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北汉族与入迁华北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大混杂
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华北汉族与入迁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态势。
东汉末年以来，向内地大迁移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人口数量是很多的。以匈奴人为例，据《晋书·匈奴传》记载，魏时入塞的匈奴人有左部都尉所统万余落，右部都尉6000余落，共计3万落左右，以1落5口计，约有15万口匈奴人迁入华北。故江统在《徙戎论》中极言匈奴人口之盛，谓“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户数还不足6万。十六国时，早在前燕已有大批鲜卑人随慕容隽入居中原，370年，苻坚灭前燕，曾“徙（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386年，西燕慕容频率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
这样，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大量迁入华北，使华北的人口数量激增，查《晋书·地理志》，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时，魏蜀二国人口仅“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
17年中，由94万户激增至230多万户，其中除自然增加的以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据估计这时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其总数超过200万。由于属于华北的司州、兖州、豫州、冀州、幽州、平州、并州共有1128296户，占总户数的49％，故迁入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人数也应在100万左右。
再来看民族大混杂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混杂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30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
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部人郭敬、地主宇驰家做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3．流亡中的混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到幽州“乞活”的田禋一部就有5万人。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4．“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
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硅）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迁入华北的少数民族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并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羯胡则徙居上党武乡一带；原居湘、鄂一带的部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大阳蛮28000户内附，李崇还将鲁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6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华北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群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
（四）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和汉族的发展
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民族大混杂的态势，民族大混杂又促成了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
所谓民族同化，即一个民族丧失本民族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不外乎有暴力和非暴力，或称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但民族同化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各族人民大同化的内涵，就是汉民族同化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这个同化过程大致是经过下面三条途径进行的。
1．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前述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汉民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子刘聪、侄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8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也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汉民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被汉民族同化了。
2．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民族大同化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姓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政策？《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中记述的孝文帝与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作了很好的解释，其言：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如何？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但是，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民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同化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同化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其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基本民族的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同化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同化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同化的进程。可见，从同化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同化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民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3．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沟通的。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众所周知，这次起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共同的敌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如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得到六镇各族士兵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响应。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后，余众被北魏政府安置在冀、定、瀛三州，而作为镇兵的杜洛固和丁零人鲜于修礼分别率河北农民起义，后又都为汉族人葛荣所统率，突出表现了各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情谊。大家生死与共，民族成见和隔阂自然逐渐消除。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素质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的沟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线的融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须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因此，民族同化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绝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参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线才会完全融解，其结果必然是迁入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从大迁移到大混杂，从大混杂到大同化，打破了地域范围，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改换了民族语言，甚至改变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汉化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