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保险公司给我们做保险，当出现问题，农民也不至于有很大的损失。但有一个前提，要让农民有钱赚，这是大前提。我们制订了一条，当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保底价，让农民基本不亏，或者实在要亏的话，农民亏小头，企业亏大头，超过这个保底价格的时候，农民赚大头，企业赚小头。当出现疾病风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和科研人员给我们组成一个体系，来防病治病，当出现死了猪等出现重大损失的时候，保险公司来赔。我认为这样的体系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结束了传统小农经济式，自我使用为主的体系。我们90%以上甚至99%以上是商品化的，在这体系个，对农户有一个要求，要求是中年农民。
刘永好：四川乐山地区很多农民出去打工，18、20岁的出去打工，打到40多岁的时候，人家不要了，说他年龄大了，手脚不行了，工厂不要他了。年龄大了叶落归根，这些人又想回家去，回家去不想开办企业，但有点钱，几万块甚至十几万块，他想做现代农业，想养几百、几十头猪，但这几万、十几万是不够的。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体系里来，通过担保公司担保，银行给他贷款，保证他能养500头猪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时我们建立了联盟的关系，技术上有人管，猪苗上有人管，销售的时候有人管，当出现问题的时候，猪病的时候，有人管。这样从传统的养猪模式变成现代的养猪模式，这样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美价廉的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段时间我更多的精力是做这样的事。这是养猪的模式。
刘永好：同时我们在四川做了六方合作加保险的模式，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办了十几个养猪或者养鸡的担保公司，在全国已经办起了几十个养猪、养鸡合作社。今年我们已经形成了超过十亿只鸡加工和屠宰能力的产业链和700万头猪的产业链和建设能力，很多农民加入其中，得到国家的支持，也得到国家大公司的认同，比如日本的三井等大公司关注我们，愿意和我们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但有价值，有产出，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我们担任了急先锋，组织者或者领头羊的动作，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摸索出一种方式，为我国农业转型方面探索出一条路。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我们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同时，也为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国家农业的转型，为城市提供绿色、环保、健康的，放心的肉蛋奶产品方面做些贡献。
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绿色环保，我记得在广西北海一个深山老林里的农村，也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当然不能和您的思想高度相媲美，但他也做到90%以上是出口，也给了部分给农民。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这块问题，就是养猪、养鸡，怎么保证这些动物能健康地，有序地规模化。这是主流的事情，可能很多企业家朋友并不想做农业方面，就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是相当相当重要，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事情。现在CPI迅速放缓，猪肉价格也在下降，但北京的猪肉价格从16.5元/公斤，9月18日就降成了14.2元/公斤，猪肉价格下降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养猪计划？
刘永好：是的，现在猪肉价格在回落。同时，肉蛋奶对CPI的拉动作用很大。所以肉蛋奶价格的下跌，和其它基础材料，基础原料价格下跌，使CPI增长幅度已经下降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肉蛋奶产业和其它产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一点贡献，使CPI的担心下降了，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对农民朋友来讲，猪肉价格下跌太多，养猪的利润就减少了。现在不少养猪户讲，现在养猪又不赚钱。养殖就是这样的，从赚钱到很赚钱，到不赚钱，到年终亏损，不断地轮回。以前大概两三年就是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一会儿听说猪多了，鸡多了，肉难卖了，这叫杀农，农民就不养了。一不养，市场价格就高了。最近几十年来总是这样，这是商品养殖周期，这与我们养殖格局相关，因为我们2亿养殖农民，他们没有计划性，今年赚钱我多养一点，明年不赚钱，后年就少养一点。这样起起伏伏，对国家不好，对企业不好，对农民更不好。
刘永好：我们现在准备做现代农业，就是不管市场好还是市场不好，我们都做均衡养殖，供应市场。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不均衡，就亏了，这就要求我们赚钱的时候有一些储备。养殖体系中，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风险金，在不好的时候补贴农民，大企业就有这样的优势，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出现市场不好的时候，还要继续养，因为今年不养，明年的价格就高了。平衡起来看，高的时候赚些钱，亏的时候亏点钱，只要不出大的疫病风险，基本上还是有钱赚的，尽管赚的还不多，但规模大还是很可观的，这是农业的基础条件具备了。我们就要动员农民朋友和产业体系，克服短期化的思维，要做杂事，要做深。
主持人：签订一个长期合同可以吗？
刘永好：不仅是长期合同，要是利益共同体，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现重大灾害的保险公司赔付以及巨大灾情的时候，我们防御体系要跟得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在猪肉价格，肉蛋奶价格持续走低的时候，更需要有归满的，有实力的企业联合起来，做这样的产业链的发展，在下一轮市场高峰的时候，市场才不至于脱节，能赶上新的机会，才能够平衡地发展。
主持人：这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投入回报率至少有20%，以饲料行业1%的投资回报率相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干20年农业不如干一年的房地产，这句话我在哪儿听说过。您为什么投巨资做农业？
刘永好：房地产我们也做一些，但我们不是主要做房地产。因为一些工厂在城郊，虽然经济建设，这些变成城市了，政府就鼓励你们开发成住宅吧，我们就开发成住宅，是顺带的。农业是我们的主业，我们很长时间都在想，不少朋友都在讲，永好，你这么早下海，有相当得实力，凭你的实力做房地产，全国能超过你们的不多，而且你们方方面面的条件也比较好。我们确实动摇过，也想过，尽管房地产利润率比较高，但它有高回报，实际上也有高风险。最近房地产企业的日子就相对难过一些，压力就大一些。
刘永好：但另一方面，虽然农业回报率比较低，只有1%，2%，但市场有需求，去年养猪少了，猪肉价格高了，CPI上涨了，国家重视了，又给补贴了，市民的意见就大了。市场有相当大的需求，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行业将近30年了，我们不做谁做，这同时又社会责任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差不多有6万员工，其中基本有5万人是做农业，他们只会养猪，做饲料，食品加工，我们不能轻易转型。更主要的是，现在国家提出了建立现代农业，农业要转型，而且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带来比较大的机遇，我们有比较优势，所以，我们不做谁做，我们做的话比别人更有优势，这是我们坚持做农产业的决心。
刘永好：我们通过调查研究，觉得我国农产业和国外差距越大，差距大是确实，但有可能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优势。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熟悉，有准备，我们就脚踏实地联合起来，多养猪，多养鸡，多做肉食品加工，多做服务于社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另外我觉得很光彩，很自豪。大家说这是最大的猪倌来了，我觉得养猪有什么不好，养猪就养猪吧，大家吃饭的时候香喷喷的，说养猪就养猪吧。
主持人：食品行业可能是您事业生命的全部。
刘永好：食品行业是中国最大的行业，达到万亿的程度，所以对CPI的影响才这么大，谁家不吃肉，现在不少人提倡素食，但广大的农民朋友现在肉还没有吃够，那么多从农村到城里的朋友，还是肉蛋奶最大的潜在消费者，所以，今后的市场潜力还相当得大，前两天中央电视台做一个粮食的问题，写了一本书叫粮食战争，我是撰稿人之一。现在的粮食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用来饲料，用来转换。我们粮食一半多变成肉蛋奶的消费，现在市场变化了，以前吃粮，现在吃粮越来越少，转为吃肉蛋奶越来越多，当这样转换越来越多，证明这个国家进步了，欧洲、西方吃饭特别少，吃肉蛋奶特别多，当然这跟经济和习惯有关系。这几年我们的生活习惯逐渐变了，我们怎么高效、合理地转变为肉蛋奶消费，这是伟大的事业。我们关注它，参与它，支持它，推动它，我觉得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主持人：中国经济今年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内有CPI高涨，中小企业遇到融资难、出口难的问题，外有世界经济呈现衰落迹象，最近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外部金融环境的动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样困难的经济环境您遇到过几次？
刘永好：经济建设总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我认为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总体是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这是大方向，才有10%上下的经济成长，我认为非常好。当然现在经济增长非常快，到一定时候稍微休整一下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看到刘少奇先生写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我们确定目标之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左一左，右一右，目标不变。我认为刘少奇先生讲的这一点非常对，我们要经济建设，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目标确定了，是对的，目标左一左，右一右，所谓左，就是当经济发展太快了，我们减一减速，所谓右，就是当经济发展太慢，我们发展得快一点。我觉得我们国家在从“四低”向“四高”方向转变。“四低”，包括工资比较低，社会保障比较低，对环境的要求比较低，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低，煤、油、矿价格比较低，法制约束比较低，现在我们逐步向“四高”转变，“四高”就是工资成本刚性地增高，生产资料价格逐步增高，环境保护的硬制约增高，政策配套制约提高。以前不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人管你，以前没有土地，先干起来再办手续，现在不行了。国际上早就“四高”了，由于我们经济发展从很低的脚步起步，这时候要更多地刺激经济发展，所以实施相对宽松的经济发展政策。那么多年来，有时候松一松，紧一紧我认为是正常的，但这次从相对比较松，变成相对比较高，而且变化步伐比较快，而且国际金融动荡压力传导到中国，使得中国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我认为这是从“四低”向“四高”迈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国际金融动荡影响到中国产生不确定的问题。
刘永好：但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中国的企业家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当然我们希望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加地考虑从“四低”到“四高”过渡过程中平和一些，不要太急，出台一些政策，既要考虑到国际标准，又要考虑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渐变地，就不会有大的波动。这样就很好。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非常焦虑，股市这么差，房市这么差，钢价又跌，环境保护等等，一大堆的问题，一下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加上国际宏观经济，确实让企业家们很头疼。最近我到广东、浙江那边去看，很多种小企业很头疼，贷款贷不到，怎么样实现从“四低”向“四高”转变，怎么在四个约束条件下逐步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时候，如果我们能在这时候站得稳，企业肯定会有所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批企业倒下去。希望政府在这个格局中，更多地关注、理解，帮助，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的民营企业，因为他们还比较弱小，不太经得起从“四低”向“四高”转变过程中带来的剧烈变化，在这方面给他们一些体谅、帮助，希望社会的消费者们、网民们理解他们，给他们一些呼吁，希望金融机构、相关部门给他们一些帮助，使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不够，还是政府有其它的一些安排？
刘永好：我认为这不是政府关注度够不够的问题，这是大的格局。中国经济强劲增长30年了，适当的回调我认为正常。第二，以前的四个方面的要求不高，比较低，向四个方面要求比较高，这是国际一体化的要求，不这样做不行，比如环境保护，沿海三栏一补的企业有哪几个审批的，现在不审批不行，政府通不过，人民通不过，国际社会也通不过。石油价格、能源价格是国际定的，这是硬的制约。另外是政策的规范，包括土地政策，项目政策，这也逐步提高，这也是应该的。另外我们的员工希望提高工资，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希望能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科学发展观，这是对的，这样社会成本会提高，包括社会劳动成本会提高。这一两年变化比较快，中小企业不太适应，他们还是用原来的思维面对新的变化，问题就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