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义庆
成书时间：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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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403-444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儿。他的父亲是刘裕的大弟弟长沙王刘道怜。临川王刘道规是他的叔父。刘道规“少倜傥有大志”，与武帝刘裕一同起义，功勋卓著。但过世很早，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卒于京师，由于临川王没有儿子，后继无人，刘义庆便被朝廷过继给刘道规为后，刘义庆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来承袭了临川王的爵位。历史记载刘义庆自幼聪敏过人，受到他皇帝伯父的赏识。刘裕曾开心地称赞他说：“此我家之丰城也。”丰城治所在今江西丰城县南，据说吴灭晋兴之际，天空斗、牛两宿之间常有紫气出现，有人曾在丰城掘出龙泉、太阿宝剑。此处喻指刘义庆才华超凡。刘义庆年轻时曾跟从刘裕攻打长安，回来后被任命为东晋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徙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刘宋建立后，他以临川王身份历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显要职务。当时“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因为刘义庆是宗室中优秀的人才，并且深受武帝喜爱，所以才委派他承担如此显要之职。后又改授散骑常侍、卫将军、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但当时政治斗争的险恶莫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被杀，宗室诸王各怀异心。而刘义庆非刘裕亲生，纵使有品操令美之誉，稍有不慎也会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刘义庆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上，史上称他为人“性简素，寡嗜欲”，“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刘义庆性爱文艺，喜与文学之士交游。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名儒硕学。他的著作丰富，所著有《徐州先贤传》10卷；又曾仿班固《典引》作《典叙》；此外还有《集林》200卷、《世说新语》10卷。
《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所创作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轶事琐语的笔记小说。此书不仅保留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而且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又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便得到历史文士阶层的喜爱和重视，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刘义庆也因为此书而名垂千古。
与一般笔记小说不同，《世说新语》一书对当时社会历史现实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因此，要了解《世说新语》的内容，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时代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战乱频繁、社会分裂和民族矛盾都让这一时期的社会异常动乱。但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更为突出的特征是门阀士族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是汉末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族不仅与平民百姓泾渭分明，而且还有别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其他阶层。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实自天隔”，就是士族阶层保持自己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一种心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也是如此。士族阶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门第而世代为官。所谓门第就是因郡望家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尽管不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连皇帝也无法轻易动摇他们的地位。只要是出身士族，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当时官分清、浊，士族所乐于担任的大多是职任闲散、贴近皇帝的“清官”，其升迁速度也很快。相反，庶族寒门因门第不显只能担任一些士族不屑为之的“浊官”，长久得不到升迁。西晋诗人左思写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感慨。
第二，士族拥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他们一方面通过国家赋予的权力占据大量土地，广建庄园、别墅，另一方面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大肆聚敛。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士族维持门第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士族极力维持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严禁士庶婚姻、士庶往来等。
第四，士族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是指士族既需有独特的个体门风和家学渊源，又要有士族阶层普遍认同的风范。汉魏之际，玄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传统经学不再是唯一的正统权威，而由儒入玄、玄儒结合则成为新的风尚。构成魏晋士族的主体家族，大体在这一时期都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化过程。
《世说新语》以这样的背景为题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汉晋士族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本书划分为德行、言语、文学、政事等36类，每类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言行。作者用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简约朴素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的音容风貌，又深刻细致地刻画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虽然每个故事都篇幅不长，但文意隽永，耐人寻味。下面我们对该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首先，《世说新语》反映出儒家的传统思想在这个时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将《德行》放在开篇，无非是说明德为百行之首。而作者所重视的德，大体仍不脱离忠、孝、节、义之类，是儒家学说的行为规范。《德行》篇中记载了许多以孝、义而立身扬名的事迹，如王祥对待后母非常孝顺、祖光禄以孝而为官、荀巨伯以义而全活一郡之人等，其他各篇中也贯穿了这种基本思想。
同时也可以看出，士族名士的儒教观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就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从东汉后期开始，以儒教为本的政治实践受到世人的怀疑和抨击，而以老、庄为本的道家思想影响日益扩大。在汉魏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苦闷、彷徨、失落、激愤、悲观的心理状态中，士族名士需要寻求新的人生支点。
据本书《文学》篇记载：太尉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有什么异同，阮修回答说：“将无同。”就是“莫非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名教（儒）与自然（道）本来是一体的，没有什么不同。太尉认为他说的很好，给了他一个小官做。所谓“将无同”，这三个字是我们理解士族名士人生观的关键所在。
忠、孝、节、义的儒家学说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对当时的社会有它难以取代的功能，玄学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但玄学的自然主义精神和对内心世界的超越又是儒学不具备的。而士族名士则将二者完美结合，既不放弃儒学的精神，又追求自然的风度。
该书的大量篇幅是用来描述名士风度的。名士风度，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魏晋风骨。
这种风度在《世说新语》的各篇内容中都有反映。
名士要擅长清谈，无论名教、老庄、佛理还是人物品评都构成清谈的重要内容。如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等等，这些都是人物品评方面的清谈。《品藻》篇所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前举王衍与阮修的问答，则是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清谈。当时清谈之风极为盛行，除名士外，名僧、名道、皇帝、官僚、学者，甚至几岁幼童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清谈出了名，就极易成为名士。而不会清谈，是成不了名士的。名士清谈须用麈尾，麈尾就是用麈（一种大鹿）的尾毛做成的道具，清谈时握在手里以助谈锋。如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容止》），令人羡慕不已。名士清谈偶尔也牵涉到一些实际内容，但大部分都是不着边际的虚谈，毫无实质内容。
名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极其镇定的态度面对一切。淝水之战时，谢安若无其事地与人下棋，接到关于战报的信后，默默地看完，一句话也不说。别人问他情况如何，他只平平淡淡地说了句：“小儿辈大破贼”。面对如此生死攸关的大战，谢安不可能不放在心上，据《晋书》记载：“（谢安）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鞋子断掉了还不知道，可见他内心还是兴奋异常的，只不过名士风度要求他克制镇定罢了。这种“从容镇定”有时到了矫揉造作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但社会风气崇尚从容镇静，名士们只得争相仿效。否则，就不足以成为名士了。
名士的另一个特征是无所事事、追求“超越”。如王子猷为桓冲骑兵参军时，竟不知所司何职，更不了解马匹多少。谢万北伐，“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士众”，竟然只知道自我陶醉，毫不关心实际的事务。
他们所追求的“超越”大概有以下几点：以饮酒为乐，这些名士豪饮痛饮，喝得烂醉如泥。纵情山水也是名士常做的事情。西晋时，名士们就经常聚于洛水之畔畅谈玄远。南渡后，易地偷安，名士们仍不忘纵情山水、啸傲江湖，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和超脱。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超然飘逸的外表下，仍然贪恋名利。如翟道渊隐于浔阳，一听“当世之务”，就不再隐居，匆忙出来做官了。不仅如此，崇道信佛也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在玄风的影响下，道士和僧徒也崇尚清谈，如书中提到的支道林、慧远等人，也具备了名士风度。宗教的世俗化有力地推动了宗教的传播，许多名士也将信奉宗教当做超越现实的一种手段。如阮思旷“奉大法（即佛教），敬言甚至”、何次道“礼拜甚勤”等。
在《任诞》篇中，王孝伯曾讲：“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将名士标榜清高、不务实事的本质揭示出来了。
此外，魏晋名士还重视仪容修饰。如：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潘岳容貌很好，年少时走在洛阳街头，妇女们看到他时“莫不连手共萦之”。皮肤白、神情好、身材高、眼睛亮等都是仪容美好的基本标准。峨冠博带、傅粉施朱者，在名士中也有很多。
刘义庆本人就是士族名士，虽然他与众多玄谈、任诞的名士风格不同，但对名士风度也基本上是持肯定和欣赏态度的。即使有讥刺之语，也并没有十分明显，需要我们去体会揣摸。
《世说新语》在《宋书》刘义庆本传中并未记载，《南史》本传及《隋书》、两唐书的志中只称《世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本书原名《世说新书》，五代、宋以后改为《世说新语》。
作品解读
《世说新语》问世后，梁代的刘孝标曾为它作注。刘注引征经史杂著400余种、诗赋杂文70余种，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地志、家传、谱牒等材料尤为珍贵。由于刘注所引材料大部分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亡佚，所以注文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它对我们研究魏晋社会历史、宗教、文学、语言、哲学、风俗等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学价值
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着统治地位，本书从各个侧面揭示了这一事实。《宠礼》篇记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即元帝）引之弥苦。”晋元帝引王导共登御床，不仅仅是因为王导劳苦功高，所以元帝给予了王导特殊“宠礼”，而是这一时期皇权衰微，士族势力与皇权相抗衡的实录。早在元帝初镇江东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谚。
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并不全是昏庸腐败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人物。士族所作的种种努力为稳定东晋政局、保障南方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书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东晋时期的北伐和淝水之战等。
《世说新语》可说是我们研究门阀士族的一部百科全书，书中的许多充满现实性的记载是我们研究门阀士族的第一手材料。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后，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便随之倾向于为士族服务，这在书中也有明确反映。《规箴》篇载顾和评价王导的为政方针是“宁使网漏吞舟”。“网漏吞舟”就是指对士族采取宽和纵容的政策。
书中还反映了门阀士族占据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事实。《规箴》篇载王衍口未尝说“钱”字，而注引王隐《晋书》云：“夷甫（即王衍）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王隐的评论是中肯的，王衍不言“钱”字，正是因为他已拥有了足够的钱。他的同族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即券契簿籍），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此人虽然有钱，但却吝啬至极。又如高平郗氏“大聚敛，有钱数千万”（《俭啬》）。此外，像石崇、王恺斗富等记载，都反映了士族门阀垄断社会财富、奢侈挥霍的现象，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材料。
书中所反映的士族生活，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僧道事迹，也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宗教历史的重要材料。
二、文学价值
《世说新语》一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种体裁形式为后世所承袭，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自成一体。如唐代的刘肃撰有《大唐新语》（又名《大唐世说新语》），宋代王谠撰《唐语林》，宋人孔平仲撰《续世说》，明代何良俊撰《何氏语林》，近人易宗夔撰有《新世说》等等。
《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它本身的高超艺术成就上。首先，该书文笔洗练，精彩传神。例如刻画王戎吝啬成性，作者写了4件小事：送给侄子结婚的一件单衣，后来还要了回去；他家的李子品种好，每次卖出时都要将李核钻破，以免别人得到好种；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点钱，女儿一回娘家时，他就给女儿脸色看，等女儿还了钱，他便立即高兴起来；他拥有万亩良田区宅，每天晚上都要点上蜡烛，摆开筹码与妻子反复算计。作者在记述这4件事时总共只用了简练的不到100字，却把王戎的人品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
第二，善于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为了表示对嵇康之死的惋惜，描绘了他临刑前从容弹奏《广陵散》的场面，令人潸然泪下。又如《识鉴》篇更是出神入化地勾画出一个有智慧、有生命的石勒：“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一个少数民族领袖，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能作出迅速判断，表明了他杰出的政治才能。
第三，该书的语言充满了机智和幽默感。如王戎钻核卖李、王蓝田吃鸡蛋等，读后都使人感到忍俊不禁。
第四，语言清奇，比喻生动，气韵宏阔。如描写会稽山川之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书中对人物的描写尤为精细，如写人卓然不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珂有节目，施之大夏，有栋梁之用”（《赏誉》）；形容人有风骨：“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形容人有博大气量：“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德行》）；形容人之孤傲：“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形容人之清秀：“濯濯如春月柳”（《容止》）等。
此外，《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成语，如望梅止渴、黄绢幼妇、枕流潄石、一往情深、登龙门、除三害、袒腹东床、咄咄逼人等，一直被世人传诵。
三、语言价值
《世说新语》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语法、语汇和口语都具有重要价值。这部书虽然不是成于“洛阳正音”的发源地——中原，而是在南朝，但是它所代表的语法系统仍是中原的旧传统。当时过江南渡的士族仍保持着洛阳语音，而洛阳语音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对南方士族影响很大。南渡士族为了稳定政局，笼络吴人，偶尔也学讲吴语。《排调》篇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这些事实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的传播和发展情况。
该书使用了很多口语语汇，非常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是研究魏晋语言的珍贵史料。
尽管该书在思想内容、道德标准、人生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缺陷和过时的地方，阅读时应加以鉴别和批判，但它在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经典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妙文精粹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吾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郡并获全。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树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尤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着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既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伫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郡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中华书局，2006年版）
知识链接
链接一 刘伶的《酒德颂》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链接二 刘义庆的另一部作品《幽明录》
《世说新语》是当时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幽明录》则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的许多作品篇幅明显增长，有的已多达1000多字，情节曲折动人，神怪形象鲜明，和易可亲，极富现实性，同时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叙事具有抒情写意的诗化特征，穿插着文人化的诗歌，《幽明录》在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书名“幽”“明”二字，分别代表鬼神界和人间界。本书带有明显的因果轮回的消极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写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人与神、生与死都无法阻止爱情的力量。书中还生动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如汉代重儒尊经，老狸也能化为人与董仲舒论五经；魏晋尚清谈，公鸡也会和人谈玄理。这些情节奇幻的故事，体现了佛教对中国本土文学产生的影响。很多故事，为后来的唐代传奇、清代小说提供了素材。
《幽明录》大约在宋代已亡佚，后人只能从《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和一些类书中辑集它的佚文。鲁迅在20世纪初从大量文献辑得该书佚文，收入《古小说钩沉》，现在的《幽明录》大多即是以此为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