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是，清朝皇帝自幼便处在无处不在的束缚之中，生活毫无自由与乐趣可言。比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如此讲述皇子们的学习生活：
满洲的皇子们自幼就在一套严格的教育制度下进行学习。他们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先是上中文课，由一位有着“师傅”头衔的导师进行监督。当皇室学生走进课堂并向导师行礼时，导师立即起立还礼。导师就座，课程开始。学生们拿出课本，摆放在导师面前，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并背诵课文。
这篇文章写道，导师和学生在教学时，有太监在一旁侍候着。如果学生没能学好，或理解有误，导师会要求太监拿来教鞭，纠正学生的错误。每位皇室学生都有8位伴读，他们与年轻的主子们学习同样的课文。如果有必要更加严厉地训诫少主们，导师会用教鞭抽打他们的伴读。如果少主们的学习表现良好，伴读也会受到导师的嘉奖。
如果某位皇室学生过于顽皮，不服导师管教，导师会命他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把他带到皇帝跟前。皇帝就会命一名太监拧他的脸。“同治帝幼时经常被太监拧脸”。
皇子们的文化课程主要是中文、满文和蒙文。学习中文课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然后是学习满文课和蒙文课。“教授满文和蒙文课程的导师的级别比中文课导师要低。他不能坐在椅子上等学生进来，而是必须出门迎接学生；学生不会先给他行礼，他必须先给学生行礼”。文化课上完之后，皇子们还得学习骑射、击剑等体育课程。“年轻的皇子们的时间几乎完全被智力或体力训练占据，他们就寝的时间非常早。他们吃饭的时间很有规律，食量也颇有讲究，他们不允许在吃饭时玩笑打闹”。
除了学习，皇帝的饮食起居也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光绪帝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在3点的时候，他要梳洗完毕，接见群臣。从3点一直到6点，他要处理国事。他在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在下午5点左右吃晚餐。
关于皇帝用餐的时间，《纽约时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记录。大致是皇帝起床之后半个小时，即凌晨2点半左右，会简单地吃点早餐。上午处理完政事之后，大概11点左右会吃第二次早餐。
至于皇帝的饮食构成，西方媒体的报道基本一致。比如，美国《斯克兰顿论坛报》及《奥马哈每日蜜蜂报》报道的内容皆如下：
每天摆在皇帝面前的肉食达到30磅，还有7磅的肉汤。每天要定量供应一磅猪油和黄油。御膳房每天要为他准备两只绵羊、两只鸡、两只鸭。他喝的东西也有严格限制，牛奶由18头奶牛专供，茶叶则每日准备75包。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翻译自张廷玉、鄂尔泰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皇帝每日膳食消耗的原材料大致包括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蔬菜定量，皇帝每日享用玉泉酒4两左右，专供皇帝的奶牛有50头，每日供乳在100斤左右，每日消耗茶叶75包。
供皇帝享用的饮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前述《阿尔戈斯报》刊登的文章仍将光绪帝称为“不幸的君主”（unhappy monarch）：
尽管宫中有很多太监和仆人，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被伺候得最差的君主。每天的菜单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写好……时令蔬菜和水果至少在应时一个月后才会摆在皇帝的餐桌上……他非常喜欢美好的生活，偶尔会多吃几口喜欢的菜肴，然而，根据每顿饭都在场的太医们的意见，这道菜不会再被允许出现在菜单上。御膳房的开支十分巨大，而皇帝却只能享有某种“幻想的酒宴”（Barmecide feast）。
文章提到的“幻想的酒宴”，是源自阿拉伯文学著名著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某个贵族家庭邀请一名饥饿的乞丐享用晚餐。他们在乞丐面前摆满了盘子，每个盘子都取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菜名，但是，每个盘子中都是空的，并没有盛任何食物。
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于学习与饮食方面的毫无价值的规定会使皇帝变成一位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
正如1872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的，“当迫切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创立这个王朝的皇帝们定下的规矩似乎毫无用处”。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洋务运动”而言。在写这篇文章的编辑看来，30岁就驾崩了的咸丰皇帝，过于遵循先祖们定下的规矩。同治皇帝也不能寄予希望，受摆布的婚姻说明他的意志已经失去自由，遵守祖制则必定思维保守、行为幼稚。文章写道：
据说他（同治帝）的口味和娱乐方式是幼稚的，而他身边都是阿谀奉承之人，鼓励他沉溺于享乐，如果这些说法属实，他的前景不容乐观。
最迟从同治大婚前后开始，西方记者们对康熙、乾隆留下来的文学和行政遗产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仍然是帝制，祖制的影响就将持续下去，他们甚至认为晦涩难懂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发展的阻力。
西方人无疑会对光绪帝抱有希望，因为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位皇帝曾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在美国记者卡朋特的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位身材苗条、脸色蜡黄、眼若杏仁、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的年轻人，他有普通人都有的本能，他和他的臣子们一样喜欢有趣的事物。1888年12月，卡朋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上了一艘小汽艇。让随侍太监们感到恐怖的是，他迅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钻进了引擎室里面。他在那里看见了一名苦力。这名苦力以一条脏毛巾缠住脑袋，正在给机器上油。皇帝问他是哪个民族的，这名苦力回答说，他是一名中国人。这个回答让皇帝非常高兴。
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段文字告诉西方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商品之一，汽艇已经进入到了皇宫之中，而且引起了皇帝的兴趣。
钢琴，是光绪帝喜欢的另一件西洋商品。正是透过这个信息，《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中国皇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
钢琴起源颇早，有人甚至认为可追溯到古埃及与古希腊时期的一弦琴。在经过漫长的变化过程之后，在1710年左右，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在佛罗伦萨制作出了第一架现代意义上的钢琴。既然钢琴被西方人认为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之一，购买并演奏钢琴的行为也就自然被认为是向欧洲文明靠近。
但是，《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中国皇帝的钢琴》的文章表明，即便光绪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这种靠近也是犹豫而充满矛盾的。
文章写道，光绪帝的钢琴的音色有些不准，因而命人给它做清洁和调音。从事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音乐家摩尔特里（Moultrie）。根据这位音乐家的描述，“这架钢琴的琴键很脏，印有各种中国文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调音了”。他很快就完成了调音和清洁工作，并且清除了印在琴键上的中国文字。
但是，摩尔特里的清洁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不快。得知这个消息后，光绪皇帝立即下旨，命人重新印上那些文字，并派人对摩尔特里说，完全没有必要清洁这些琴键。
这个故事有趣而深刻。既然琴键上的文字是皇帝所印，那它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很难接受一件会损害自己权威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有利而符合美学。简言之，他很难挣脱“威权咒语”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