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那群猴子挨打之后，一度也不曾再到巴根屋里来了。巴丁夫妇认为猴子被惩罚，大约也不会再来捣蛋，就渐渐放了心。谁知，过不久的一个傍晚，俩口子收工回到家来一看，孩子巴根忽然不知去向！两间茅棚屋里，被搞得乱七八糟，地下甩破了许多碗渣，火坑里的鼎锅也被揭了盖，倒扣在火堆之上。那壁上挂的斗蓬被抓得稀烂，床上铺的稻草抽得满屋都是，被窝里的垫单上，一块块还湿漉漉臭烘烘的，显然是撒了尿。
俩口子看着这一片残景，一下傻楞着都惊呆了：这会是谁干的事呢？巴根跑向哪去了？“啊，天呀，会不会是抢犯来过？怎么我们的孩子也不见了呀！”韦娅急得手足无措直叫嚷：“不，这不是什么抢犯，这一定又是那群猴子干的。”巴丁铁青着脸说：“该死的猴子，我们的巴根，一定是被它们抢走了，咱快去找吧！”
夫妇俩紧忙着向外找去。此时哪里去找？俩入在山林里转着。扯着嗓子直喊：“巴—根！巴—根！”
声音在深山幽谷里回荡，暮蔼正从四处的山野里隆起。俩人的嗓子快喊破了，哪里有人答应！这样寻了一阵，结果都累得精疲力竭，最后只得双双哭着回了家来。
第二天、第三天，俩人接着到山林各处去寻、去喊、去叫，那附近几十里的森林都跑遍了，还是踪影全无。慢慢的，夫妇俩都开始绝望了。
但是，半个月后的一个太阳斜照的下午，一队人在山坡上正砌坎，修梯地，有位社员忽见远远的对面山顶的悬崖之上，有一群猴子正嘻嘻跳跃着玩耍，其中一个小孩在陡壁上的矮松树上，嘴里还呜哇的叫着什么。
“啊，你们看那不是巴根吗？”那社员叫喊着：“瞧他和猴子们在一起呀！”
所有人的眼光瞬时都望了上去。大家惊异地叫喊着，仿佛发现了一件天大的奇闻一般。那一群猴子看着山下的人叫，也全无畏怕之意。它们在悬崖顶旁若无其事地围着孩子只管嘻嘻作乐。
巴丁俩口子见孩子竟然还活着，而且真的和猴子们呆在了一起，心里又惊又喜。俩人就赶紧向悬崖下跑。悬崖很高很陡，正面无法攀登上去。巴丁就在崖底望着上面大声叫：“巴根，你快下来哟！”
巴根眼睛朝下看了看，尖着的喘唇张口叫着：“呜……不。”
巴丁见孩子不听招呼，忙又从侧面坡上爬上去，想把巴根接回。但是等他气吁喘喘地爬到山顶，那巴根跟着猴子们一起，却早又跑得无影无踪了。
巴丁夫妇眼见着孩子从眼皮底下又消失，顿时禁不住都嚎啕大哭。那孩子到底是自己的亲骨肉呵，现在巴根竟不要父母跟猴子们去了，做父母的心里能不心痛之极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众社员见了这场面，也都不住叹息落泪。但因崖高林密，偌大的山看不到边际，猴子们去了也无处可寻，大家只好莫可奈何的劝巴丁夫妇回了家去。
从那以后，有人又曾好几次看到巴根和猴子们一起出现过，但都无法接近他。那孩子由于和猴子在一起，走路都是四肢着地爬行了。他攀悬崖陡壁或爬高高的大树异常敏捷，看到的人，都说他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猴娃了。而那巴根的父母，由于孩子的变猴，精神上从此就受了莫大刺激，母亲韦娅不久忧郁得病而死，巴丁因为孤独伤心，每天叫喊着寻找巴根，慢慢也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人了……。
杨老板将故事讲刭这里就打住了。我忙又问他那巴根后来怎样了？他告诉我说，那猴娃可能现在还在和猴子们一起生活，但他到底流落在什么地方，如今谁也说不出所以然了。杨老板说罢，便慢慢站起来和我告辞，到隔壁休息入睡了，不一会，那边房里即发出了呼呼鼾声。这时我也躺上了床，但为这猴娃的故事所激动，我的心却久久的一直不能平静下来……。天使与魔鬼一迈进18岁的门槛，步入女孩子花季的年龄，我感觉自己还像小孩，个儿不高，人没长大，但已经从县一中高中毕业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从中学毕业吃国家粮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政策是从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开始的，到我们这一届——1976年中学生下乡止，已经接近尾声，算是最后一批知青了。
拿到《光荣证》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几乎通宵难以入眠。因为就要离开父母，离开温馨的家去下乡了。到乡下去生活令我既觉得好奇而又神秘，同时又充满种种期望与担虑。作为一个女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走向自立生活后可能到来的孤立与无助，好在我的伙伴其实很多，与我同下乡的80多人的知青中，有许多都是我熟悉的同学，杨琴、米小红、李苹，张玲玲等女生与我都是好姐妹，有他们为伴，有再多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我为自己不断打气，终于树起了信心勇气，决心去勇敢面对这即将到来的陌生环境与生活。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打着背包到县城广场集合，几位县革委的领导前来接见，作了欢送讲话。然后，由县知青办的王主任带队上了两部客车。百多位家属聚在一起与我们依依告别。大家唱着歌挥着手，乘车缓缓离开了县城。
我们下乡去的地方是朝天山农场。其地距县城有六七十公里路。车行约两个多小时，迎面来到一座大山脚的三岔路口停住，大家即下了车。这时路旁土屋里走出一个戴青丝帕的土家汉子，他自我介绍叫陈二宝，说是陈盛老场长派他来接知青的。王主任就让他带路走在前，知青肖为民打出一面红旗紧随在后，红旗上写着“朝天山农场知青队”字样。其他知青排成一字长蛇，一个接一个跟着往前走。
从山脚到山顶，一直都走着羊肠小道。那路面崎岖不平，许多地方又窄又陡，险要处紧傍悬崖绝壁，脚下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万丈深渊。我们这些知青，差不多都是头一次走这种山路，一个个都走得提心吊胆，脸上身上汗珠直流。约走了三四小时，傍晚时分才终于上到山顶。此时，但见一片开阔地，两头狭长，一眼望不到边，中间都比较平坦。在山顶一侧的平地中，竖着几栋用岩石和土墙砌成的平房瓦屋，陈二宝指着房子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农场。”
大家踹着气到了场房内。陈二宝按每10几人住一间土房分配，将我们安排好了各自的住房。我与杨琴、米小红、胡英、张玲玲、刘晓云、王小莉共7人住进了一间土房。那沿墙十多米的床，是用才砍下的树枝搭成的一条长铺，每人把带来的被子往上一放就是“床”了。虽然是第一次离开中学离开家，白天从县城座了半天车，又走了四十里山路才到朝天山山顶，尽管疲劳之极，但大家依然很兴奋。
安顿了行李和床铺后，外面响起了敲钟声。有人在高喊：“吃饭了，快来吃饭。”我们随即来到食堂。各人分到一钵白米加包谷粉饭，一小钵白菜与萝卜菜。吃完饭天就黑了。这时接到通知：马上就地开会。会场也没怎么布置，空旷的房屋立着几根木柱头，上面盖着瓦片，泥土铺成的地面形成一座座小“山丘”，房屋的一头是灶锅，另一头敞开的空地上放着一些如风车、磨子之类的农具，一张落满灰尘与泥土的桌子上放了一盏马灯，有人走上去把灯芯往上捻一捻，那火苗就往上跳了一下，昏暗的会场顿时亮了许多，这就是主席台了。送我们来的县知青办的丁主任介绍说：“从今天起，你们这八十名知青就归老场长管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一颗红心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当然，按政策劳动锻炼满两年后场里可以推荐表现好的上大学或招工招干。你们要好好干，要随时接受祖国的挑选。下面由老场长讲话。大家欢迎！”
一阵掌声过后，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黑处走到马灯下，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我们才看清了老场长的形象：标准的国字脸上长了一圈黑胡子，把本来就黑的皮肤映得越发黝黑粗犷，不高也不算矮的中等身材披了一件看来有了些年代的军棉大衣，有几处甚至露出了发黄的棉花。尽管才到金秋十月，因为朝天山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本来就是高寒山区，到了夜晚也能穿上棉衣了。这老场长走上前，手里拿着一根用竹根做的烟斗，颇有点像《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风度，他把手向前挥了一挥，眼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神色道：“你们这些鸡屎（知识）分子给我听着，来我们场劳动锻炼的已走了几批，你们哪个要是敢在这里谈情说爱，那就是在这里‘守场’的坯子！”老场长说完这句话，把手果断地往下一甩。然后站在那里不做声。大家只当他还有话要讲，所以谁也没动，静待他的下言。等了半天，老场长见大家还不散会，于是又用当地的土话说：“我讲的完了，散伙！”“哗”地一声，大家笑得象一锅煮沸了的开水，边走边议论着老场长的话。
这是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场长和第一次听他这样给我们在大会上讲话。
老场长的话让大家久久不能入睡。各自心里想着，这老场长到底是什么人呢？谁愿意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扎根”一辈子而去谈恋爱呢，莫不是神经有问题吧。
夜里，我们几位女知青躺在床上还在悄悄议论。我说：“这老场长今日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讲那几句，怪得很哩。”
杨琴道：“老场长他是未雨稠缪啊，他是想提醒人家不要谈恋爱，可我注意看他，就有点像伪君子，是假正经。”
“就是！”米小红道：“年青人要谈恋爱，他管得着？我看呀，咱们可不要被他吓唬住了，有合适的白马王子，咱就要谈。”
“好哇！你是个不信邪的角吧，我佩服！”胡英又道：“只要找到合适对象，我看就是守场也值得！”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各自谈着不同想法，直议论了许久才慢慢入睡。
当夜，一觉酣睡到黎明时分。忽然，一阵“嘻嘻”的笑声将我惊醒，原来是睡在一旁的杨琴在梦中发笑。我推了她一把到：“你笑什么呀？”
杨琴“啊”地一声醒了，她侧过脸对我道：“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感到好开心，所以笑了。”
“做的什么梦？说说看。”
“我梦见自己走到山中，看到一片野地里的花突然间全开了，开得好香好艳，我跑进花丛中，高兴地抱住一丛花就笑了。”
“好哇，你做了个花梦，这预示着你的爱情将要来临了。”我煞有介事地说。
“真的吗？我的爱情在哪里？我感觉自己好朦胧。”
“肯定有人喜欢你了！你和谁最要好？能不能告诉我？”
“也没有特别和谁好，只是过去我与赵跃进来往多点，读书时别人就笑话过我俩，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不过你从没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也说不准。”扬琴压低声音，悄悄对我道：“不瞒你说，跃进的父亲过去当县长时，帮我父亲解决过工作问题。我们一家原住在北京。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回到老家，没有工作。搭帮赵县长将我一家安置到县城，让我父亲到文化局上班，有了份工作，才养活我们一家。我读书又与跃进同班多年，感情自然是有的，只是我还把不准。你不知道，跃进的父亲在文革中靠边站了，至今还在养病休闲，工作也没落实，跃进将来的前程怎么样也难预料，我和他该怎样交往，心里没底啊！”
“你何必担虑那么多。”我轻轻对她说：“抓住自己的感觉应该没错。譬如你做这个梦，恐怕就是一种暗示。爱情的机会来临了，难道你能放弃？”
“我也这么想啊！爱是要讲缘分的，错过了机会，就后悔不尽。像我们女孩子，十七八岁，正是花季年龄，这个时候如果不找到意中人，等到花季过去，岂不迟了？”
“既然这么想，那你还犹豫什么，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白马王子吧！”
“我有些怕，我怕这只是做梦，做的美好爱情之梦，这种梦也不知能否圆满实现。”
“这就看天意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都不再吭声。我知道，到朝天山来的知青，人人心中都在做着美好的梦，其中许多女知青和男知青，除了梦想将来被招工招干或推荐上大学之外，无不都希望在这里能获得一份理想的爱情。而这种梦想能否实现，也真的只有天才知道。
躺在被窝胡思乱想时，天色已渐大亮。须臾，有人敲响了起床的钟声，大家便匆匆爬起来，到野外搭的狗爪棚茅厕里解手，然后漱口、洗脸、吃早饭。接着，场长陈盛宣布，将知青共分4个小队去劳动，每队15至20余人不等。即农一、二、三、四队。我被编在农一队，队长就是陈二宝。他还负责敲钟上工收工。农一队总共18人，除我和杨琴、米小红、李萍张玲玲5个女知青外，还有老场长的女儿陈家莲、农场老职工白青山、陈秀月夫妇及队长陈二宝、黄氏夫妇。在农一队里，队长给我和其他3个知青的任务是购买和背蔬菜。
这天，我们吃完饭，就背上背笼去收购蔬菜。走出场部约2里多外，只见很大一块山丘起起伏伏，一眼望不到边。原来，那朝天山虽在山顶上，但上来后方圆却有四十里，号称四十里大平原。那连绵不断的山丘外的边缘处，能见到无数石峰的悬崖峭壁上，还长着一颗颗苍劲有力的松树，县里知青办的人说这里的风景有“小桂林”之称，真是一点也不假。只是这山人烟稀少，空旷的几十里地都是茶药场的地盘，场里长年住在这里的也只有一户工人和老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