五代后唐末年，石敬瑭凭借辽的支持在晋阳叛唐，唐派遣张敬达攻打晋阳。辽军麾师南下支援石敬瑭，布阵于虎北口，大败唐军。唐军退守晋安寨，遭辽军重围，全军覆没。后唐遂亡，石敬瑭建立后晋。
此次战役的两个重要地点虎北口和晋安寨见诸史书的，只有这次战役，此后从未被提及。虎北口的位置，历代学界说法虽多，但都不确切；晋安寨的所在地，文献中也只有“晋阳南”“柳林北”等寥寥数语，没有确指。
靳、谢两位教授考察后发现，虎北口即今太原市汾河西岸虎峪河（北岸）入汾口，其地理环境为东、北两面临汾河，南临虎峪河，西依西山的相对封闭的区域，而且地形相对平缓。晋安寨在今太原市小店区监军庄一带。
靳生禾现为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所教授，长期以来和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所谢鸿喜教授合作，致力于古战场研究，迄今已先后发现并考证出战国古雁门关、春秋战略重镇羁马、长平古战场等十余处遗址。
不倒的万里雄关长城之谜
中国的万里长城在世界上是鼎鼎有名的。它是中原汉族统治阶级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屏障。只要北方的游牧民族攻破了这道强大的关口，越过长城，那么中原、包括长江以南的江山就难保不被吞并。所以，长城从战国时期一直修到明朝，说到修建的时间之长，工程之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建筑能与之相比。
长城的用途主要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因为当时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处，相对中原王朝来说还处于生产力相当低下的阶段，有的部族经常劫掠外族，侵犯内地，对中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威胁。在古代作战主要靠骑兵和步兵的条件下，高大的城墙便成为安全的屏障，有军队把守就更难逾越。长城的修建，还有利于开发屯田、保护屯田，促进边远地区生产的发展，保障通讯和商旅往还的安全，方便了文书的传递、使节和商旅来往。
早在战国时候，七雄之一的北方强国燕国修建了易水长城，位置在燕国南部边界，大致相当于今河北易县西南，向东到文安县，长约五百余里。修这道长城的起因是燕国受到北面相邻的东胡山戎的威胁。燕国曾把一位着名的将军秦开作为人质送给东胡，以求一时安定。东胡人对秦开很信任。后来秦开回燕国，发兵大攻东胡，把东胡赶出一千多里以外。此后燕便筑起北界长城以防东胡的骚扰。当时也有其他国家修筑长城，后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时，就把一段段六国长城连接了起来，这才有了“万里长城”的名称。
这条秦长城，在今天的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据史料记载，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将军带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蒙恬斥逐匈奴后，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连赵、燕的旧长城，西面利用秦昭王的旧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南部洮河边），东到辽东，绵延万余里。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对于防止匈奴的骚扰，保障北部十二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使用民力太多。当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男劳力仅五百万左右，仅是修始皇陵、阿房宫就占一百五十万人，筑长城约五十万，加其他杂役共三百万人，占全国男劳力的一半以上，人民活不下去，就起来造反。于是秦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之一。
秦始皇修长城时，民间就流传着一首（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歌词意思是说：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养活，生了女儿就好好地用肉干喂养她。因为男孩长大就要被抓去修长城，再也不会回来。你没看见那长城脚下的尸骨都堆积成山了吗？这首诗反映了秦始皇修长城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