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女人的生命。被人宠爱，是女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她苛刻地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爱自己，而男人却做不到，这是女人的悲哀。我踏着满地打印好的稿纸，走近了雪儿。一束温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映照着雪儿栀子花一样美丽的脸庞。雪儿斜倚在钢架转椅里，嫩白圆润的胳膊十分随意地搭在扶手上，乌黑的长发散开来，瀑布般向脑后倾泻着。她微微仰着头，用一种非常女性的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脸上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我坐在雪儿对面一把棕色的皮椅里，一股白玉兰花一样的幽香顷刻扑面而来。这令人怀念起大学的校园，雨中的白玉兰飘荡出沁人肺腑的馨香。我进去的时候，雪儿正在工作，桌上的一台“联想586”电脑屏幕泛出梦幻般的蓝光，雪儿仿佛刚刚从自己精心构筑的梦境中走出来，眼睛里闪烁着迷蒙的色彩。
每抛掉一张，我就多了一份轻松，好像马拉松又跑完了一段距离。我并不想再回头看一眼，因为这时候，我已经太累，几乎精疲力竭，对任何多余的付出都感到厌倦。
只有当一天下来，我再也跑不动了，或者体内的生物钟强迫我歇息，就像裁判下令停止比赛之后，我赤着脚，踩在厚厚的稿纸上，来来回回地走动，才感到一份惬意和充实，觉得这一天没有虚度。
我蹲下身，把稿纸一页一页地捡起来，就像在捡拾着一个又一个日子，整整齐齐地叠好，收藏在抽屉里，似乎我的生命得以借此延长，我的青春在无数个读者的灵魂里闪光。
我沉醉于倾诉。我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倾诉有没有感动过别人，但是我知道我常常感动我自己。
雪儿侧面向着我，右手搁在电脑的键盘上，指缝间夹着一支细长的“摩尔”香烟。她抬起左手，象征性地拢了拢鬓发。缅甸玉打制的翡翠镯子和纯白的月牙形宝石耳环交相辉映，在我眼前射出几道亮丽的弧线。
你一定看过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彦的那本书，一本挺有意思的书，书名更有意思，叫《跳，跳，跳》，连续三个“跳”，字体一个比一个大。
日本就是一个时刻想跳的民族。
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辞中称，日本是一个暧昧的民族。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大江健三郎是想借“暧昧”一词在世人面前掩饰日本民族的特征。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二战以后，日本的身份和处境的确有些暧昧，但其民族本质并非“暧昧”，而是“跳”，跳得更高，跳得更远，不然，不会有今天的日本。
《跳》一书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周刊的专栏作家，用中国时下流行的术语说是自由撰稿人，这位潇洒的自由撰稿人幽默地戏称自己每天的写作为文化耙雪。
我很欣赏这个词。文化耙雪——既富有诗情画意，又折射出一缕人性的温馨。你很容易联想起童年，联想起那些下雪的日子，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沙沙沙的声音由远而近……多么浪漫！纯美！
这种“文化耙雪”使我如痴如醉，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命形式。
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清晨，窗外的合欢花的花瓣上悬坠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绚丽的朝霞筛过密密麻麻的树叶照射过来，映亮了窗台上一束火红的玫瑰。
我穿着柔软的睡袍，光着脚，双手捧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边慢慢地啜饮，一边在书架前漫不经心地浏览，发现有什么未读过的书便取下来随手翻阅一下。我有一个习惯，买书跟在商场抢购一样，一买就是一大堆，不管什么书，只要是最近出版的新书，我都一古脑儿买下来，但是并非一睹为快，而是分门别类插进书架里，等过了一段时间，挑出感兴趣的来慢慢地读，所以有些书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喝完一杯咖啡。我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了村上春彦所谓的“文化耙雪”。我点燃一支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缕缕淡淡的青烟袅袅上升，我的思绪俨然清晨的潮水一般缓缓地、缓缓地涌上来。
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无以言喻。
当我的指尖触摸着键码时，仿佛在轻抚爱人的手臂。我用我的灵魂，默默地与我塑造的人物交谈，以他的痛苦为痛苦，以他的快乐为快乐。
我乐此不疲，常常感动得自己热泪长流。黄一川说我有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远离尘嚣”，听不见“巴黎圣母院”沉重的钟声，独自咀嚼着“夜色温柔”。我不承认，我并不孤独。这里并不是“汤姆大叔的小屋”。我像“简·爱”一样，盼望着每一个早晨，“太阳照常升起”。
在这一段话里，雪儿恰如其分地融合了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的七本小说的书名。她的谈话，带有思辩的色彩。
黄一川是一家晚报的文艺版的编辑、记者。覆盖面很大的一家晚报，上百万份的销量。文艺版经常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有书评，也有影视评论。
黄一川的文笔犀利，洒脱不拘，常有其独特的见解。对一位靠挑刺儿来吃饭的人而言，这种行文的风格确确实实是难能可贵的。
去年5月份吧，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抒发了一些个人情感。书面市后不久，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家晚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该书的长文，并且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文中把我说得挺那个的。
我赶忙找来这一期的报纸，一口气读完了那篇署名黄一川的评论文章，题目是“雪儿并非雪”。该文以辛辣的语气把我描绘成一个成天“皱着眉头捧着心无病呻吟”的小女人，用一种完全封闭的女性的个人体验赚取读者的眼泪，不是性苦闷就是故作矫情状。文章末尾还用格言式的警句断言：雪儿不是雪，而是霜。
读完这篇文章，我气坏了。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恰好是他接的电话。我说我找黄一川，他说我就是。我顾不得介绍自己，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地毯式轰炸。
当时的原话我记不准确了，大致的情形是，我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对他说，拜读了他的大作，深感荣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子，能够得到像他那样文坛大腕的指点，诚惶诚恐之类的刺儿话。然后，“啪”地挂断了电话。
想不到这一次短兵相接，却是我和他触电的开始。在我们相互熟悉以后，黄一川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那一场没头没脑的炮击，使他头一次领略了巴顿将军式的凌厉攻势。
我和黄一川真正认识，是在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当主持人给我们彼此作介绍时，我们几乎都愣住了。
在我的心目中，黄一川一定是一个自以为是、脾气古怪的狂人，万万没有想到，站在我跟前的却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温和、儒雅的英俊青年。
这太出乎意料了。
我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向了对方。他不无机智地对我说，当他第一眼看见我，把名字和我本人对上号以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原来，黄一川确实把我想像成他笔下描画的那种女人，在受到我的那一番炮击以后，他对此更坚信不移。他说，他最反感那种骗人的故作呻吟。
在我们两手相握的一瞬间，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我和他之间一定不会简简单单地做朋友。
自此以后，我和他的交往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彼此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黄一川的老家在四川成都，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父亲教语文，母亲教数学。因为“黄”在四川还可以是稻谷成熟的标志，比如说稻子黄了，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在儿子出生时，寄希望于四川风调雨顺，年年丰收，所以给心爱的宝贝取了“黄一川”这个吉祥的名字。黄一川，全四川的稻子都黄了，这样的隐喻飘荡着优美的意像。
黄一川告诉我，他在成都的一条小巷里长大。当他十八岁，以成都市文科状元的资格考取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时，整条小巷里的街坊都燃放鞭炮为之庆贺，并敲锣打鼓地给他送行。
我真的为他骄傲，并且渐渐心生仰慕。他那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作为，在文艺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在日趋功利化的社会里，对一个完全依靠自身实力奋斗的青年来说，这的确不易。
在一般女孩子眼里，黄一川是现实生活中完美无缺的人。一米八零的个头，篮球运动员一样魁梧的身材，有知识，有涵养，有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还有一辆红色桑塔纳，可谓是“高个头，高学历，高收入”的三高人才。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从物质上讲，我从来没有为此发过愁。我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曾祖和祖父都是旧上海首屈一指的纺织商。他们后来去了美国。
听我父亲说，茅盾的小说《子夜》里的那个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就特别像我的祖父。老人家至今还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父亲现在也经营着一家很大的企业，年产值逾亿元，而且每年以上千万元的速度向前滚动。在北京，也有我父亲的公司设立的办事处。我这套房子就是我父亲给我买的，作为我的陪嫁之一。所以在经济方面，我向来无忧无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说实在的，雪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女人，在她身上透露出一股中国人少有的富贵气息。她并不矫揉造作，更非咄咄逼人，相反，她给人一种非常柔顺的、非常自然的亲近感。
尽管她异常热衷于写作，当成自己灵魂的倾诉，并且戏称为文化耙雪。但是，在我看来，雪儿需要的仅仅是这种生存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里面蕴含了她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个个体生命的意义，雪儿不停地耙呀耙啊，至于耙到的是宝石还是松果，她并不在意。她不需要这些，她需要的只是耙动。
在我目前采访到的受访者当中，雪儿是惟一的一例，只问形式不问内容，亦不计较结果。这在我的所谓写字儿的同行当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功利，常常成为人们殚精竭虑追求的目标。
雪儿只是在做她想做的事情，而且津津有味，把她跟那些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为了最基本的生存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女性相比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
由于雪儿并不企望从雪堆中耙出点什么，所以，她的耙动完全是一种优美的、自然的姿态，是一种灵魂的外现。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出发，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黄一川，也正是这一点，将会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永久的溶合。
雪儿的娓娓叙述使人感受到语言的美好。她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置身于话语中心的地位。
黄一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魅力。通过最初一个阶段的碰撞以后，我们逐渐成为相当要好的朋友，但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某些观点，仍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作品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有时批评的语气还特别激烈。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自由的。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能以取消他的思想为代价。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我几乎已经习惯了自己是坐标原点的地位。现在，我的这种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这种挑战，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同时，也正是这种挑战，使我极力排斥它，因为我并不愿依附在这块磁石上面。
爱情是女人的生命。被人宠爱，是女人一辈子追求的最高目标。她苛刻地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爱自己，而男人却做不到，这是女人的悲哀。
我们都很欣赏对方，却都不愿把自己藏在对方的背后。我的心理矛盾得厉害，既希望，又害怕黄一川把我当作他的全部。在这二者之间，无论黄一川选择哪一极，都会失去我对他的爱慕。
黄一川对这一点一清二楚，他很聪明，他宁肯不跟我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也不能失去我对他的敬仰和爱恋。我们仿佛银河系中的两颗行星，既在一个系统中，又各自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转。
平常的日子，我俩各忙各的事情。他当他的记者，当他的编辑，写他的评论文章，我坐在电脑前永不疲倦地耙我的雪。甚至对针式打印机的那种吱吱喳喳的声音，我都特别地迷恋。朋友劝我说，又不是缺那几个钱，干嘛不买一台喷墨式或激光打印机，我说我就喜欢针式打印机的那种声音，听起来爽心悦耳。
顺利的时候，我每天能敲出一万字，一般在五千字左右，我就这样耙雪不止。有一段时间，我失眠严重，辗转反侧，夜不安枕，服用了一阵子三株口服液，情况才明显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