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个办法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总需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特曼认为“集中资源于优势的个人或者方面”，随后他鼓动两个优秀的学生帕卡德和休利特创业。两个年轻人创办惠普的时候，和现在创业的年轻人一样，全部家当只有500美元，租一间小房子当办公室以后就所剩无几了。此时，特曼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想办法为他们找到了部分流动资金，到休利特复学后，惠普已经成为一个员工达数百人的大型企业。在那以后，个人时间有限，集中资源于短暂的创业期，选择主动休学成为斯坦福的主流意识。
其实，这背后的经济学观点是：创意和创新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斯坦福和硅谷，年轻等于自身潜在资源，最大限度缩短时间，休学创业是种不错的选择。这里盛行的观点是最年轻的人可以创造最多的价值，白纸比写满字迹的纸张更加有用。这种文化长期保留，斯坦福最终决定迫使每个学生都能主动适应这种文化，休学不经意间成为一种时代和传统的必然选择。
第六节 为什么斯坦福对“不务正业”习以为常
1991年，斯坦福大学硕士大卫·科利放弃读博，决定“找几个朋友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于是，他找到几个校友创立了一个设计公司。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这是一群最蠢的和不务正业的经理经营的公司。不务正业有口皆碑：员工通常按照45人分成一组，原因是这样能装进一辆校车里拉走。经理名片上没有头衔，经常让客户搞不明白到底是在和谁谈生意。
管理朝令夕改，下属自由散漫，每个员工想做什么，在哪儿做，打个招呼后就自行其是。今天有高业绩和热情的团队，明天没有任何原因就解散了，后天这个组又临时集合起来，团队里的人经常还没完全熟悉，就各奔东西。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一直账务亏损，所有的钱都花费在员工的商务旅行和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沟通上。对客户极尽挑剔，很喜欢拒绝“上帝”们的要求，简直不知道消费者和客户对自己的重要性，等等。
这家看起来很不靠谱的公司，实际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创新能力、规模最大、设计能力最强的创意设计公司。世界上第一个鼠标、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都是这家公司几个看似愚蠢的创始人的作品。今天，苹果、微软、百事、宝洁、雀巢、福特的创意设计也基本仰赖这个“不务正业”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著名的IDEO公司。大卫·科利本人是波音747飞机盥洗室标志的设计者、斯坦福设计学院的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
大卫·科利曾经在波音公司和NCR公司工作过，不过这两段工作经历却把他推进了斯坦福大学校园。大概对大公司的工作印象太过深刻，大卫·科利创办IDEO公司时提出：“我希望有个工作场所，没有一级一级数不完的领导，而是一个平等的、等级尽可能少的、思潮可以自由涌动的公司平台。”
这在斯坦福和硅谷看来并不新鲜，尽可能快地找到创新的个人和资源，最短时间内发挥自由的优势，必然要求把任何异端和不同寻常的建议、观点看作创新的萌芽。按照斯坦福社会创新项目研究的结果，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每种可知的选项都有成功的潜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说：“当我从威斯康星来到纽约，有件事让我很惊讶：在威斯康星，如果你很聪明，你一言不发。但是在纽约，聪明人也喋喋不休。我因此犯了些错误，认为那个人很笨。他不笨，只是文化不同。”
IDEO公司招聘所谓T型人才，也就是在某个领域有很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对其他领域和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的人。公司现任总经理汤姆·科利说：“好莱坞有一句话‘导演90%的工作是挑选演员’，大牌云集的演员阵容会让导演的工作轻松很多，我想这不仅适用于电影业。”
IDEO公司职员看上去都是些奇怪的家伙。简单地说，大概都有点儿与大公司格格不入的“不务正业”的特点，他们并不遵守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不见得有人会服从这一命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在许多地方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员工可能今天出现在上海，明天在旧金山，后天也许就在伦敦；一个小组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有些年轻人沉迷于嬉皮士运动和滑板，疯狂地艺术化。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时间管理是无效的，你不可能追着这些天才们到处跑，问他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休闲。类似的奇怪行为在谷歌、雅虎、苹果和Facebook都存在，比如，雅虎某个经理为了证明自己的自豪，会在臀部文上雅虎的标志，而乔布斯更是出了名的不守规矩，但这些在硅谷和斯坦福是被高度认同的行为。
不务正业和失败不同，更可能被斯坦福的文化所接受。美国人通常对于失败是十分具有同情和包容心理的。但是，与人们的想象相反，这在硅谷和斯坦福并不成立，有些领域是可以容忍失败的，有些则根本没有这回事。美国媒体对创新通常有点儿“选择性失明”，几乎不讲失败的经验，听次课就觉得所有人都会成功。这取决于所属的行业、时间和个人潜质等。
实际上，也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创新陷阱，再比如硅谷效率低下。SUN公司的失败，按照马奇的观点，主要是麦克利尼过分信赖自己的成功，根本不想冒险做别的事情，一成不变地坚守开发一套新系统、全线出击必能占优的观点。苹果公司总是尝试一些看上去很美，但是成本太高的东西，战线越拉越长，差点儿因此破产。
事实上，今天SUN公司已经成为人人忌讳的经典失败案例，上至风险投资，下至商学院教授都将其视作失败，硅谷甚至因此出现了两类负面的创新欺骗伎俩。一种是专门寻找噱头概念，开发无足轻重的技术激怒大公司，然后按照微软和甲骨文这类巨头的要约价格，抬价数倍卖掉创意；另一种则是大公司的紧跟手段，比如微软的办法就是小心跟进，然后模仿，不再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这两类欺骗造成硅谷的创新被大大地注水。失败不为人所接受是硅谷公司的潜规则之一。
斯坦福的真正态度，其实是对不务正业的宽容，简而言之，在成功之前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得到宽恕。凡是看不出失败的行为都可以让每一个人得到尊重。比如，大卫·科利在成功前，尽管外面的财务专家已经骚动不安，学校里的人依旧可以给他支持。沃兹尼亚克发明的个人计算机，虽然是整个计算机领域最伟大的创新，但是就个人而言，他所得报酬比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少得多。沃兹尼亚克的计算机明明卖了1000美元，而乔布斯却欺骗这个工程师只有400美元，其余的乔布斯则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不过，乔布斯还是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认同，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胜利者是不会受指责的，不追究之前的所有行为，包括这种小动作也是值得尊敬的。沃兹尼亚克被斯坦福请来研究，不是因为他是“个人计算机之父”，而是因为他是死去的“苹果之父”乔布斯最早的伙伴。
詹姆斯·马奇说：“创新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会有很多天真烂漫愚蠢的家伙觉得自己可能会成功，雄心勃勃，于是我们会欺骗或者说是鼓励他们：你年轻有为，大有希望，有一天你会因为你的创新想法变成亿万富翁。很多年轻人愿意自己承担失败的代价和风险，因为他们有非常高的热情。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性很小，但还是有一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成功了。”这也许才是斯坦福对“不务正业”感到习以为常的根本原因。
许多新的想法往往不是什么好想法，如果贸然接受，公司很可能被拖入破产的行列，这对于企业来说是致命的问题。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秉承的是实用主义，教导其学生一切还是回到企业的现实目标，正像学校当初实用主义地吸收德国理念一样。像上面的欺骗伎俩，尽管是种毒瘤，但对于媒体的炒作，教授们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总有些人不用通过欺骗就能获得成功。这大概和中国人说的彩票心理类似，买彩票虽然多数人赚不到，可是总有人会中大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