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饶有兴趣地问成玲，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她告诉我：衣衫破旧，畏畏怯怯，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些人是真的。也许他们的皮肤又黑又粗糙，但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因为人都是有自尊的，除非万不得已，总会把自己弄得体面一些，尤其是乡下人进城，怕人瞧不起，总拣自己最漂亮的衣裳穿。那些衣衫破旧的贫困生不是不想打扮得好一点，而是确实家里经济拮据，无可奈何，只能靠洗梳得干净一点，来保存自己仅剩的一份尊严。
我很小就意识到，读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手段。我害怕那种残酷的剥夺。
因此，我开始多长了个心眼，悄悄留下一部分卖煤所得的收入，而且一边上学一边贩菜，指望攒下一笔钱用作将来的学费。
没料到我哥察觉我的秘密后，每次都把我的钱搜刮得一干二净。如果不给，他就打我。你说他的心狠不狠？
不错，他需要钱娶媳妇儿，可那关我什么事？他就是这么蛮不讲理。更糟糕的是，他娶的那个媳妇儿比他还要混，自己没读过书，便眼红别人，一天到晚冷嘲热讽，说一个女孩子读什么书，白白浪费钱财，使我爸我妈压力很大。
那时，我姐念初中，在学校寄宿，只有我和妹妹常呆在家里，妹妹还小，不懂这些事，最难受的便是我。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挖苦道：“如果你眼红我们姐妹读书，那你就别急着嫁人，回家让你爸爸妈妈送你去读书好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我嫂子，那个混女人，大哭大闹，拼死拼活地没完没了。
我哥急红了眼，跳过来要揍我。我不甘示弱，据理力争，冲他直嚷嚷：“我爸我妈出钱供我念书，跟她有什么相干？”
我哥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地吼道：“我是你哥，她是你嫂，说不让你读就不让你读，你还能咋样？”
他这个人，就是那么横，没有道理可讲。后来的分家，就是这次争吵的直接结果，也给我的告别课堂埋下了伏笔。
本来，我在成家的地位就无足轻重，这样一来就愈发不足挂齿了。
好在这一年，姐姐幸运地考上了中专，我也考上了初中。爸爸妈妈打心眼里高兴，因为考取中专就等于吃上了皇粮，端的是铁饭碗，毕业后到单位里上班，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里刨食。
我爸我妈虽然识不了几个字，但对这种结果他们还是懂得而且正是他们所殷切盼望的。我哥不长进，一度使他们心灰意冷，便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我们姐妹身上。如今我姐榜上有名，替他们争了一口气，自然是喜不自禁。
为此，家里还摆了喜酒，用收到的礼钱给我姐打点行装，买了一口小皮箱，这是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用过的奢侈品。购置了全套生活用具，到镇上的裁缝铺里订做了几套新衣服，浑身上下焕然一新。
我姐什么都是新的，我只能拣她剩下的旧物。在供销社商店里，我看见一件碎格子花衬衫，特喜欢，一问价格，十块钱，便央求我爸给我买一件，可他十分不耐烦，伸手把我往旁边一拨拉，让我站到一边去。
我伤心极了。一件花衬衫，才十块钱，大人都不肯买，真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的亲骨肉。我姐上学，他们一直送到学校，生怕有个闪失，而我，只能独个儿扛着姐姐扔下的破木箱，走几十里山路去报到。
要不是读书的欲望太强烈，我肯定就离家出走了。这是我心里第一次涌起这样的念头。
说实在的，我姐一点不聪明，只会死用功。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比她考得好，她上中专，我要上大学。让他们后悔错待了我。
那时可真苦哇！穿的暂且不说，不管破的旧的，缝缝补补，洗洗濯濯，对付着能遮身蔽体就行。最没辙的是饭不够吃，上课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像唱空城计。十多岁的年龄，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每月十多斤米，上半月还凑合，下半月就得告荒。我便从家里背些红薯苞米，央求食堂的大师傅给搁到饭屉里蒸熟，这样聊以度日。
由于我哥已分家，爸爸也老了，家里没有主要的男劳力到矿上打工挣副业钱，只能靠卖烟叶或山货换回一点钱。而且这一点点钱还要优先满足我姐，我的窘况便可想而知。
每当我爸从他的烟叶荷包里，用粗壮的手指抖抖索索地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钞票，然后，指头沾着唾液点给我的时候，我心里都酸得不行，热泪在眼眶边打旋，无法形容那股难受劲儿。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一到周末，我便赶回来帮家里人做事，扫猪圈、锄地、打柴，什么都干。由于我从小被当男孩子使唤，身体挺结实，胳膊和腿肚子跟男人一样有劲。
成玲下意识地扬了扬胳臂，甚至有些得意地瞅了一眼自己隆起的肱二头肌。我想起前不久她第一次给我做头部按摩时，直揉得我的太阳穴疼痛难忍，最后只得告饶方罢。这是我头一回发雅兴做头部按摩，就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使我对这种“温情”服务刻骨铭心，也有些望而却步。当我以玩笑的口吻提及此事时，成玲天真地一笑了之。
第二天，要回学校了，我便炒几样腌菜，就是家里常吃的，用瓦坛子腌制的各种酸菜、梅菜干、萝卜条、辣椒什么的，用大大小小的罐头瓶装好了，带到学校里，作为一周佐饭的主菜。
倒不是学生食堂不卖菜，而是我买不起。一星期三五块钱，除去换饭票的钱，所剩无几，还要买块肥皂洗衣什么的，女孩子比较特殊，一些个人卫生用品不好向大人要，只能自个儿省吃俭用来解决。要命的是，有时候，向家里一分钱也要不到，不是不给，而是没有。虽然最便宜的菜票每张才五分钱，但对我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在亲手炒的腌菜里多搁一勺茶油。
然而，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残酷的命运终于把我推到了辍学的边缘。初二年级的头一学期，年近古稀的老父亲一病不起，小妹刚刚上学，体弱多病的妈妈只会唉声叹气。能干的养母已随她出嫁的女儿远走他乡，极少回来探望。早已分家的哥哥嫂嫂只顾过自家的小日子，对这边不闻不问。
这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不得不请假回来料理家务，起初隔三差五地缺课，还给老师请一请假，后来干脆连续几天不去，老师也习以为常了。
我非常痛苦，也非常矛盾，暗暗琢磨着这样下去不行，盘算着出门打工挣一笔钱，然后回来继续读书。我太想读书了，我迷恋那种坐在教室里的感觉，我的成绩很好，总在班上的前五名，老师说，照此下来，我一定能考上县城的高中，直至跻身大学生的行列。
但是，冥冥中的命运之舵却把我人生的小舟扳到了另外的方向。谋生，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当务之急。
我对爸妈谎称上学，独自一人跑到县城里去打工，给人家当保姆，没想到老师去我家家访，一下子露了馅儿，学校和家里都急得冒火，派人四处打听、寻找，才获悉我的下落。
当时，看见那么多人为我着急，心中不仅不感到歉疚，反而暗暗得意，觉得自己仍然是受人重视的。这可能从心理上鼓励我再一次离家出走。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最终促使我诀别了校园。
我从县城里回来后没多久，老爸一命归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是我向人下跪，东挪西凑借了八十斤米，才把他老人家送上了山。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住了，等到出殡的人走光了，我一个人坐在老爸的坟土堆前号啕大哭，血红的夕阳斜照着坟前一缕残烟。
继续上学显然已十分艰难，我只得退学了，老师们惋惜不已，觉得很有希望的一棵苗子就这么夭折了。好心的班主任还给我出了个主意，像我这种情况，不如咬咬牙，再凑一点钱，直接到县城去念职高，毕业后没准能找份工作，或者今后去打工，也有个一技之长。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忙，他的老师退休后在职高任教。
首先是要弄到钱。
我一面照料家里，一面重操旧业，早出晚归，背着小竹篓到煤场捡煤块出售。大热的天，连买根冰棒都舍不得，渴了，就趴在镇边的小溪里牛饮一气。那时，我姐还没有毕业，妹妹也在上学，除去家庭省得不能再省的日常开支，我还得给她们一些补贴，余下的就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亦渐渐有了些盈余。我一遍遍清点着那些钱，上学的欲望又在我心头萌发。
想不到的是，我那不通情理的哥哥嫂嫂看见这种转机，不但不庆幸，反而暗中使坏，唆使他们五岁的儿子向我要这要那，说四姑有钱。
算上养母的两个女儿，我在姊妹中排行第四。开头，我不忍心看着小侄子哭哭啼啼，就给他买点吃的，糖果饼干什么的，岂料从此永无止境，天天缠着要，不给就打滚。我嫂趁机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地骂人。
有一回，我实在被缠得厌烦，打了他一下，他躺在地上又踢又闹，骂我“娼妇”，这是从他娘嘴里学来的话。
我气极了，在他屁股墩上狠狠拧了一把，疼得他哇啦哇啦地嚎叫。我哥我嫂如临大敌，冲出来对我破口大骂，我哥还打了我一耳光。那个混帐女人披头散发地要同我拼命，诬蔑我要杀了她的命根子。
我妈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有苦难言。按照农村的传统，她还要指望儿子养老送终；女儿，终究是一盆要泼出去的水。显然，只有我离开这个家，家里才会安宁。
恰好这时，邻居家从山东来了个亲戚，叫王大海，是个泥瓦匠，生得又矮又壮，皮肤黧黑。瞧他第一眼时，我对他没有半点好感，天知道到头来这个男人却做了我的丈夫。
王大海说，山东那边开了很多工厂，不少南方人到那儿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三百来块钱，刨去伙食费，一年下来，能攒上千块钱哩。
这对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有一天能挣到那么多钱，这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当即收拾行李跟着王大海到了山东。
谁知到了王大海的老家一瞧，立时就傻了眼，原来跟我们那儿是半斤兑八两的水平。这个地方属于山东省的贫困山区。王大海吹嘘的工厂在距此数百公里之遥的胶东半岛。
好在经历了一系列磕磕碰碰之后，我已不再那么天真、脆弱，既来之，则安之，车到山前必有路。
哪里能找到工作，就往哪里去呗。基于这种想法，在王大海家呆了几天后，我想起潍坊有一个远房亲戚，只是多年没有往来，不知人家是否肯收留，但到了这个地步，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决定去试一试。
王大海执意要跟我一起走，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并非诚心要帮我找工作。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妥，自己头一回出远门，人生地不熟，有他在旁边，可以多个照应。
就这样，我拎着几件换洗的衣物跑到潍坊，惴惴不安地敲响了那家亲戚的门，真没想到对方出乎意料地热情。
亲戚的儿子，我应该叫表哥，是一家镇办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表哥安排王大海到他的公司里干活儿，管吃管住，每月还能拿将近五百块钱，只是活儿累一些，从早到晚，每天十多个小时。这样倒好，省得王大海老来找我纠缠。
起初，我到一家私人办的风筝厂糊风筝，往扎好的骨架上粘花花绿绿的纸片，糊一个五毛钱。挣钱不多，活儿轻松。现在，每当看见别人放风筝，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那段糊风筝的日子。
后来，我嫌糊风筝挣钱太少，求表哥帮我找一个挣钱多的工作。他说你不怕累吗？我说不怕，只要钱多，再苦再累的重活儿，我也肯干。
他瞟了我一眼，说：“那你到工地食堂去吧，帮大师傅烧火切菜。”我二话没说，以后就到工地食堂干活儿去了。
说是食堂，不过是在建筑工地旁边搭的一座简易棚子，烟熏火燎，黑乎乎的，看上去摇摇欲坠，棚顶上的水泥瓦没一块齐整，晴天挨晒，雨天挨淋。
用断砖砌成的灶上支一口大铁锅，蒸完馒头再炒菜，或者煮一大锅面条，吃米饭的时候屈指可数。所以，我的主要工作是到工地上捡零碎的木块备作燃料，另外，负责洗菜、烧火、打饭等杂务。有时也往工地上给加班的人送饭菜。
活儿虽然累一点，脏一点，但可以省下一笔饭钱，日积月累，也有了一个小数目。我便暗自筹划开了，要想找一个既轻松、体面，又能挣钱多的工作，还是得学一门技能。
我跟以前的班主任老师联系，他也赞成我的想法，答应帮助我进县职高念书。我告诉表哥我的打算，他没有说什么，但王大海却极力反对。
他坚决阻止我走。我生气地质问他是我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干涉我的自由？可他不管这些，死乞白赖地拦阻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是不让我走，甚至企图对我逞强，撕破了我的衬衫领口，这反而促使我下决心远远地避开他。
我“衣锦还乡”，村里人对我刮目相看，夸耀我在外面发了财，女人们围拢来，用手指捻我的衬衫，看是什么料子做的，和自家的男人闹腾着要出去打工。
哥哥嫂嫂窝在屋里，不吭声，我也懒得搭理他们，给了小侄子一包糖果，他欢天喜地地进家去了。
进入职高不久，我很快便发现，一切都已经改变，从前那种求知若渴的心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浮躁不安。
我再也不能沉下心来去演算那些枯燥的习题，真难想像它们曾给了我多么大的欢乐。此刻，当我坐在课堂上的时候，满脑子滚动着赚钱的欲念。
勉强读了两个月，王大海从山东赶过来，要我和他一起出去做事，如果要读书、学艺，在那边一样也可以嘛。我意识到这个男人对我起了那个心思。
果不其然，一天晚上，妈妈告诉我，邻居家的大婶儿代王大海来提亲，我妈拿不定主意，说考虑考虑。这倒触动了我的怀春之情，觉得也未尝不是一条善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