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基础就是企业信用。在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时候，企业信用评价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假设说企业在信用合作过程中，参与双方A和B守信均可获得收益H；一方守信而另一方不守信时，守信方要额外损失H的收益，而不守信方额外获取H的收益，但是如果守信方在事后进行利益追讨成功的话（设追讨成功的概率为P），则可以追回pH的收益，此时不守信方要承担pH的损失，而对于追讨方来说，不管追讨成功与否，都要付出Cl的追讨成本。
由于交易双方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要进行重复信用活动，因此就不能不考虑长期信用对双方收益的影响。显然守信行为能给企业带来信誉，从而产生潜在的长期收益。在这里，假设在交易中采取守信策略的一方可以获得U的信用收益。
在这里还要考虑，参与信用关系的企业的退出成本（企业因为信用形象过差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各种沉没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企业采取不守信的策略，那么它在以后的信用关系中就有可能不仅因为信用形象低劣而没有企业与它合作，而且还可能因遭受政府惩罚而损失额外得到的收益。这时候企业面临退出市场的选择，要么倒闭，要么更名，因此企业的退出成本制约着企业在信用关系中的策略。在这里假设企业的退出成本为C2。
假设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程度为S，它制约着信用收益和退出成本对企业信用决策的效率。因为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程度越高，企业信用状况越容易为对方所了解，从而对其长期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
述变量变化的区间范围为U>；0，H>；0，C1>；0，C2>；0，0≤P≤1，0≤S≤1，α>；0，β>；0，在给定B的策略条件下的博弈决策过程，A采取的各种策略是根据它的期望收益值做出的。由于B可能采取守信或不守信两种策略，因此A的信用博弈决策也就有两种情况。
1.B采取守信的策略。
如果A采取在交易过程中不守信的策略，那么B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E（W1）=H+αH-SC2-PβH如果A采取在交易过程中不守信的策略，那么B不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E（W2）=H+αH-SC2如果A采取在交易过程中守信的策略，那么A期望收益为E（W3）=H+SU2.B采取不守信的策略。
如果A采取在交易过程中守信的策略，那么A在事后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E（W4）=H-αH+SU-C1+PβH如果A采取在交易过程中守信的策略，那么A在事后不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E（WS）=H-αH+SU如果A在交易过程中采取不守信的策略，那么这时交易无法实现其期望收益E（W6）=0因此，当正（W3）>；{（W2），E（W3）}+E{正（W4），E（W5）}+>；E（W6）时，即当S（U+C2）>；αH且SU>；{C1+（α-Pβ-1）H，（α-1）H}-时，企业A会采取守信的策略；当{E（W2），E（W3）}->；E（W3）且E（W6）>；{E（W4），E（W5）}+时，即当（α-Pβ）H>；S（U+C2）且{C1+（α-Pβ-1）H，（α-1）H}+>；SU时，企业A会采取不守信的策略。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S，U，C2，C1，P，B这几个变量越大，企业越容易在信用关系中采取守信的策略；α这个变数越大，则企业越容易采取不守信的策略；而H这个变量对企业信用策略的影响很难判断。
博弈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而信用是个互惠互利的结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一环，信用制度的建设、企业信用评价的发展与完善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总而言之，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讲信用。
6.企业的合作与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所谓的赢家”，竞争已成为各个企业间的常见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企业都处于与对手竞争的状态。在竞争中，策略决定一个企业的成败；企业要想在竞争中成为赢家，就要学会运用博弈论，从而制定一个好策略与对手搏击。
其实，博弈论方面的知识与企业管理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共通的。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商场中很值得借鉴。
博弈双方在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但结果往往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或较大利益，甚至导致对各方都最不利的结局。在企业竞争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在企业竞争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对于竞争双方来说，信任和合作是最好的办法。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信任与合作很少达到如此两难的境地。谈判、人际关系、强制性的合同和其他许多因素左右了当事人的决定。但囚徒的两难境地确实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这种真实的一面。现实世界当中，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合作”，和“背叛”都是随处可见的两种现象。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何种机制促使生物体或者人类进行相互合作或者背叛的呢？
1994年Rupert Murdoch公司《纽约邮报》的价格策略表明它了解并运用了“针锋相对”策略。当它将邮报的价格提高到50美分时，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却没有跟上提价。在将《纽约邮报》的价格降回到40美分之后，Rupert Murdoch公司宣布有意向将邮报价格降到25美分，但《每日新闻》仍没有做任何响应。在“针锋相对”策略下，Rupert Murdoch公司果然将邮报在Staten岛这个试验市场上的价格降到了25美分，此时其竞争对手《每日新闻》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策略，将价格提高到50美分。没过多久，Rupert Murdoch公司也将价格重新提高至50美分。
Rupert Murdoch公司的策略是友好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提高价格；同时它的策略也是挑衅的，在《每日新闻》没有跟着提价时，它又将价格降低；这一策略同样具有宽恕性，当《每日新闻》将价格提至50美分后，Rupert Murdoch公司也重新将价格提高；这一策略也是明了的，Rupert Murdoch公司的意图对《每日新闻》来说经过了两个回合就变得显而易见。由于“针锋相对”策略的运用，在这场“囚徒困境”式的价格博弈中出现了合作双赢的局面。
Rupert Murdoch公司的做法和“针锋相对”策略的益处在事后看来更加明显，Rupert Murdoch公司的成功是因为它掌握了博弈论的重要原则：你要了解竞争对手，也让竞争对手了解你。因此，如果公司的策略为竞争对手所明白，并且应向竞争对手清楚地表明公司准备合作，但对背叛行为将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那么公司最终将会赢得竞争，而竞争对手通过合作也将会大有收获。
通过对两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之间价格战运用了“囚徒困境”博弈的分析，说明价格战是可以避免的。对于每个竞争中的企业来说，对竞争对手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可能反应的正确判断本着合作共享的愿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纳什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合作，这在企业竞争中是非常实用的。例如，中兴、华为的竞争，他们可以说是近几年中国为数不多的令国人“欣慰”的企业。中兴连续几年荣登中国最受欢迎的企业，华为也令思科这样的“老大哥”很是头疼。
当一个企业羽翼丰满后，就会有走向世界的愿望，而且也往往真的那么去做了，比如说联想并购“蓝色巨人”IBM个人电脑部、海尔出价竞购美泰、中海油斥巨资竞购尤尼科，中兴、华为的足迹也已经纷纷迈向世界各地。华为出手争夺BT百亿英镑“巨餐”，就是最好的诠释。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虽然世界很辽阔，但是毕竟有价值的市场不是很多，中兴、华为这对国内“冤家”在他乡“碰个正着”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印度升级到“本底牌”阶段的斗法，到在尼泊尔华为状告中兴通讯低价恶意争抢订单，中兴、华为在海外的竞争可以说是越演越激烈。
双方面对如此的境况，此种天地的“斗争”，到底双方能各得其所，还是“鹬蚌相争”，让思科、西门子、爱立信、阿尔卡特等来自国外的“渔翁”得利了呢？难道双方没有别的途径实现双赢，而只能是这样的“零和博弈”吗？
不是的，可以将“斗鸡博弈”运用到目前海外竞争的窘况中。难道斗争中的两只“鸡”不可以通过“沟通”而解决问题吗？那两者也不至于落到都只拿-1的结果呀！再看看大家熟悉的“囚徒困境”，这也是“纳什均衡”的运用，最终两人都招供，未能得到大家的最理想结果。但是，如果两个囚徒事先“合口供”了，那么他们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两人都可以避免蹲监狱了。当然，并不是不让两个犯人招供，而是从中体会得到合作的重要性。
连犯人都懂得合作的道理，精明的商人并不是不懂得合作的道理。往往是由于陷入眼前的利益和狭隘的面子主义而做出非理性行为。
懂得合作的人，必会得到很大的成功。比如说，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人无不时时刻刻期待对方忽然发生重大事件，一夜暴毙，他们在碳酸饮料市场争夺得可谓你死我活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第三个人来跟他们一起竞争呢？就是因为两位竞争对手暗地里是有合作的，谁来就打谁，只要有人想进入碳酸饮料市场，他们就非得一起搞价格战什么的把人家整死才行。又比如说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两个竞争对手，就是“你家店开在哪，我家店就开哪”，百米之内两家必“遥相呼应”。在竞争中，也很少有第三者在他们中间出现，因为他们两人不会容忍第二个对手的出现。
在海外的竞争中，中兴、华为如果多些沟通合作，必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假设市场上的商品只有两个企业来提供，如果每一个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和需求结构，那么每个企业都将考虑是采用正常价格，还是抬高价格形成垄断，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