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回答说：“以前殷纣王爱喝酒，酿酒的糟粕堆积成山，以酒为池，痛饮达旦，难道你也认为这是乐事？”
孙权听了张昭的斥责，沉默不语，面带愧色，立即宣布结束酒宴。
孙权敬畏张昭，他常说：“张公贤德忠心，我与他谈话，从不敢随便地说。”
张昭81岁去世，孙权身穿素白丧服亲往吊唁。
孙权在任人用贤上还表现在重用另一位骁将吕蒙上。吕蒙是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在他决策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过人的谋略。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
吕蒙活捉关羽、平定荆州之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钱财1亿之多，黄金500两。吕蒙推辞不受，孙权坚决不答应。
但是，册封爵位的行文还没有颁布，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
当时，孙权正在公安（今属湖北省），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想方设法给他治病。还贴榜召募名医，说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
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观看时常为他受到病痛的折磨而难过落泪。
孙权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就高兴地与身边的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就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
有一阵儿，吕蒙的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高兴得破例宣颁赦免令，请大臣们前来庆贺。但后来吕蒙的病情越来越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
吕蒙患的是不治之症，终于去世。孙权极其哀伤，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不思饮食。
孙权为吕蒙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300户人家为其守墓。
能否纳用贤人，能否爱护人才，对领导完成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孙权对张昭如此锐利地批评，能不摆架子，虚心接受，说明他对贤士的敬重；对吕蒙病中如此关怀备至，不惜重金挽救他的生命，说明他强烈的爱才之心。这种敬贤爱才的作风，团结了部下，使贤臣将才忠心耿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因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曾国藩识鲍超之勇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流落湖南时以善游水，投入湘军水师，充当哨长，后以作战勇猛，为胡林翼赏识，调入陆军，升为营官。鲍超遂又以行军迅速，神出鬼没，屡建奇功。曾国藩遂乃命之统率3000人，专为游击之用，军中俱以虎将称之。
鲍超聪明多思，他自创多套操法、战法，甚为曾国藩看重。曾国藩赞曰：“湘军平时多不操枪矛，鲍军则多大操队伍。扎营打仗，须学鲍军规矩。”还说过：“鲍军临阵，队伍整齐，逢山过山，逢水凫水，实为群贼所惮，有非楚勇淮军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门。”又训淮军云：“如鲍之两层大，一字阵，打进步连环，皆宜深思而善学之。”
鲍超的军旗中间为一“鲍”字，四周涂墨，成一墨旗，众人皆识。传说，太平军中的陈玉成虽然双眼近视，却也识得此旗，一见此旗，便自遁逃。甚至曾国藩也对手下军兵说：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呼“鲍军来了”，可以起到吓退敌人的作用。像左宗棠那样的英明神勇，有时因为兵力不足，也会扯起鲍军的墨旗子，吓退敌人。可见鲍超的悍勇神威、急中生智、世人皆惧，其名闻于天下。百年之下，犹可想见。
有一次，鲍超被敌军重重围困，情势危急。如果让文书准备加急信件，外出求救，则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鲍超急中生智，取一小纸片，上面写上“鲍”字，围绕着画三圈，命一勇士冲营而出，送去大营。湘军大营的诸人拿到这张纸片，但见一“鲍”字，外围三圈，并不会意，此时曾国藩赶到，一见纸片，遂大呼：鲍超危矣。速发兵救之，鲍超之围始解。帅将之默契尽现其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丰城之捷，曾国藩奏云：“记名提督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久，立功最大。”同年，铅山之捷，曾国藩奏云：“鲍超骁勇罕匹，转战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是年正月，破黄文金大股于洋塘；四月，破刘琳大股于安庆，厥功甚伟。此次克复铅山县城，连解抚州广信两郡重围，当此口粮久缺之候，行烈日骤雨之中，竭力奔驰，不得少休，未满两月，将江西腹地各城，一律扫除，全省肃清，实属劳苦功多，恳请补授提督实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清文宗奕出走热河，清廷无兵可调，由军机处诏谕曾国藩，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收京师。这时曾国藩以江皖战事吃紧，建议鲍超万不可调，如果一定要调，乞将臣与胡林翼择一调之。曾国藩之重视鲍超，自此可见。可是鲍超认为曾国藩有意扼之，阻其前途，大为不满，几至决裂，胡林翼闻之，驰函婉劝，始勉强从之。
后来，太平天国被剿灭后，鲍超与刘铭传争执起来，后来竟聚讼于朝。当时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因与刘铭传宿交之故，刻意袒护，鲍超则只能大叫其屈。这时也是曾氏出面，全力为鲍昭雪。鲍超又对曾氏感激不尽。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因事拜见慈禧太后，慈禧问及卧病的鲍超。曾国藩则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心胸宽广识“斑虎”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任何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的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着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着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他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至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珍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为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至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惜才收服陈国瑞
陈国瑞是湘军以蛮悍着称的“刺头”，平时除曾国藩外无人能管的人物。他原为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大将，不仅从未读过书，不知礼仪道德，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不过此人有一个好处，除了骁勇强蛮外，想做的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15岁投太平军，再降清军，几经辗转归入僧格林沁部下，传说骁勇异常，于炮弹如雨中端坐营外喝酒，炮弹击碎他手中酒杯，他则返向敌阵高呼：“向我开炮！”另手下都十分敬畏他。
知道僧格林沁的人都知道他的粗蛮无礼，动辄殴击，无人可以在他手下而不畏之如虎，难以忍受。但是独独这个陈国瑞在僧格林沁手下时，不仅不怕僧格林沁，而且十分敬佩他，与其引为同道。
曾国藩接替僧格林沁剿捻，便接手了陈国瑞这个“刺头”。不久，陈国瑞与刘铭传各率属军发生械斗。曾氏深明此人，知道惟有设法使陈国瑞真正臣服于己，将来才可为己所用。曾国藩主意已定，先以凛然不可侵犯之阳刚正气震慑陈之嚣张，继而历数陈的劣迹暴行，使其明白自己的过错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陈始变作一副垂头丧气相，急欲偃旗息鼓。而曾氏话锋一转，始而表扬其勇敢无畏，不好色贪财，未来前途无量等等，不过，如果他只因为一时莽撞就毁了自己的前途，就太可惜了。这时，陈又振奋起来，移座到曾氏面前，静听教导。曾氏接下就与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之章约法，一时间陈国瑞心服口服，再不争辩。
但陈国瑞劣性难改，后来又拒受曾氏的命令，曾氏只好对之施硬，马上请来圣旨，撤去陈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并言明，如果陈再不服命则立即撤职察办，发配边地。陈哪里能够忍受得了那种枯燥无味、无权又无酒的生活，遂即表示愿听将令，再不违抗。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
周公吐哺待贤士
周公姬旦是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曾协助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他一举击败了商朝后裔武庚的反叛，镇压了“三监”的反抗，使周王朝的基业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周公还创造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被称为“周公之礼”，为孔子及后世所仰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