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I·小凯普兰严于律己、“克己复和”的程度令素弥古志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也感到佩服，因为他要在每件事上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吃一顿饭也要讲“礼”。他曾自述道：“当我与其他公司的人员共进晚餐时，如果时间很晚，那我会感到非常疲倦和不舒服，而且会想再喝一杯。但我从没提出过这种要求。我坚持认为，要严格区分私人招待与公司业务招待。当我在后一种场合中，我一直代表着自己公司的形象。如果我要求多喝一杯，我就会给大家一个错误的信号。”总而言之，一切言行举止都以公司准则和公司的形象、声誉为取舍的标准，也就是儒家的那句话：“非礼勿行”。
曾经从事教育工作的现任LG集团董事长具滋讱先生接手企业时，应该说已相当不错，但面对着他的先父的遗照，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要继承和发扬他先父的创业宗旨，更好地老板企业走向21世纪。经过思考、研究和调整，他重新于1990年确立了企业未来的目标与新的经营思想：“为顾客创造价值”、“尊重人格的经营”。围绕着这个目标与经营思想，LG从点滴做起，经历风风雨雨实现了企业与老板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LG已不只是韩国LG、日本LG、美国LG或中国LG，它已然是世界LG。《幸福》（Fortune）杂志排列的世界五大企业集团，LG已连续多年榜上有名，即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企业仍实现了15％的利润率（想想中国的某些“大企业”一夜之间发展速度达到2000％，就可明白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而其结果又将如何）。在哈佛经营学院的一次讲演中，他说：“LG之所以成功，乃是我们的企业着眼于长远的利益，规划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成功，只不过是新的起点。是因为我们的经营思想‘虚心倾听顾客的意见，以实际行动满足顾客的要求’、‘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经营管理’等等已从理论变成了我们大家——企业人与顾客甚至全世界的公众的行为方式，它已深入到人的内心之中。”正因是这样LG才一步步走向了世界一流的先进企业之林。而这成就，都是源自1947年至今半个世纪以来LG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我们也看见，著名的南德总裁牟先生，希望几乎在一夜之间靠“虚业”——“智慧经济”；只要有了好构想也就是搞空手道，什么资金啊，人力啊，自会千里有缘来相会——就可以在2005年前成为“世界十强企业”。我们不敢断然为这一豪言下结论，但我们想，如果牟先生的企业更多一点“克己复礼”的因素，更多一点与大众与民族发展相关的需要之理念，更多一份“虚中之实”，则我们会更有信心等到这一天的。具滋讱就“克己复礼”与企业和爱国、一企业发展与民族发展之关系还说过这么一段话：
“得不到本国国民的热爱和信赖的企业，既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力量，也不能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因此，每一个企业确立正确的企业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树立和坚持企业道德的企业，也许在短期的经营活动中会失去蝇头小利，但从长远看是会得到很大利益的，对这一点要深信不疑。顾客心目中的企业形象，不但来自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而且也来自企业的日常活动。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企业就能够牢固地扎根于顾客和社会的土壤之中，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动摇，同顾客和社会一起永久地成长发展壮大。”
多么发人深思：一个老板如果不是把他的事业与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把他事业之根扎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之中，没有合乎于礼，有益于民众和社会的远大理想，没有仁爱之心，我们无法知道他会怎样实现他的可持续发展，怎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只是“昙花一现”。着眼长远，抛却眼前名利之诱惑也正是日本索尼公司能有今天做立于世界家电行业之实力的原因。
早在1955年，索尼公司就试制成功了第一代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以质量可靠而赢得消费者欢迎。盛田昭夫开始开辟美国市场时产品无人问津，盛田多方努力四处游说未果。此时美国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大公司布罗瓦公司决定订购10万台，这可是能发大财的一宗生意，但对方附加一个条件，以索尼公司知名度不高而要换上布罗瓦公司的商标。盛田与日本东京公司总部商议，总部一致认为“接受条件为宜”。但盛田经过苦苦思索，想到自己的创业理想，想到企业的未来，终于决定回绝，对方知道后以为他在开玩笑，其代表怀疑地对盛田说：“本公司有50多年历史，而你们在美国根本无人知道，不用我们的牌子，你们行吗？”盛田回答：“50年前贵公司不也和现在敝公司一样毫无名气吗？我现在正和我们的新产品一道朝着50年后迈出第一步。请相信，50年后，敝公司也一定能成为毫不逊色于今日贵公司的名牌大公司。”有了这一克己复礼的长远理想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盛田才让他的产品从一个小商品慢慢打入了美国，打进世界，不到50年，其品牌就已排入了“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名牌产品”，并仅次于“可口可乐”。索尼的今天也才更加的辉煌。（根据美国一家权威调查机构对欧美日消费者的调查而排名。）“礼”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儒家关于“礼”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中，就是首先要尊重人，要尊重职员和工人。《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曰：“古人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受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换言之，“爱与敬”也可以说是企业管理之本。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方向。企业的老板或老板，如果能爱人、敬人，就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容易上下信息沟通，达到目标一致、行动一致。
《周易·系辞传上》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圣人之业。”第一个易是指企业的老板平易近人。要能平易近人，只有在内心树立起爱人敬人的观念才有可能，否则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易近人。第二个易，是指由于企业的老板能平易近人，那么他的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就能易于被员工知晓、理解，达到信息沟通。简指简约，即指工厂的经营思想或生产计划之类的要简明扼要，不要搞烦琐哲学。简约就易于遵照执行。对于企业的理想、经营的指导思想、策略和战略等，易于被职工理解和接受，就能产生亲和力与凝聚力；简约易于遵从，就容易达到目标一致，产生社会效益，有功于世。企业有了团结一致的氛围，有了共同的目标，这个企业就有恒久的生命力。有功劳，有效益，这个企业就能不断地扩大其实力，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能使一个企业恒久地发展是一个贤人的高尚品德，能使一个企业不断地作出更大贡献那是一个圣人所作出的伟业。由此可知，要使一个企业获得发展，企业的老板要爱人和敬人，要爱之以诚，敬之以礼，这样职工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按照儒家的学说，作为一个老板，自己首先要“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正”就是一切行为都要合符“礼”的规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必须要遵守党纪国法，按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只要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按照“礼”的规定行事，就算是合乎仁了。这样你就有感召力和号召力，你的意图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相反，如果老板、老板“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号召力。由此看来，老板的行为是否合符“礼”的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板、老板对职工除了要有仁爱之心、尊敬之心，还要教育职工树立社会公德，遵纪守法，遵守工厂和车间的制度。通过道德教育，通过企业理想、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提高职工的道德自律和行为自控；通过厂规、纪律实行他控，自控和他控这两个东西，在企业管理中是缺上不可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人的道德自律、行为自控能力的差别。这是因为人的文化教养的不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因而必然存在差别。为了达到一个企业内部的和谐、协同和行动的一致，除了通过道德的自律、自控之外，就必须要用纪律进行他控或强控。古代的“礼”，具有自律和他控的功能。在今天，进行他控的就是纪律，由纪律规定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当然这样的他控也是应该以道德的自律为其基础的。
总之，儒家“礼”的这个范畴以及由这个范畴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其中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这些合理的成分不论对于一个公民，还是一个职工；不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企业的老板来说，都有许多值得吸取和借鉴的东西。
“动之以情”和“悟之以理”
企业经营和人生经营是相通的。不企业还是人生，只求独善其身，便无法真正地求发展。不存仁心者，便无法认真地经营事业。
若是由孔子来看，所谓的经营，实际上便是一种掌握人心的过程。由于老板皆是有感情的人类，只要“动之以情”，常常能收到极好的管理效果。
“悟之以理”是经营管理中的教化活动。
即使在同一个经营情况下，由于人的不同，而能悟出各种不同的道理。一个贤明的老板，先修身，再以道理教化员工，以理来使役员工。在儒教文化圈里，日本是首先成为先进国家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他们一个共同特点是有效地利用了儒教文化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成分，把经济发展的理论，用本国传统文化（即儒教文化）消化吸收，合理使用外国援助和本国的人力物力，从而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还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主导思想，是道德，强调了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质量，也就是现实的文化水平问题。经营老板的文化素质固然重要，而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
孔子在《礼记·仲尼燕居篇》中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乎人。”这里所说的“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经营法则，便是孔子礼的表现。施行时必须合于道理，适乎人情，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样，便不能成礼。
严格执行制度，上下有序
孔子崇尚周礼，把周朝礼仪视作神圣加以维护。后世不少人对此大加攻击，认为孔子维护旧制度，属保守顽固。殊不知，在周天子失去羁约，诸侯竞逐的混乱局面下，维护最高原则对于安定天下显得有多重要。今天，人人都懂没有安定的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回顾孔子对周礼的维护，使人感到孔子渴求安定平和的愿望十分符合大众心理。现代老板无论从事何种行业，莫不希望运转有序。确立严密的管理制度，是达到有序运行的保证。严格的规章制度就如同孔子所坚持的周礼，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应有明确规定，使员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松散的群体结构成精密的机器，统一行动，统一意志，达到有序运转，产生最佳效益。著名的“泰勒工作法”把工厂流水作业过程分解成若于机械式动作，员工按“最简单原则”进行操作，减少一切多余动作，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楷模。这样做，似乎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却为人们接受，因为高效益必然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有国法，行有行条，家有家规。自然界受进化法则支配，人类社会有规章制度约束，事物由无序到有序，均不能脱离规章制度的羁束。老板一旦确立了规章，便应严格执行，不可废弛。日本东芝电视工厂规定员工入厕不得超过3分钟，看似不近情理，但却保证了生产流水线畅通运转。孔子坚持祭祀乐的等级规矩，看似迂陈，却是引导人们有章可循，确保了社会稳定，可谓用心良苦。儒学能成为中国国学，历代统治者奉若神明，与孔子的严格等级，执法不苟，作风严谨的精神大有关系。如今，儒学在东南亚受到欢迎，被人们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足见其实用价值。老板能从中悟到某些诀窍，为我所用，必大受裨益。
拿出一套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
没有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企业就会失去秩序化的管理，甚至乱作一片。当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要延续和创造辉煌，必须解决管理体制，特别是人事管理体制问题。
企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不同于事务性问题，事务性问题不会影响大局，同时也容易解决；而体制上的问题，则往往带有全局的性质，而且如不及时解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李嘉诚深谋远虑，费了很多心血。
李嘉诚摈弃了家族式管理，而钟情于东方民族的老板族氛围。西方经济学家探索日本经济起飞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其商业文化带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这可能正是日本经济创造了奇迹的重要原因。
李嘉诚觉得中日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日本企业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
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他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