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做工作。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向胞弟、侄子阐明了“家和”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从自己做起。曾国藩不时地征求弟辈们的意见：“余蒙祖父余泽，频叨非分之荣，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他希望以至诚赤子之心以感动弟辈。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曾国藩鉴于古往今来的官宦人家，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从而引起家族怨恨，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因此，他曾经立誓以向弟辈们表白：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防止别人妒忌挑拨，曾国藩再三提醒大家，要防止别人妒忌我们兄弟，试图在我们兄弟之间打个缺口。他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善于应酬，第一，以接待客人而论，他的经验是“杜门谢客”。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说，家乡的书吏往往欺人肥己，党邪疾正，是惹不得的，也是惹不起的。“没有公正之乡绅，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锄抑之”，他们必然会大发雷霆，“并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诲于宫，代我构不解之怨，而官亦荫庇彼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少惹麻烦。
第二，以管公事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随着儿子的官运亨通，权势增大，也慢慢惯于变得喜欢在人前指划，经常往来省城、县城，干涉一些政事。曾国藩对此深为忧虑，他在给叔父母的信中写道：凡乡绅干预公事，地方官没有不怀恨的，因此“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现在的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
第三，以与本县父母官的关亲而论，曾国藩的经验是“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曾国藩嘱咐兄弟：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必力诋其非”，其关系“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县官有公事须绅士相助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
第四，以盛衰得失而论，他的经验是“于极盛时作衰时设想”。曾国藩针对时局，意味深长地对兄弟们说过：“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又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百事衰时拂逆地步”。还说：“今天吾家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因此，“当盛时预作衰时设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第五，以受人人情而论，曾国藩的经验是“不可轻取人财”，曾国藩回顾原来在京，屡次扰人，“心殊不安”。原因是：“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倘若他找到府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财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
第六，以远亲近邻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可轻慢近邻”。凭着数十年的经验阅历，曾国藩既看重远亲，又特别重视近邻。他说：“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
第七，以办盗贼而论，他的经验是“不要使人恨我之太恶”。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中说：“我们参与办贼，必须使我们的亲房人家知我家此举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使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办贼既毕“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种之意”。这里面的奥妙和诀窍，“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第八，以做人而论，他的经验是“学为和平，学为糊涂”。曾国藩刚跻身仕途，“自愧自恨”之处就很多。于是他感激万千地向兄弟们传授经验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年轻气盛，必将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6
欲立人，先立志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
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
人有志向，生活便有芳香。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
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各个方向都不大相同，正因为如此，立志才把人区别开来。
然而，志向并非人生而有之，而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是缺乏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曾有很多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退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人要有成，先须立志。那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正好33岁。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他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不好的情况下仍如此自强自立。曾国藩一生都在不断的自省，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戕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曾国藩“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观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自立的。
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这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说做人应“慷慨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曾国藩的一位同僚胡林翼说过，人的一生绝不应该随波逐流，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自身无任何好处，死后也会默默无闻不能为世上留下些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不负这七尺之躯。这一番话说得全面朴实，大凡有志之人理应做到。当然，与曾国藩见解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与别人没法相比，是他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
答案都是否定的，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生也在努力，可惜从未对此生的努力定一个方向，到头来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曾说，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最终会四处飘流，没有停驻的地方。
曾国藩自语：“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我哉！”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旁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无情鞭笞自己：“我近来终日思虑重重，不能自拔，总觉失去了什么，到现在已然如此。是不是因为没有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心中一直徘徊不定呢。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还有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思考一个晚上，如有小事不如意，就会成天坐着不起来，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啊。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时间飞逝，这些日子常是夜不成眠，思虑万千，全是粗陋的见解。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引盗入室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世界，且将之进行无情鞭笞，你能做到吗？人是自己意念的产物，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未曾想过做钢琴家，当然也就不会按钢琴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一个钢琴家了。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就是《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曾国藩少时志向不甚明确，经历一些变故后，改名易志，将伯涵改为涤生，以此说明从此后将有一个崭新的自己自立于世间。
他相信自己总会有一天，有如云中搏击长空的孤凤，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一样，终有一日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
7
尽人力，安天命
曾国藩说，君子身处顺境中，做事兢兢业业，常常觉得上天厚待我，实际上并非老天厚待你，而是因为与处境不好的人相比较，你才会觉得幸运。古人常说，处境顺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很多人的心理常常都有这种想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己流了多少汗就该有多少收获，否则的话内心就会失去平衡，继而对现实不满，整天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却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信天命并非放弃人为的努力，这就要看你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努力，以及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难，挫折无数，但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曾国藩曾悉心研究过《易经》，探寻过虑静安息的原因，从而理解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任何事物都是此消彼长，祸福相依，人们才有苦尽甘来，绝处逢生，柳暗花明之叹。所以，大吉大利之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曾国藩说，君子身处顺境中，做事兢兢业业，常常觉得上天厚待我，实际上并非老天厚待你，而是因为与处境不好的人相比较，你才会觉得幸运。古人常说，处境顺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每个人都喜欢一切顺利，本能回避生活中出现的凶险。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灾难呢？他认为，人处在好的环境中并不断反省自己，通过反省又可走向吉利。常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并不知道取得成功仍需悔改。
为什么是悔改？曾国藩说：“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取求全也。”也就是说有遗憾有不足就让它有遗憾有不足，不要过分追求全、圆、满。然而多少人不明白这一点，拼命追求胜利，功成名就；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灾难也就降临了。清人朱柏庐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说：“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诸葛亮也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国藩虽知天命不可违，但他并不安于现状。他在防守安庆时，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道：“做大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这次把守安庆，战壕挖得很深，城墙也筑得很坚固，日夜守卫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就是尽了人力；到最后会不会因一个小漏洞而造成全线崩溃，那就是天意了；各种增援兵马也已安排妥当，多、鲍是正援集贤之师，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助守墙潦之军，在人事方面我已尽了全力；但最后交战能否得手，能否不被敌人算计，能否不让敌人逃走，这些都是天事。我自当竭尽全力做好我能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