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承认这些行动方案早先曾已遭到否定，因为这有可能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卷入，就这个国家而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的反应不过是“一种猜测”，麦克阿瑟承认苏联人对日本日益关注，因此他希望在那里再增加四个师。
然后他直接挑战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再次提出了他过去屡遭挫折的论点：
我充分理解欧洲需要安全，并完全赞成在这一地区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不过还不至于因此就接受在其他地区的失败。我敢肯定，接受这种情况也必然招致今后在欧洲的失败。然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防务准备工作的目标是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准备就绪的状态。把部队用于远东目前紧迫的军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损害这一基本思想。恰恰相反，这样做将充分保证以后可将经受过锻炼的部队，与欧洲本身发展的军事力量同步投入欧洲。
麦克阿瑟在结论中同意，在对他的行动继续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术估计是正确的。撤离行动只能通过“南至釜山滩头阵地的一条连续收缩的防线”来完成，在达到“滩头战线”之前不必做出任何“先期的决定”。在被问及他心目中的“滩头战线”究竟是何指时，麦克阿瑟反唇相讥说，除非有“某种政策转变的可能性，或者其他有利于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的外来不测事件”，撤离“随时”都可以开始。但是“如果真有一种有利于事态发展的合理可能性存在的话”（这是指华盛顿出现某种政策转变），他可以推迟撤离，直至他的部队被驱赶至釜山以北的洛东江一带的老战线。
不管华盛顿和东京之间驰电如何频繁，也不管麦克阿瑟增兵要权的请求成败与否，联合国军的存亡成了马修·李奇微将军以及战场上10余万美国、韩国和盟国军队的首要责任。如果他们尚能坚守住一条战线，制止中国人前进并重创他们，那么杜鲁门、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或许还能控制这场战争。倘若不能，联合国军将被赶出朝鲜。因此，在12月的最后几天中，李奇微开始像一个士兵那样履行他的职责，把麦克阿瑟同远在7 000英里之外的上司之间爆发的政治—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
战场上的李奇微
李奇微到达朝鲜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就在新年前夕那天早上发动了对第8集团军前沿阵地的攻击，刺耳的进攻哨子声，加上阵阵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好像是在欢迎这位新任的战地司令官。他们沿着朝鲜西部漫长的战线，又一次集中攻击韩国部队，使之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就溃不成军。
李奇微火速下令：如果不得不后退，那就后退，但是要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不久他就意识到第8集团军不能再坚守下去，于是他下令退却，尽管后退意味着汉城将再次陷落。至1951年1月4日，第8集团军已经被迫向南退了约35英里至锦江一线。此时中国人给养已告罄，暂时停止了前进。
从战术上说，李奇微并不认为这次后退是一大失利。其获得的一个好处是第8集团军现在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陟。重整旗鼓的第10军正从釜山环形防御区向北派遣人马。李奇微现在有了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虽然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第8集团军此次后退是以整个集团军建制所做的最后一次后退。今后几个月中，前线的混战状态将要消除，个别部队还会不断地做些短距离后撤，但是第8集团军再也不会被迫后退了。
几星期前，当李奇微还在华盛顿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把锦江一线称作“最后一道堑壕”，并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迫向南退到如此之远，那么就必须考虑撤离朝鲜的问题。然而，李奇微根本不考虑撤退。他已经告知华盛顿，他将需要时间来重建第8集团军。现在，他的司令部已驻扎在一条战线上，他从那里可以随机行动。
在战线上的头几天，他就决定了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地盘”的得失是无关紧要的，李奇微不会只为占领几平方英里土地而推进，这些土地几天之后中国人还可能夺回去。他对部队所要求的，用最生动的形式来说，就是打死中国人。
李奇微上任几天后，即意识到第8集团军在过去几周的磨难中，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多么深痛的伤害。他在写给柯林斯将军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说：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将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未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业已丧失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看出这一点。从他们长官的脸色——从军士直至高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交谈，我必须追根寻底才能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他们完全缺乏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那种常备不懈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李奇微以最纯粹的老陆军的方式，用踢人屁股的办法来使他的部队改弦更张。他自己截停了由韩国6辆卡车组成的一支正在后退的车队，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前线，这一命令是在李奇微带到现场的一名宪兵的卡宾枪下得到执行的。从1950年12月27日起，他在战场上待了三天，同士兵、将军都进行了交谈。他把部队数十人一伙、数百人一帮地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说，第8集团军并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后来他说：
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先烈倘若知道我所听到的关于一些军官在战斗中的不良表现，定会在坟墓中气得打滚。……在战斗时刻，我希望师指挥官们和他们的先头营在一起，我还希望军指挥官们和战斗最激烈的团在一起。如果他们有文书要处理，可以在晚上做。在白天，枪炮声大作之处才是他们应去的地方。
他希望“最严厉地惩罚和最大限度地迟滞”共产党的任何前进。在陆战1师军官的一次汇报会上，他要求他们的部队“让红色中国血流成河”。在1951年1月5日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他发布了一道总命令：“寻求各种时机严惩中国人……寻找伏击中国人的机会，并将强大的部队埋伏在翼侧，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歼灭。”李奇微向他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一项长期命令：“在所有部队中激发进攻精神。”他命令参谋部军官们每隔几天就要深入战地，“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在战地的实地考察”。部队的使命不是去做出牺牲。“要让所有部队知道，我们不会抛弃他们，也不会使部队处于绝境，”他说，“我们要为他们一战，除非援救行动明显会导致同部队人数相等甚至更大的损失。”
要使一支元气大伤的军队恢复生气并非易事。李奇微以前是空降部队司令，他习惯和富于进取精神的军官与士兵打交道。他在给柯林斯将军的信函中宣泄了许多沮丧心情。1月8日，他抱怨“某些军、师一级的指挥官缺乏进取心”。在他第一次巡视战场时，他发现美国部队面对着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人时就钻进工事。李奇微描述说，美国军官认为“任何由我方发起的重大进攻都将失败，而且可能会有惨重的损失”。李奇微同意这一点，但是他还是下令美国部队应当利用空中优势和“我们巨大的装甲优势”进行昼间攻击。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继续说：
在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我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
当晚我又亲自重复了这些指示。第二天白天，在我的坚持下，两个军做出了努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努力仍是不够的。
我一再亲自指示这两个军的指挥官，在指挥撤退时，其主力部队的部署应在每一个白天以装甲部队和步兵发起强有力的反攻，而在傍晚时视需要撤回这些部队。
但这些命令同样没有得到执行。
李奇微没有时间来为军官们办一个训练班。如果军官们在战场上毫无建树，那他就希望他们离开朝鲜。他成立了一个甄别委员会来清除那些不称职者和软弱分子（他抱怨上报甄别的名字不够多）。他向他的老陆军关系网求助，想找一些可以放在指挥职务上并可堪信任的朋友。比如说，丹·吉尔默上校当时正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陆军战争学院执教，李奇微就请他来带一个团。（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李奇微通过五角大楼之外的渠道挑选军官。）李奇微警告吉尔默，朝鲜会成为一个问题。他写道：“我不断意识到，这里同一个待在狮虎成群的笼子里的驯兽师的处境十分相似。只要驯兽师的精神和肉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警觉之中，他就处于优势。但是时间是他无情的敌人。只要有一个重大疏忽、一个小小不慎，稍一放松警惕，他就可能出麻烦了。”吉尔默来到了朝鲜。
李奇微坚持要参谋军官们和指挥官们“走出去，离开他们的掩体，去视察战地部队……不要只是在后方总部舒适安逸的办公桌上办公”。他说：
我不希望任何参谋军官接到需要采取行动的电报后还坐在那里，抽着香烟思考，也许还踱上几步。我希望他拿起电话，或者拿起帽子，去执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李奇微对指挥官们送来的战地报告也大为不满，这些报告“会向你说明……一支部队为什么撤退的详情。好吧，你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是在压力之下撤退的，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在改变战线，为了占有有利地形，或者诸如此类的好处”。 他向第8集团军副司令官约翰·库尔特中将抱怨说：
要使美国部队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坚韧不拔的程度，我们尚差很远。诚如你所记得的，在南北战争的每场战斗中，美国部队参战人数比我们现在前线上的人数少，而受损失的人数在几个小时中就两倍于本军当前在六个月战斗中伤亡的人数。
李奇微告诉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对待我们的将级军官，如果他们不称职的话”。接着，他很快就开始解除这些将军们的职务，这对于职业军人来说，等于是被宣判职业死刑。军官阶层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人们从西点军校或一所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加入这一阶层，其成就是用晋级来衡量的。“星级”，即将军级乃是顶峰。现在李奇微不得不来做这项不愉快的事情。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某些将军表现不力，因此必须解职。
首当其冲者是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他指挥倒霉的陆军第2步兵师才一个月有余。麦克卢尔在中国“第一次战役”之后不久接手这个七零八落的师的指挥权。在这次战役期间，1950年即11月27日至12月2日，该师伤亡3 000多人，包括大多数排长、连长和营长。12月6日，麦克卢尔接手该师，并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重建工作，直至中国人发起新年攻势之时，这一工作仍在进行。
当时第2师负责坚守朝鲜中部汉江以南的重镇原州。在这次战斗中，麦克卢尔引起了阿尔蒙德的严重不满。麦克卢尔在战斗过程中觉察到，中国人正威胁到他的主要供给线，该线穿过一条很深的峡谷直至原州城南。麦克卢尔不想让他的人马像以前在中国的攻势中那样被切断供给而遭杀戮，他决定由峡谷中撤退并用炮火掩护原州。但是要撤退，他必须得到他的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将军的批准。当时的一名团长保罗·弗里曼上校（后来当了四星将军）叙述说：
麦克卢尔找不到阿尔蒙德将军，最后他自行做了决定。在弥漫眩目的暴风雪中，我们奉命从原州撤退……至峡谷以北大约12英里的一处阵地，并设置了雷区、饵雷等。
当晚，我们接到要我们重占原州的命令，我们从原州的撤退没有得到军长的同意。……此时积雪很深，我们所设地雷和饵雷全被积雪覆盖，不能排除。
一个营出发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冲入密集的炮火，后经麦克卢尔批准撤回。弗里曼说，支援炮火“和司令官远在后边”，“我们没有得到照理应得到的协同”。第二天，弗里曼派出他的两个营去夺回原州。战斗期间，暴风雪肆虐，怒气冲冲的阿尔蒙德赶到现场。按弗里曼较为婉转的说法：“关于他的指示和命令是否已被执行，发生了一些争论。”除此之外，阿尔蒙德还发现一名营长竟然没有一张有关他所属各连队位置的作战地图或者草图；没有一个营部参谋人员待在前沿指挥所里；炮火“极少”命中目标，进攻的步兵连和炮火支援之间毫无协同。麦克卢尔作为第8集团军将军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根据李奇微的指示，阿尔蒙德着手为解除麦克卢尔的职务正式立案。1月9日，即陆2师败阵下来一周以后，阿尔蒙德再访该师防区，他想要的是关于麦克卢尔失职的确凿证据。阿尔蒙德无须费心寻找，他发现大炮散放在防区后部各处，对渗透者也毫无防备；师的炮兵军官不在前线，其36门榴弹炮竟有半数未用。“在我视察进攻出发地时，”阿尔蒙德报告说，“一个炮兵连打了2个齐射均未命中，炮弹却落到了右翼突击营的中心。这对于投入战斗行动的部队来说真是再沮丧不过的事件了。”他致函李奇微说，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为何不能全力以赴去阻滞和摧毁敌军，而且也说明指挥师一级行动时的漫不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