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为汉族迁入华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隋唐汉族迁入华南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流士为主，后期以流民为主。
安史之乱前，从隋代开始将流刑定为1000里、1500里、2000里三等，俗称“三流”，岭南一带成了隋唐的主要流放地，着名的有柳宗元被流放到柳州，韩愈被流放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和潮州。
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流民成了迁入华南汉族的主流，史载：“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如渤海吴氏，“散处中州，其后随王潮入粤，而入翻之潮、嘉等处”。从而使岭南人口激增，据有关史籍记载，唐代广东的户口较隋增加一倍多，即从隋代的102780户，增加到唐代的209584户，从而形成了汉族迁入华南的第二个高潮。
（四）宋元为汉族迁入华南发展的第三个高潮时期
宋元之时，由于政治动荡，中原久乱不安，中原汉族迁入华南的记载不绝于书，断断续续地延绵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宋元之时，不仅是自秦汉以来中原汉族迁入华南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且还是华南不同的汉族族群形成的初始时期。
在广东，由于汉族的迁入，尤其是北宋汉族大批迁入南雄珠玑巷，以及南宋时人们经珠玑巷大规模南徙，广东各地尤其是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各县的汉族开始了形成为广府人的过程。与此同时，从湖南境内骑田岭一带越岭入粤北，或从江西、福建境入循、梅、潮诸州的汉族后来形成为华南汉族族群中的客家人和潮汕人（福佬人）。
在广西，自北宋始改变了入桂汉族少于入粤汉族的状态，入桂汉族以镇压侬智高的狄青官兵落籍广西为大宗。到北宋末，不仅作为静江府治的今桂林市多有汉族入迁，就是接近少数民族聚居的“沿边十三郡”也有避难的中原士大夫迁入。及至南宋末，元军南下伐宋时，为元军所败的抗元义军部众和一部分难民还迁入广西靖西一带落籍。所以南宋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五民”条云：钦州（约今钦州市和灵山、东兴等县市）民分五种……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地，子孙尽闽音。五曰疍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疍别有记。这样汉族入桂从数量到内涵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而且两宋之时也是平话人形成的初始时期。
在海南，两宋时迁入岭南的汉族有的渡海进入海南岛。绍兴年间（1131～1162年）谪居昌化军（治今临高县西南，在全岛的最西端）的李光说昌化军：“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民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风渐盛。”南宋初太学生陈东被诛，另一太学生福建人陈好，因畏株连而避居琼山之苍原，后子孙繁盛。据统计，北宋元丰初海南4军州共有10366户，到元世祖至元年间，增至99885户。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9．6倍，汉族大批入琼十分显然。
在福建，南宋时远离中原，又靠近南宋首都的福建成了人民逃避战乱的好地方，不仅宋皇族成员入闽，泉州成了他们的主要的迁居之地，而且流民也大批迁入泉州、福州，如今福州桥南三叉街一带旧称藤山，“唐末宋初，居民鲜少。赵宋南渡之后，避乱者渐次迁藤，至元朝始成村落”。由于入闽汉族经海、陆两路进入，故沿海港市福州和泉州，以及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军（治今邵武）、建州（后改名建宁府，治今建瓯）、汀州都是移民较多的府州。这时也正是福州人、闽南人开始形成的时期。
在台湾，汉族大批入台也始于宋元时期，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历更五代，络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由于汉族入台人口增加，南宋还在台湾推行“编户”。
（五）明清为汉族迁入华南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时期
明清之时，中国的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这时虽然汉族迁入华南的浪潮逐渐减弱，但仍连绵不断，由于明初实行卫所制，所以其中以军籍汉族移民规模最大。如广西桂林卫所军士合家属约有5万人，与当时桂林土着的人数差不多。这些卫所驻军“子孙世及”，世袭为屯兵，于是这5万人的军籍汉族移民成了当地最大的移民集团，加上柳州卫所的军籍移民，他们后来形成了桂柳人的核心。
但是华南汉族的第二次迁徙却是明清之时华南汉族迁徙发展的主流。这个主流是由广东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再次掀起南迁的浪潮，以及福建客家人再次大规模入粤、入桂的两大支流汇合而成的。
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的这一次南迁，除大多落籍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珠江三角洲各县，次为两江下游的高原和韩江三角洲一带外，从清中叶以后，又有大批溯西江而上，向广西南部迁徙，使桂东南一片遂成为广府人的分布地之一。
客家人的第二次迁徙是从清初开始的。由于清政府在平定了郑成功政权后取消了迁海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恢复被迁人民的旧业，但当年被迫迁海的居民已远走他乡，各县便招徕外地流民前来垦殖，于是粤东、闽西、赣南的客家人便闻风而来，再次掀起了客家人入粤、入桂的移民潮。据统计，到清代中期为止，广东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已达410万人左右，几乎占同期广东人口的20％。而整个广东的客家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至少有1060万人，约占全广东2120万人口的一半。而客家人的不断入桂，使得桂东南、桂东北，以及桂中部分地区都有了客家人的迁入，尤其是“郁江走廊”——浔州，即平南、桂平、贵县一带形成土客杂居的格局。
与此同时，明清时福建的闽南人向台湾的迁徙，广东的潮州人向海南的迁徙，使得地广人稀的台湾、海南人口激增。
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岛约有5000中国居民；澳门半岛约有7000中国居民。英国割占香港后，人口迅速增加，到清末时，港英当局管辖下的香港岛、九龙和租借地新界，人口已达36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广东迁入的广府人、福佬人和客家人。与此同时，澳葡当局管辖下的澳门半岛和醛仔、路环两岛到清末时，中国居民人口也已达7万人左右，其中除一部分是被称为疍民的土着族群外，还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广东中山（香山）的广府人，以及部分福建人。
综上所述，在汉族延绵不断的向华南迁徙的两千多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在文化的涵化、互动和认同中，迁入华南的汉族不断发展，自宋元开始出现族群认同。
三、华南汉族的族群结构
华南汉族的族群结构是汉族各人文地理区中最复杂的。
中原汉族在向华南迁徙的过程中，不仅碰上了华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南岭山地，万山重叠；武夷山脉，山势高大，使得迁入华南的汉族被千山万岭所隔绝，而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族群，如入闽汉族在被千山万丘所割裂的福建，在被称为闽西大山带和闽东大山带的怀抱中发育形成了各具人文特征的闽南人、福州人、闽东人、兴化人（莆仙人）、闽北人和客家人；而且还遇上了不同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如客家人在福建就吸收了畲族、瑶族文化，平话人在广西就吸收了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广府人就吸收了南越人的文化。这种复杂的地形所造成的地理环境相对的封闭性，以及所吸收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文化之不同，就造成了华南汉族族群的复杂特点。
华南汉族族群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主要族群，有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福州人、平话人、桂柳人。
第二个层次为亚族群，主要为闽南福佬人，又可分为闽南人、潮汕人、雷州人、海南人。
第三个层次为岛族群，主要有疍民，广西的“高山汉”、广西富川的“本地人”，福建的兴化人等。
四、华南汉族的基本特征
华南汉族的族群虽然复杂，但其基本特征仍然十分鲜明。
（一）方言复杂
汉语有八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平话方言，华南汉族就占有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平话方言4种，占了汉语方言的一半。此外，桂柳人还操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
（二）族群众多
如上所述，华南汉族的族群与汉族各人文地理区相比是最多的，而且结构复杂。除本书将要着重分析的广府人、客家人、福州人、闽南福佬人、平话人、桂柳人以外，还有闽东人、闽北人、莆仙人、海南人、雷州人、疍民，广西富川的“本地人”“高山汉”等。
（三）发展不平衡
华南汉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广府人、闽南人、潮汕人等具有浓郁的商业意识，敢拼敢闯，经济发达，而平话人、闽北人、闽东人，以及广西的“高山汉”、富川的“本地人”，却由于长期的封闭，形成了保守的人文特征，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高山汉”甚至在当地被人们认为是“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的族群。
（四）海洋情结
由于华南面向大海，在历史的发展中培育了广府人、潮汕人、闽南人以及福州人的海洋情结，他们开放、兼容，一方面许多人漂洋过海，俗称“下南洋”，所以福建、广东、广西为中国华侨最多的三个省、自治区，另一方面他们得风气之先，大胆吸收西方文化，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更是成了现代化的急先锋，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第二节华南秦汉时期族群概况
一、远古时代的华南原始族群
华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很早以来就有人类居住了，是中国人类起源和演进的重要地区。
考古材料揭示，1939年，德奥籍古生物学家孔尼华在香港中药店的“龙骨”堆里发现的两枚被鉴定为“巨猿牙”（cigantopithecus）的巨牙化石，命名为“中国人”（Sinanthroposofficinales），就是来自两广的洞穴。1956年，又在广西柳城，以及大新、武鸣、巴马发现了三枚巨猿颌骨和4枚上颌化石，说明在人类起源的亚洲南部的广大地区“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1958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镇狮子岩的狮头洞里，属于旧石器中期早期智人为黄种人的原始祖之一，距今12．9万年的“马坝人”的头盖骨出土。据专家研究马坝人的头骨呈卵圆形；颧骨向前突出；鼻根较宽，鼻梁侧面观稍呈凹形；颜面上部相当扁平；眼眶圆纯而稍高，具有黄色人种的一些重要特征。此后，1978年和1989年，在广东封开县渔涝区河儿村的峒中岩发现了距今14．8万年左右的“峒中岩”人，也是黄色人种的原始祖之一。从此，华南大地有了人类社会。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广州、深圳、佛山、河源等地发现了20～30处旧石器地点，其代表是番禺钟村镇大乌岗和深圳龙岗旧石器地点的发现，补充了华南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地区的原始人类
罗沙岩人。1992年7月在封开县渔涝镇罗沙岩出土4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一批打制石器和近千件动物化石，距今2．24万～7．9万年。
新马坝人。1984年以来，在曲江县马坝狮子岩马坝人洞穴周围的水洞和银岩，发现了6枚人牙化石，在狮头岩洞西面的飞鼠洞清理出1枚带臼齿的左下颌骨化石。说明在马坝人之后，这一带曾长期有古人类生活在这里。
麒麟山人。1956年在来宾县桥巩圩附近的麒麟山盖头洞的表层石笋之下发现的，包括大部分上颌骨和腭骨，右侧的颧骨和大部分枕骨的古人类遗骸。
柳江人。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的通天岩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以及最下的4个胸椎和全部5个腰椎、骶骨、右髋骨及左右股骨各一段，头骨显示了黄种人的特征。
灵山人。1960年在灵山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窑洞等3个地点的洞穴中发现的3块头骨的碎片。从门齿舌面铲形等特点来看，已具有黄种人的基本特征。
荔浦人。1961年在荔浦县两江公社苏村大队水岩东洞发现的1枚左下第二前臼齿化石。
都乐人。1975年在柳州市的都乐蘑菇洞的角砾和土状堆积中发现的1段股骨和1枚上右侧第二乳臼齿化石。
九楞山人。1977年11月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公社东风大队九楞山的一个溶洞中发现的4枚人牙化石。
宝积岩人。1979年5月在桂林宝积岩内发现的2枚人牙化石。
隆林人。1979年6月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娥公社附近的洞穴中发现的人类头骨、肋骨、椎骨、肢骨。
白莲洞人。1980年，在柳州市白莲洞中发现的1枚人牙化石和大量的打制石器。
左镇人。1971年，在台南县左镇菜寮溪的臭屈和岗子林发现的9件有关人的化石，距今2万～3万年前。台湾学者推测，左镇人可能是台湾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的主人。
（二）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
及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进入了由全盛到衰落的历史阶段，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使人们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逐渐进入了农耕和畜牧的生产经济，华南大地在公元前6000多年已遍布新石器文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