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
1587年左右，莎士比亚离开了曾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乡斯特拉福，踏上了去首都伦敦的行程。
莎士比亚来到伦敦时正值英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有人阴谋杀害伊丽莎白、救出苏格兰女王玛丽并借助西班牙把她拥上王位。伊丽莎白迫不得已同意于二月间处决她的表妹玛丽。她留在世上对女王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战争迫在眉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顾德雷克对加斯的闪电般的袭击，正在建立一支舰队，如果今年不行，明年肯定会出航，因此伦敦正在紧张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侵略。
不管莎士比亚来伦敦的动机是什么，这时他明白了他的真正职业应是为剧院写作。这条道路能把他渴望写出的诗句变成他这一行所需的材料。但是剧本还没有写出来，于是他得想法糊口。明智的道路是参加一个剧团，因为那样他可以从内部学习本领并能替他的产品找到一个可靠的市场。
一个剧团约由八人组成，大家投资购买剧本和服装并按投资比例分享利润，因而有“股东”之名或者更形象化地叫作“全部投机者”。他们雇有两三个童工，加以训练扮演女角，因为几乎一个世纪以后公共舞台上才有女演员，他们还得雇几个新手或不投入资本的老手来演配角。莎士比亚开始找到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个“雇佣演员”，可能是在女王剧团，就是罗伯特·格林刚开始为之写作的那个剧团。
不出所料，我们没听说这个默默无闻的演员和胸有抱负的剧作家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他没有演出或排练他必须学习的各种角色的话，我们只能设想他是在替他的剧团“润色”和改编旧剧并试写新作。因为一周内每个下午的戏目都不相同，大约每两周就得有一部新戏列入他们的保留节目。春季他们在公共剧场演出，多半是大剧院；夏天他们外出巡演，1589年远到卡来尔。秋季回到伦敦演出，冬天躲进格雷歇斯街的某一个旅店里排练那些准备进宫演出的戏剧。
这时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英国的文学突然空前繁荣起来。
就在这样一股大演历史剧的热潮中，莎士比亚来到伦敦，走进剧团，尝试写剧本，当然不免卷入其中。这就是他在创作初期集中地写了一批历史剧的原因。
1587年，贺林西德《编年史》的增订版出版了，人们争相阅读，莎士比亚也抱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部书。听说这部书中的许多材料来自霍尔的著作，他又找来那部著名的《两望族结合记》，如饥似渴地把它读完。从这些历史著作中，他了解了自己民族走过的道路，深深地为自己国家在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所经历的忧患而感到痛心。他恨透了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而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贵族，更懂得了一个英明君主在当前是何等的重要，因而由衷地爱戴伊丽莎白女王。他感到玫瑰战争时期民族危机已经达到了极点，同时又是国家由乱到治的转折点，于是他决定先从这里着手。他相信这些惨痛的史迹足以震撼国人的心灵。
1590年到1591年，莎士比亚写了两部历史剧，《克与兰开斯特两望族的争斗》和《理查·约克公爵的真实悲剧》，这两个剧本由潘布罗克伯爵供奉剧团在玫瑰剧场上演。演出获得意外的成功，这一成功激励了他。
他决定把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史实全部搬上舞台，在已经完成的剧本之前和之后，再多写一部剧本，构思一套四联剧，从亨利六世继位开始，一直写到玫瑰战争结束。前三部作品都是写的亨利六世时代的事情，冠以《亨利六世》的总名，分上中下三篇，后一部剧本以玫瑰战争时期最后一个国王理查三世为中心人物，描写他从篡位一直到失败的过程，取名《理查三世》。
在莎士比亚之前，英国舞台上也曾上演过一些不成熟的历史剧，剧本结构松散，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很少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他的《亨利六世》也是这样，它们插曲式地扮演历史事件，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没有中心人物。当时，英国戏剧发展得很快，特别在学习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后，悲剧的艺术水平大大提高，历史剧作家又吸收了悲剧的艺术经验，注意对戏剧冲突的构思，把众多的事件集中在一个中心人物身上。他的《理查三世》就是一部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作品。这种独创，是他对系列性历史剧的构思，这样的构思能够把历史的长卷搬上舞台，表现更为广阔的场景。这一构思的成功，又促使他在下一阶段产生了编写新的历史剧的创作动机。
在写历史剧的同时，莎士比亚还努力学习古典剧和“大学才子”们的创作，学习意大利的戏剧，试着写作喜剧和悲剧。1592年写出的喜剧《错误的喜剧》就是在学习古代罗马作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的基础上写成的，1593年写出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是学习罗马悲剧的产物。他在学习的同时，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力求有自己的创造。《错误的喜剧》虽然是从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脱胎而来，但是它在面貌相似的一对主人公之外，又加上了一对面貌相似的仆人，于是错中加错，引出更多的笑料和奇趣。《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虽然从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塞内加的《梯厄斯忒斯》等罗马作品中取材，但剧中以杀戮与复仇为特色，这又是他从当时英国作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伦敦的观众喜欢新奇的情节，爱看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场面。所以，他的这些习作性剧本虽然水平并不很高，却总能在伦敦舞台上走红。
莎士比亚初试拳脚便取得了成功。他像一颗突然升起的明星，使得伦敦戏剧界的某些人感到意外。有的曾经取得一些成就的人，见到他的声誉超过了自己，很不服气。罗伯特·格林对于他的成名就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莎士比亚从一个打杂工突然成功，混进剧作家的队伍，不过是接受前人的恩惠而发迹的暴发户。他在临死前不久所写的一本名为《千悔换一智》的小册子中，劝他的朋友不要相信演员。格林的小册子在当年的10月，即在他死后一个月由出版商亨利·切特尔出版。书中对于莎士比亚的恶语中伤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切特尔不得不在他为12月间出版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向莎士比亚道歉。
摇撼舞台的作品
当伦敦的各个剧团恢复活动，莎土比亚重返剧坛时，他发现剧作家的队伍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剧作家离开了剧坛。这就是说，“大学才子”们的活动已经结束。早先活跃于伦敦剧坛的戏剧家中，只有他自己还在从事创作活动。当然，有一批新的剧作家已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最杰出的要算本·琼生。后来，他也成了莎士比亚的好朋友。
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供奉剧团虽然刚刚回到伦敦，是新建的戏班子，但是，它拥有当时伦敦最出色的演员，像悲剧演员理查·伯比奇，喜剧演员威廉·肯普等。他加入之后，剧团又有了当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样，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真可谓兵强马壮，在伦敦剧坛上首屈一指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剧团很快就在伦敦站住脚，取得了戏迷们的信任。
经过几年的舞台实践和写作练习，再加上近一两年间与骚桑普顿伯爵结识而经受的文化熏陶，莎士比亚感到自己的内心非常充实，写作也得心应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美术与音乐作品，使他感受到一种活力。他觉得那里所描写的现实世界与人是美好的，充满生气的；人与天神一般，具有优雅的体态，无穷的才智，充沛的精力；现实世界有绚丽的大自然，壮丽的事业，幸福的生活，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谋求现世的幸福而不必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他正当而立之年，精力旺盛，才华横溢。在剧团中，他白天排戏，演戏，看戏，晚上看材料，写剧本，十分勤奋。他时时产生创作冲动，一当构思成熟，拿起笔来，恨不能一口气便把脑子中酝酿成熟的意象全都倾洒在纸上，化作文字。他写得很快，一场戏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什么修改，仿佛写慢了就抓不住头脑中那些活跃的形象和诗句。
1594年，莎士比亚写成了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剧贯穿着爱与恨的斗争，美好的爱情与封建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一再谴责封建纷争的危害。在这部作品中，他把青年人的爱情与整个城市的和平安宁联系在一起，说明封建世仇、无谓纷争造成了城市的不幸，也摧毁了青年人之间的美好的爱情与友谊。在他看来，这个悲剧充满着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而不是什么情欲过度遭到的毁灭。为此，他努力把罗密欧、朱丽叶塑造成两个新人的形象。
剧本写完，莎士比亚感到从未有过的满意。剧中浓郁的诗情画意，优美动人的诗句，幽默机智的对话，深刻动人的性格刻画，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结合，使剧本独具风貌。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创造。这是一部伦敦舞台上从未有过的，真正莎士比亚式的剧本。
《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宫内大臣供奉剧团在帷幕剧院演出，受到观众的狂热的欢迎，尤其是年轻人。伦敦出现了一批《罗》剧狂，他们凑在一起，只谈《罗密欧与朱丽叶》，别的一概不感兴趣。他们还把剧中那些自己喜爱的诗句抄录在箴言本上。他们认为，伦敦舞台上从来没有上演过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形象优美而思想深刻的剧本。
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莎士比亚又写了两出别具特色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
1594年，骚桑普顿伯爵的母亲再嫁，婚礼异常隆重。宫内大臣供奉剧团应召为婚礼活动演戏。莎士比亚为自己的保护人献上了一出新戏《仲夏夜之梦》。为了写好这出戏，他从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作品中，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大诗人乔叟的作品中选取素材，又加上英国民间传说和他自己的创造，把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婚礼的线索贯穿始终。全剧充满了神话性的美好幻景和喜庆的欢乐气氛。莎士比亚把丰富的想像、现实生活、梦幻美景以及粗俗的平庸事物等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把抒情性、幻想性和现实性自然地融合在一个剧本之中。从这部剧本中，他摸到了自己写喜剧的独特的路子——抒情浪漫喜剧。
后来，他创作了《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的主要情节是犹太人夏洛克设计谋害安东尼奥的故事。
剧本的主要素材来自14世纪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的小说《蠢货》。其中穿插的三匣择婿的故事在中世纪欧洲各国已经流行，早在13世纪的一部故事集《罗马纪事》（作者已不可考）中已有记录。在莎士比亚之前，已有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在一起，写成一部叫做《犹太人》的剧本。当他决定改写这个剧本时，希望按抒情浪漫喜剧的路子，把新本子改成一部对于青年人纯真的友谊与爱情的颂歌，这是他在这一时期最感兴趣的主题。他要写出青年人的美好感情和幸福生活如何受到夏洛克一类自私、残酷的人的阻碍，他们又是如何依靠自己的才智战胜夏洛克，赢得胜利和欢乐的。为此，他把美好的品质赋予了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特别是鲍西娅，他设计了法庭这一场好戏，把原来作品中只是一提而过的事，写成了整整一幕（第四幕）。当在场的男子全部拿夏洛克毫无办法时，鲍西娅出场，以机智和雄辩扭转局势，战胜了夏洛克，这一形象就此大放异彩。莎士比亚并不想为夏洛克辩护，但是，要想写出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就应该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思考和行动，而不能按照某种定式把现成的东西强加在人物身上。于是，他感到夏洛克几乎要喧宾夺主，超过那些为自己的幸福而积极行动的青年人了。但是，他又感到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把人写活，按照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样子来写人，比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匀称也许更加重要。于是他便放手写去，写完之后感到这一尝试是成功的，夏洛克的形象确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它的复杂性正说明它的合理性。从这一次成功的尝试中，他更体会到塑造人物的重要和塑造人物的途径。他以前写过一些理想化的人物，现在他更知道如何描写现实性的人物。
《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的成功，标志着莎士比亚已经超越了学习模仿，跨入到自己创作的成熟阶段。他在舞台上树起了莎士比亚式的独特风格，在当时伦敦剧坛上可称得上是“全国惟一的‘摇撼舞台者’”。所谓“全国惟一的‘摇撼舞台者”’，本是格林对他的讥讽，他本人并不曾产生过这种奢望。有趣的是，格林的讥讽却成了事实，成了一句违反他本意的预言。
阴暗的喜剧
莎士比亚创作成熟期的几部悲剧，反映了他对人文主义的信仰危机，暴露了他的悲观厌世情绪。
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三部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2年）、《终成眷属》（1603年）、《一报还一报》（1603年）。回想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都是青春力量的释放，充满了快乐和笑声。如今的这几部喜剧的主题虽然仍是爱情，但往往与阴谋欺诈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罪恶和伪善习气作了揭露，因而内容与气氛比较严肃，解决矛盾的方式多是宽恕与调和。早期喜剧中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已不复存在，所以评论家称莎士比亚的这类喜剧为“阴暗喜剧”，或“悲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