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源色拉油公司在台湾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1972年时，总源色拉油的销量达到每月2000吨，成为台湾最大的生产色拉油企业之一，其市场份额占全台湾20％。而在1986年5月，总源色拉油公司宣布停工，并将员工裁减到只剩30多人。出现这一巨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司引进先进管理方式和人才时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盲目照搬。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管理方法，总源公司也认识到，要使总源企业管理现代化并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于是公司决定聘请日本人中川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然而新的管理方法则实行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中川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不具备一个领袖人才的才略；同时，中川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的企业管理不熟悉，而生搬硬套日本的那套管理方法。结果是使企业的管理乱了分寸，公司连续3年亏损，最终导致公司的停工、破产。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权变”必须得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盲目跟风无异于邯郸学步，别人的东西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却改变了，什么都不像，连变回去都没办法了，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日本的企业发展近几十年来让美国企业感到紧张，就因为日本企业植根于自身的“家族企业”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欧美的企业管理制度，使得其既具科学化又有人情味，企业内部和谐，都干劲十足，当然就容易把企业搞好了。
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要老板能够“得其宣”、“合其通”，准确地把握市场变化规律，科学地预测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同时根据自身实际，适时推陈出新，就能求得竞争中的主动权，决不能因循守旧或盲目照搬；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
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那些瞅准了时势，并敢于顺势而动，百折不挠的人，才最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和主人。
可方可圆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性格。蔡尚思1935年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好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润，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拢、滚来滚去的“○”，那就失方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回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中庸二字，用今天的话说，并不难理解。一个圆的中是它的圆心；一个四边形的中是对角线的交叉点。一百里的路途，走到五十里时，就是到了中点。但现实生活中，中庸要比这复杂多了。
宋代程颐这样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里的中，就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就是平常、平庸。最和谐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来往往很平常，很普通，就像围棋手不紧不慢地下着子儿。平常与普通又常常是持中的结果，就像数学中的正态分布曲线似的，越是中间区域概率就越大，事件就更平常。
孔子是一个处世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
荀子也深知方圆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
这样，你就能不急个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可进可退，可方可圆。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管理不可太清高
《后汉书·班超传》语：“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指水太清了，鱼就无法存身。形容人太清高了，就不会合群。这是饱经沧桑的前辈留给后人的一个办事准则。在处理人事关系的问题上，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明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朝见皇上，顺便带了一些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给朝廷中的官员。不料，京城的巡逻官把这些藤席截获，并将徐奇馈赠礼品的人员名单呈给了明成祖。
明成祖反复看了几遍名单，见其中惟独没有太傅杨士奇的名字，觉得有必要问个究竟，于是立即召见了杨土奇。
杨士奇解释说：“当初徐奇受命赴广东任布政使，离行前众官员都作诗为他送别，所以徐奇这次回京特用藤席回赠。那一次臣正好有病在身，没有赠诗给徐奇，不然的话，我这次也在馈赠之列。今天众官员的名字虽然都在礼单上，但他们不一定会接受徐奇的礼物，再说藤席乃岭南特产，徐奇馈赠藤席只是为了表达谢意，不会有别的目的。”
杨士奇这番话讲得自然得体，明成祖对他的疑惑打消了，也原谅了徐奇，命人把名单烧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问此事。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疑臣必死”。如果杨士奇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清廉，不仅不会得到赞赏，而且会加重明成祖对他的疑心。杨士奇故意将自己牵扯进来，说明自己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赢得了明成祖的信任。更妙的是，杨士奇此举不但挽救了自己，也免除了徐奇的祸事。
刘睦是东汉明帝的堂侄，自幼好学上进，喜好结交有学问的名儒，长大后被封为北海敬王，忠孝仁慈，礼贤下士，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岁末，刘睦派一名官员去都城洛阳朝贺。临行前，他问这位官员：“如果皇上问起我现在的情况，你想怎样回答呢？”
官员不加思索地说：“您德高望重，忠心耿耿，是百姓的再生父母。下员虽然愚鲁，但此区区小事定能向皇上禀报清楚。”
刘睦听后，连连摇头：“你若这样说，就把我给害了！”见官员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刘睦又接着说：“你见到皇上之后，就说我自承袭王爵以来，意志衰退，行动懒散，每日只知吃喝玩乐，对正业毫不用心。”
刘睦善于守拙，不想让皇上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因为在当时，凡有志向的皇室员工，容易受朝廷的猜忌、弄不好就会招宋杀身之祸。刘睦故作糊涂人，实在是明哲保身的妙计。
不要患得患失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一个绝对真理，科学固然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效率，但同时也使杀人机器效率更高，环境污染危害更大。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是，科学发展到20世纪的一个结果，竟然是使全人类日夜置身于核战争和地球毁灭的魔影之下。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人一味地迷信科学的魅力，以为仅靠科学便可解决一切人生问题。曾经倾注半生心血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为保持正义而进行的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夭，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
不仅科学是双刃剑，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正面固然锋利，反面同时能够伤人。看惯了人世间上演的一幕幕福祸纠缠、庆吊相随的悲喜剧，一个成熟的人认识了其中道理，便得亦不喜，失亦不忧，此所谓“得失两便”。
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柳下惠，姓展名禽，他是鲁国的大夫，曾任士师，三次被国君免官。可他却不走。故此《鲁论》上记载说：“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你怎么不离开鲁国呢？”他回答说：“正直清白地管理，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罢黜？没有正义感地管理，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也没有怨言，穷困了也不显出可怜的样子。”确实是柳下惠在当时不被任用，没有怨怒，处于落魄境地，也没有可怜的样子。他明白要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势必会遭到邪恶势力的嫉恨，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但即便是个人利益遭受损失；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能够坦然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对于得失问题，古人还认识到：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有盛便有衰；人世间的事情也同样如此，总是有得便有失。《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愚钝的人可以让他管理吗？如果让这样的人管理的话，还没有得到官位的时候，害怕得不到；做了官以后又怕失去。既然怕失去官位，那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同样庸人在没有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就是害怕得不到；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则又惟恐失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的人总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人生百年，贪欲再多，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