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典型经济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的话，只需要将我们在这种日常的小遭遇经济学化一下，就能举一反三，推广到所有类似的例子中。（该模型由斯坦福大学胡佛所斯彭斯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克洛夫教授共同完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这类现象引入经济分析。）
首先，把时间和跑路费作为成本，并且同我们的感觉挂钩，时间越长，跑路费带来的坏的感觉就会越大。其次，假设我们到最后一刻对于自己的手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不论什么时候买到都让我们一样高兴，然后计算一下我们总的感觉和收益，我们发现鞋底的费用是导致不幸的所有问题的关键。
其实，对于生活中类似的，那些可能花大量时间处理，平常又没有多少经验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形象化一下，大致定出一个自己接受的寻找次数和成本范围。凡是超过这个范围的，可以寻找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干脆拒绝。
比如，我们经常碰见的那些装饰品一类的购物陷阱，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假如你太过于专注花式繁多的鞋子，经常会买一大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鞋，甚至一次也没穿过，就永远地让它们成了存货，这种行为如果习惯化，就会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后果。有些人成了购物狂，另一些人则患上消费病，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发现，次贷危机的最大难题是处理大批美国家庭堆积成山的消费垃圾—这些东西自从户主购买后，连包装都没有拆开过。
再比如，那些最喜欢排队花时间购买东西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是最适合买到好东西的人选，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的是时间，鞋底费对于缺乏运动的老年人可不是成本，而是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抱怨你年迈的父母乐于寻找那些价廉物美的产品，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确比你专业，“盐吃的的确比你多”。
最后，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结论，你不妨再深入思考一下，类似的教训不也是一种让人头疼的鞋底费吗？经历教训不总结，只会导致更多的教训和浪费，毕竟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钱也是有限的。善于拒绝，避免故事中“魔鬼”的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很重要的。
你应该学学故事里渔夫的做法，只要有一次把魔鬼装进瓶子的机会，就让魔鬼永不超生。
2011年春运的最大新闻是，票贩子们学会高科技水军手段了—这大概是实行网络实名售票后，票贩子抬价的新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黄牛党是在信息不对称下催生的交易类型，维持这种交易的行为同样需要花费成本，比如顾客们鞋底费的提高，肯定有助于黄牛的价格上涨。这其实是个反向魔鬼的手段的应用而已。
第五节 为什么官员宁愿下载色情片也不愿盯市
在美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政治笑话，说的是掌管美国经济运行大权的官员，如美联储官员，面对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不但不思救治，反而在任内无所作为，对股市既不关注也不实行干预措施，反而在办公期间下载色情片。而面对公众讲话时，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声称一定能设法复苏美国经济。
这种笑话听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它在如何看待政府官员的经济作用上面，却有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我们愿意把笔者对该故事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该学派的其他代表还包括戈登·塔洛克、瓦格纳等人），他们首倡大义，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工具用于分析政治决策，得出了许多有趣的洞见。以本例而言，政府官员也是有自身利益动机的凡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里，官员制定决策，从提案到通过，本身就有较长的流程和较高的成本。而且，该政策又以不能干扰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为前提，因此，通过后对股市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股市本身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股市整体低迷，当然需要经济体系的各个部类修炼自身内功，这就决定了一两个利好政策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政府官员如果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当然知道如果硬要推动什么政策，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势必给选民留下笑柄。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格罗姆等人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声誉模型（KMRP），官员预计积极干预会破坏市场绩效，进而影响选民对他们的看法，影响下一期的任职和政治资金的获取。
所以，官员盯市、采取政策积极干预市场的成本应远大于收益，由于盯市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他们便会放弃这种想法和做法。官员放空炮不干事，可算是对上述说法的最好注释。而官员本身不是政府资金的所有者，他们代民众进行资金管理，民众是资金的所有者和委托人，而官员是代理人。而合约必定是不完全的，当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监管的合约成本过高时，合约双方会有意保持合约的合理模糊程度，对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借他人之钱，谋本人之利，而且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保持合理程度的容忍。
比如，政府官员下载色情片，法律如无明文禁止，你如何知道他是在进行思考，还是在测试网速，抑或在放松身心，或者是自身修为不好进而影响工作？知道后又该如何查处呢？如果他是观看电影又该如何处理呢？这样的问题太多，我们在合约中无法全部言明，也无法在事后全部验证（比如你怎知他发呆是在想公司的业务还是在想自己的女朋友），验证后也难以全部处理（如果我们对他进行处罚，那么他连正常的建议也不提又该如何处理）。
所以，政府官员预见到这一点，他们会对自己上述方面的行动进行调整，使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说，做一次的收益与成本相等。因此，他选择下载色情片，而不去逛夜总会。因为后者被媒体曝光后，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声誉损失，边际成本远大于边际收益。因此，对选民说大话，无所作为，上班时间宁愿下载色情片也不愿盯市，实在是最能满足自身目标的自利行为呢。
讲到这里，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制度环境太糟糕，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有所调控，是否应该设置指标，比如把股市上涨多少作为考核官员业绩的标准呢？但是，我们认为官员不作为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医家有言“有病不治，是为中医”，因为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固然善莫大焉。但是，如果搞不清病情，开不出药方却硬要开，其结果自然是药石乱投，加重病人的病情，那当然是最差的结果。有了病，在不清楚情况时不乱开药，是中等的情况。
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罗姆和帕斯特罗姆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它指出，如果存在两项任务，一项难以度量，另一项很难度量，而两项任务都同样重要时，就不能设置过强的激励。如果激励过强，就会导致行为人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容易度量的任务上，而忽视那些重要的但是难以度量的任务。
美国官员不能靠政府行为来干预股市，实在对我国经济有深刻的借鉴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制约官员的行为，防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而且这种逐利行为会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政府官员的权力越大，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可能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