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正式成立，在成立前夕，负责筹建的人多次访问毕加索，同他亲自商量博物馆内陈列和展览秩序。毕加索同他们讨论得很细致，甚至讨论到哪些作品要放在馆内的哪个房间的哪个位置，哪些作品要悬挂原物，哪些地方要悬挂复制品等。
使毕加索高兴的是，他的好朋友沙巴德斯被任命为毕加索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毕加索高兴地对他说：“现在，我们俩都担当了同一类职务。”毕加索仍没忘记他仍然是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毕加索还说：“只有你才能去赴任，而我却不能。”巴勃罗痛恨佛朗哥政权，使他一直没机会回到祖国正式赴任。现在，他只能对朋友寄予重望。
就在这一年，他漫长一生中最好的两个朋友相继去世。8月，勃拉克去世。10月，考克托去世。这两位现代艺术界的明星陨落，使毕加索感到震惊。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接近完结。从此以后，他不在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了，紧闭着住宅的大门，谢绝任何人来访。
1964年，弗朗索瓦丝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有关他和毕加索私生活一书的摘要。随后《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一书在纽约出版。毕加索愤怒了，他讨厌公开透露他的私生活。首先，他要求法庭取缔《巴黎竞赛报》连载该书的版权，提出的理由是，对他私生活“不可容忍的侵犯”。他输了这场官司。接着，他对弗朗索瓦丝的出版商卡曼·莱维采取行动，要求法院查禁该书。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毕加索的要求。
挫折、愤怒和绝望，都注入了他的作品。他又开始作画了，性的期待、性的行为和性的回溯便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题。他所失去的是欢乐的能力，这反映在他的眼睛里。他曾说：“到头来，一切都返朴归真。腹中的太阳万道光芒，其余都是子虚乌有。”如今他却对比侬说：“有朝一日，年老力衰，你才会懂得一切。”这是他最为坦率的承认，他腹中的太阳已今非昔比了。马尔罗在谈到毕加索面对死亡作画时曾这样写道：“面对另一个世界作画，即便是空无所有，也不同于面对现实世界和画，尽管只是作画而已。”这时，毕加索已是坐着而不是站着作画了，身体弯在画布前，像一只虾。
1966年10月，为了庆祝毕加索85岁大寿，巴黎举办了一次场面宏大的毕加索作品展览会，会上展示了大量的油画、雕塑、陶制品、版画以及其他画种的作品。前来参观展览的人数达80多万。
展览时，油画在大展览馆展示，雕像在小展览馆展出。这时他才相信这次展览从一开始就是他思想的产儿。他在《毕加索的假面》中，称这是“我在1966年举办的回顾展”。这次展览的确意义重大。让·雷马在展览图录的导言中写道：“毕加索统辖了本世纪，正如米开朗基罗统辖了他那个世纪一样。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人们去认识，他名字的三个音节回荡在我们的世纪中，而他这颗巨星至今还没有停止使我们震惊，没有停止对我们施以魔法。”在一次有关此次展览的专题广播节目中，一位牧师在电台宣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谱写，人们可以在毕加索的作品中读到它。”
毕加索越来越发狂似地作画，画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1966年12月，他患肝炎后仍在恢复期中，便又开始作画了。作品中的人物是17世纪的士兵，毕加索称他们为剑客。他在闲暇无事的那段时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伦勃朗，这时，那些剑客来到了他身边，毕加索要努力在有生之年再多画几百幅作品。他把阳台封闭起来，改成一间附加的画室，他抱怨说，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他画画了。则尔沃仍继续为他的每一件作品拍照，包括他的油画、素描和蚀刻钢版画。对于毕加索来说，时间逝去得越多，他就越是关心保护自己的作品，并关心最终能获得他所梦想的绘画——他毕生都在梦想着的绘画。工作成了毕加索唯一的精神满足的源泉。“我只有一个念头：工作。”他说：“我画画有如呼吸。我工作才感到轻松，无所事事或招待客人使我感到疲倦。”他又说：“我讨厌跟人们浪费时间。不仅是现在，而且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一贯如此。”工作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其他一切都被挤得无影无踪，他好像离开人的本性，和那终极绘画也更远了。他甚至想要对此作出说明：“超乎寻常的东西是画一幅与现实浑然一体的图画，要绝对无拘无束。绘画既要涵概一个特殊女性的一切，但又与人们所了解的她毫无相似之处。”他极力捕捉在画上看不到的东西，这与他话里的东西倒最为接近。
10月25日是毕加索85岁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年，为了庆祝毕加索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各国的许多首都和大城市都分别举行了毕加索展览会。11月19日，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主持了在巴黎大皇宫和小皇宫举办的大型毕加索展览会。
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决定把散存在西班牙各地家属家中的作品送给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其中包括82幅油画、681幅版画和21幅其他艺术作品。此外，还有17本素描册，四册附有大量边画的书（毕加索在这些书的空白边页上画了不少插画和草图）和5件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上述素描册共有500多页，反正两面都画满了素描。
接着，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还亲自到法国牟晨市访问毕加索，把毕加索家里的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拍摄下来。毕加索看到这一切，心里很高兴。他站在他家中的花园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但是，当馆长问毕加索何时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他因祖国在佛朗哥的独裁专制统治下而感到伤心。他很清醒地告诉馆长只要佛朗哥专制政权一天不倒台，他就不回西班牙。馆长问：“佛朗哥死后呢？”他回答说：“代替他的将是另一个同样顽固的将军。”交给巴塞罗那博物馆的全部作品，只是毕加索青年时期的作品。
毕加索越来越孤寂，他不见任何人，包括他的孩子们。1971年10月，庆祝毕加索90岁寿辰的时候到来了。在生日前夕，当他的朋友鲁吉德为举办新展览而访问他时，鲁吉德和巴勃罗本人都为作品太多以致无从选择而发窘！毕加索仅仅在1970年12月31日至1971年2月4日之间便画出了57幅画以及其他大量的素描。这些画往往都同时画在同一画布的正反两面。
为了庆祝毕加索的90岁生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举办了新的毕加索展览。法国总统蓬皮杜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并发表了演说：“毕加索是一座火山。不管他是在画一张妇女的脸，还是在画一个丑角。他都始终同样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毕加索永远都像初升的太阳那样朝气蓬勃。他的大脑是永不枯竭的喷泉。”
直到1973年春天，毕加索仍然在努力地工作。他在起居室隔壁幽暗的画室里，完成了伦勃朗《驯鹰者》一画的变体，毕加索称它为《玩鸟的人》。在这件作品中，他把“驯鹰人机警的目光变成了对一个偶像的惊恐的凝视”——那卷起来的来自画像的凝视。那年年初，巴勃罗听到波普市阿维农广场举办他的画展，他就兴致勃勃地、但又极端秘密地同杰奎琳一起去参观。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欣赏和赞扬。不久，在同一广场又举办了第二次毕加索画展，毕加索把自己1970年9月——1972年3月的201件作品寄出去。
但是，毕加索终于在1973年的4月倒在床上。全世界各地打来许多电话连续不断地传到毕加索晚年居住的牟晨市。1973年4月8日上午11时，毕加索尼永远停止了他的作画。他活了92岁，他死在了自己的作品中间，他临死前的最后的一幅作品是《带剑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