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祈福龙安》（原题《平凹，祝你早日康复》）这篇文章如期呈交给王德芳老师时，内心惊恐不安，一怕文章没有写好，又怕枉占不少版面。没有想到，王老师又追加了一个任务：“再见平凹时，代我向他问候，请他为《企望》杂志题写刊名，丙约一篇短文，3月底寄来。”王老师还说，“如果平凹不答应，我就饶不了他。”
1994年3月，平凹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电视上看不见他的脸，报纸上也寻不着他的名，往家里打电话总是没人接。我心急如焚！
3月21日晚上，燕玲在公用电话亭又打电话，我站在一旁默默祈祷：希望平凹在家，希望平凹来接电话。果然打通了！但是，平凹的声音很小，说的又是地道的陕西话，燕玲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俩根本无法对话。我夺过话筒大声叫唤：“平凹，平凹……”
平凹病了，发高烧，三十九度五。他的声音非常微弱，连我这干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听起来也很费力。我询问了他的病情，劝他好好看看，问他：“要不要我和燕玲帮着做些什么？”平凹说：“不要了。这些日子又住院了。过几天你和燕玲再来。”我不忍心再给平凹病中添乱，到嘴边的话又咽到肚里。
我把打电话的事，及时写信告诉了王老师，题写刊名只能拖后几天。信寄走后，我和燕玲怕误了事，又联系了几次。
3月30日晚，我和燕玲冒着大雨去看望平凹。
见了平凹，他确实病得厉害。我急忙拿出陕北宜君文化馆孙相武送给他的健康长寿药枕，展开月初孙来西安留的信件，劝他早日遘嘱使用。平凹看了说明，动手装好药枕放到卧室，说：“今天就用。”
问起平凹的病，他也苦不堪言。他说：“已花了几万元，单位的款一时汇不去，这些天找院长写个条子才能拿一天的药，也不能整天价寻院长”。
令人兴奋的是，东北来了两位气功师，也在为平凹发功治病，说过两天化验一下，一定会好的。我们都替他高兴，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块儿去外地春游。
问及去北京开政协会的事，平凹说：“开幕式那天才去。很多记者拦住张贤亮问对《废都》的评价如何。咱成了敏感人物，没办法，称病不见任何记者。”“英国记者三番五次联系想直接采访，因为上边有指示，咱只好婉言谢绝。咱也不想在北京在政协会上惹啥事。会议没完，病得不行，只好提前回来住进了医院。”
我接着话头说：“怪不得王德芳老师也说，在陕西代表团回来的电视新闻中寻不见你的人影。王老师还请你为重新更名的《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呢。”当然，我没有忘记原话照搬，“你若不写，王老师饶不了你，还要兴师问罪呢！”
平凹忙问：“是哪两个字？”
我说：“是企业的‘企’”，希望的‘望’。还得写上‘贾平凹题’几个字。”
平凹口中虽说：“我现在不给谁写这字了”却已起身走到书案前。只见他展纸，润笔，忽而又讲：“墨也没有了，老家的父母官那天来时才弄了一点儿。”
平凹先竖着写了两字：“企望”，又横写了“企望”两字。后署上“贾平凹题”四个小字，并加盖了“平凹”二字的方印。
一时兴起，平凹忘了病痛，乘兴写了一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平凹还写了“龙泉剑”三字，遒劲，有力。写毕，平凹说：“有缘分，先前没有的，到头来总会转到我的跟前。”
之后，把三幅字摊在地上晾着。我们又坐在屋里聊天。没料到，燕玲比我还心急，折叠了给《企望》杂志的题字。我又拿过来，说：“还没晾干呢，小心洇了。”再把它展开，晾在身旁。
说着话，不知不觉已过了晚上11点。我俩不敢久留，就匆匆告辞，劝平凹“多多保重！”
出得门来，雨住天晴，天上还有星星呢！
这春雨，真怪！
这春夜，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