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年之后，我又来到北京。仿佛走了很久、走了很远之后又回到了起点。我站在北京站的出口，看着冷漠的人群和灰而低沉的天空，那曾经立着的“北京欢迎您”的牌子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拆掉了，不变的是仍旧过往的车辆和拥挤的人群。陈知道我要到北京，事先就跟他在北京部队的一个朋友说好让我暂时到他那儿住下，等找到工作再租房子。我背着大包小包好不容易找到了103路电车，到动物园又倒332路到颐和园再倒330路，才终于看到下山来接我的李。李是个一眼看上去就非常正直而憨厚的军人，他安排我在部队家属们来时住的屋子住下。
我在北京漂泊的日子就正式开始了。这个春天北京的风真大，每天早上5点起床，收拾好快6点的时候下山，从山上到汽车站要走半个小时，然后，就是不停地倒车。买一份人才报也要倒无数次车。找到招聘的地方看看差不多便打电话过去联系，说要去看看便倒无数次车过去，看过以后便让回去等消息，大多数便没了消息。于是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车上从早上5点出门到晚上7、8点回来，有时候上山特别害怕两边黑幽幽的树林，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让李下山接我，总觉得他毕竟只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无权要求他，也怕再给他添麻烦。他呢，大概因为我是朋友喜欢的女孩吧，对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说话。后来，我从地摊上买了一双8元钱的老太太锻炼穿的鞋，每天上山下山都是一路狂奔。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星期。到星期六的时候，清晨早早醒来却懒得起床，听着外面嘤嘤的鸟声和清脆的军号声，不由得喜欢这份安宁和与世无争，喜欢这份简简单单从容有序的生活。然而，这样真实朴素的生活却不是每个想要如此生活的人所能得到的，至少，此时，我就无权享受。
我必须去人群里去争取一席立足之地，我别无选择。因为没有传呼和电话，我留的是一个在北京做编辑的朋友的传呼，有消息便由他打电话给李，可部队的电话常常很难打，所以，往往是我收到消息时已经过了通知的时间。于是，我想到了去人才市场试试。坐车到积水潭，然后问了半天，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才找到安定门人才市场。人很多，万头攒动之中听不清任何的声音，在挤来挤去之中挤掉了我原本很微薄的自信。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甚至混乱到了说不清自己的简历。真不知道这么多这么优秀素质的人才怎么会过剩到如此地步！我发誓不再进人才市场，因为害怕这种令人窒息的选择方式，更因为怀疑这种方式的可信度与真实度。我不知道那些侃侃而谈的真的就比那些木讷不善言的人更有工作能力吗？也许是在为自己的又笨又蠢作借口开脱吧！
总之，我发誓不再去人才市场。在到北京的第14天，我找到了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于是我搬到了一处月租为135块钱的平房里。其实我知道真正艰难的生活才正式开始。每天，我从住处坐两个多小时车到上班的地方，每次招聘我的那个经理总是给我几个不同的产品让我回去写文案，我费尽一切心思写了近一个星期交给他后，他说让我回去等消息，等了近一个星期后我去了公司，那位经理正在像上周安排我一样安排另一个女孩写广告文案，这一刻我才明白，原来这只是他们利用免费劳动力的方法。而此时我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
就在我被没钱围困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陈来北京看我了。他买了大堆的零食，给我煮鱼蒸了米饭。看着他忙来忙去做饭的样子。我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我流着泪吃完那顿半月来最香的米饭，两个人便坐在小屋里说话，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当阳光照亮小屋的时候我醒了，我看到陈的头靠着墙，我的头枕着他的肩膀，我们坐在那里睡了一夜。他说他想留在北京陪我，我却怕被温情缠死，我不甘心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依靠他的感情。于是，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屋一下子变得像被掏空般冷清，处处都有他的气息。我再次放逐在人群中承受所有的世态炎凉。
这期间，我站在大街上为那些不屑一顾的小姐女士们发过美容卡；作过广告投递员、化妆品推销员、药品推销员；还跑过百货销售。每天背着沉甸甸的包混迹在人群中，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违心的话，挣来的少得可怜的工资我等于又全都交给了房东和公交公司。最奢侈的事就是买张电话卡给家人和陈打电话，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总是装出很坚强的样子，说我一切都好；而在陈面前却总是哭得一塌糊涂，他看到的是最真实和软弱的我。在那些动摇的日子里，我开始渴望爱情，渴望家的温暖，我觉得很累很累，很想能有一双坚强的臂膀给我爱的力量，有一双宽厚而温暖的掌心，握一握我冰冷的双手。陈总是用特快专递及时地给我寄一些感动得我泪流满面的温情话语，这些信陪着我在那潮湿冰冷的小屋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每次站在夜风乍起灯火阑珊的街头都忍不住想给他打电话，他也总是能感应到我声音的不快与难过，然后，扔下手头的一切来到我身边。他说在他的心里一切都可以扔下，惟独我，是他这一生都扔不下的牵挂。
我想萍儿相对于我采访的其他女性，她还是幸福的，最起码她没有家庭的牵绊，而且她还有一个真正爱她的男孩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她，守候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