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李奇微的良知战胜了谨小慎微，他“充满感情地”说，与会者“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负于战场上的士兵，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房间里的人们最终必须对士兵的生命负责。有20个人出席会议，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军将领草草地写了个便条：“以你为荣。”）
会散了。李奇微极为沮丧，他凑到霍伊特·范登堡将军跟前。李奇微在西点军校任教时，范登堡是那里的学员。李奇微认为不需要兜圈子，他后来回忆说：
我问他：“为什么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任何指挥官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嘛，怎么不行呢？”我大声质问道。
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五角大楼的这次会议以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鲁门汇报。据艾奇逊的记述，有两种可能性：继续对中国人进行战争行动；或是“在败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战斗，“以挽救我们的军队”。他显然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撤退。
艾奇逊认为，在撤退中要考虑到情况不同的三个地区：东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说，东海岸的撤退“应只考虑解救部队”，因为于那里坚守在政治上会一无所得。（艾奇逊的这个建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希望麦克阿瑟把第10军从位于长津水库的极为暴露的阵地上撤下来。）在礼仪方面，艾奇逊总是说好听的。他对杜鲁门说，他“不希望将它作为意见提出来，因为这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如果军方确实需要某种政治行动，比方说停火，以便在东海岸实施撤退的话，那么军方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关于仁川的决定可以再等几天，但艾奇逊提出，如果第8集团军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而必须从这个港口撤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日本重新登陆和休整，而不应该去朝鲜南部。艾奇逊说，把韩国士兵抛弃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是“极为可怕的”，应该为他们找到“一些途径或其他办法，在南朝鲜重新登陆，然后再渗透到他们的家乡去”，重要的是不要抛弃他们。
然后，艾奇逊提出了美国“将为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美国提出了停火并被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能干像轰炸‘满洲’那样的事了，而且我们自己要遵守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满洲”了。）
大家的共识是，杜鲁门要等到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后再做出决定。艾奇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单枪匹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最后，布雷德利让杜鲁门同意给麦克阿瑟发一封电报，命令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这封电报于下午晚些时候发出。命令说：“我们认为，保存你部实力为当务之急。同意将部队集中在几个滩头阵地。”
那个星期日晚上，艾奇逊终于要睡觉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场全球大战的消息惊醒，也不会感到吃惊。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艾奇逊一样担心。12月6日，中国人占领了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8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全世界所有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可行的行动，严阵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
五角大楼的会议也使迪安·腊斯克十分沮丧。回到******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垂头丧气”。他认为，军方“目前的心态，不能为我们在朝鲜做出最佳的努力”。
问题也许在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腊斯克建议采用暗招来赶走这位将军，劳顿·柯林斯将军将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往朝鲜指挥部队，麦克阿瑟则被降级，“用全部时间研究对日和约问题”。这种有名无实的安排将是对麦克阿瑟的公开贬弃，对此将军不会默默无言地蒙羞受辱。谈论解除一位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与******的业务毫不相干，腊斯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会议备忘录很快就跳过了他的建议，也未指出以后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乔治·凯南不喜欢进行谈判的主意。要求停火会被苏联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们将“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并尽可能到处破坏美国的声誉……他们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是骄横无礼的”。如果以实力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是很不利于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当务之急是“军方对其抵抗能力的准确分析”。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停火，美国就必须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并迫使中国人为赶走联合国军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轻易地“躬身退出”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奇逊用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报告了这些讨论的结果。马歇尔有保留地同意说：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军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国“绝不能作茧自缚”。艾奇逊表示同意。
但是，就在******的外交官们敦促联合国军停止撤退、进行战斗的时候，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人员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三军部长们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与艾奇逊的建议截然相反。如果联合国军被撵过三八线以南，就应该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应该拒绝承认战败，在此之后应封锁中国，并准备轰炸中国的交通线，同时要小心避免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我们政策的基点，”他们写道，“不应是像接受一场战斗或战役的失败那样接受目前的军事失败。”但他们强调说，已经提出的报复行为只有经联合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马歇尔知道，后面这条附文使部长们的建议毫无意义。美国的问题是要说服联合国的多数成员不要扩大战争，但要继续参战，不论部队的数量如何。
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人正在包抄第10军，并在以钳形攻势包围第8集团军。“这是珍珠港以来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覆灭。”同一周的《时代》周刊哀叹说：“这是失败，是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时代》周刊还含蓄地要求杜鲁门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但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说到底要做些什么）：
如果容忍这一失败，那就意味着把亚洲丢给了共产主义。如果容忍这一失败，亚洲任何国家都不会再相信曾给他们带来反共希望的承诺，即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对他们挺身相助。而且，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美国是反共的堡垒，但这是它在朝鲜的灾难之前所自诩的。
战场上的不利消息在美国公众中产生了事实上的震惊，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未影响大部分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周末热门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并为圣诞节的采购把百货商店挤得水泄不通。《时代》周刊记者的一项调查发现，最常听到的评论是：“看来不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的退伍军人说：“我没有打开收音机——我不想听到坏消息。”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对麦帅忠心耿耿的《时代》周刊说，这是被媒体“曲解”了，然而此说是不准确的）使公众怒不可遏，因为战局的突然逆转使他们大吃一惊。爱荷华州一个加油站的加油员批评政府不够强悍：“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尽管政府一直很当心地不去指责苏联人挑起了战争，然而很多美国人却把俄国人斥为罪魁祸首。“要打布尔什维克这个元凶，”底特律的售货员扎卡赖亚斯·科斯马斯说，“打蛇打七寸，尾巴就废了。”新奥尔良的警察欧内斯特·科蒂斯说：“我们应该对俄国正式宣战，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那儿去。”
《时代》周刊发现，普通公众的态度是迷惑不解和“半信半疑地面对现实”，一个人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时也许会有这种态度。
英国人来访
迪安·艾奇逊很讨厌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艾德礼抵达华盛顿前夕，艾奇逊饶有兴味地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曾把艾德礼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会谈于12月4日开始，进行了四天时间，两个被认为是盟友的国家唇枪舌剑，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艾德礼在会谈开始时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甚至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这件事是“严峻的和极为令人讨厌的”，而且会使联合国“丢面子……尤其是在远东”，但这并未使艾德礼感到为难：“英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不得不面临困难的局面。……我们不能在东方弄得难以自拔，而在西方陷入任人进攻的境地。”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引用艾德礼的话时，说艾德礼接着讲到，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正式会谈记录中没有这句话）。艾奇逊回忆说：“我义正词严地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讲述了美国的立场。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如果中国拒绝停火并继续战斗，美国就要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活动，包括在中国煽动反共的游击战。艾德礼始终不置一词。会议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结束，美国和英国之间显然存在着非常危险的尖锐分歧。
当天晚上，艾奇逊在一个招待会上找到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必须在世界的东西两个部分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如果我们在远东投降，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们盟国的行动造成的话，美国舆论就会反对美国在西方帮助那些行将崩溃的国家”。艾奇逊说。如果美国自动离开朝鲜，“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就会另找靠山”。
艾奇逊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停火提案，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通过。“中国人很可能不会接受停火，其他国家也会因而敦促我们开出价码。我们将不理会这种观点。”如果美国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将“证明我们并不准备投降，而是挺身迎击进攻。坚持采取这种方针比逃跑和投降要容易得多”。艾奇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中国人干涉朝鲜而“酬谢”他们。
艾奇逊的直言不讳收到了效果。次日，即12月5日上午，弗兰克斯对他说，英国人将支持停火提案。艾奇逊表示感谢，但是不同意请中国人参加联大辩论的建议。
杜鲁门和艾德礼这一天再次会谈时，总统强调美国不会自动离开朝鲜，即便联合国部队面临遭受轰炸的危险。杜鲁门“不愿意陷入这种局面，然后承认我们被打败了”，他更愿意“战斗到底”。总统明确地对艾德礼说：“我们不会在危难时节抛弃朋友。”
在后来的会谈中，艾德礼提起了他称之为“困难的和……微妙的问题”，即麦克阿瑟对战争的指挥。首相说：“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麦克阿瑟在操持一切，而且他们感到其他参战国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
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极力为麦克阿瑟辩护。麦克阿瑟是受联合国的委托在行事，而英国人也经常就军事问题提供意见。布雷德利对于由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战争政策的建议表示愤怒。如果英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喜欢所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说出来好了，他们在撤退中将得到帮助”。
在剩下的会谈时间里，双方就采取适当的方式让中国与西方重新修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要求采取怀柔政策，美国人采取的立场是（按******乔治·凯南的说法）“我们除了要教训一下中国，什么都不欠它的”。杜鲁门希望最终“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朋友不在西伯利亚，而是在伦敦和华盛顿”。
艾德礼认为，“我们继续进行反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杜鲁门“深表同意，但我们不能把朝鲜人弃之不管，任人宰割”。总统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他们在朝鲜打败了我们，那是一回事；但英国在敦刻尔克以后并未投降，而是继续战斗。……也许我们在美国继承了联合王国的精神：不喜欢挑衅，而是在战争来临时挺身迎击。”
艾德礼此行的主要动因是关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双方就全面战争政策展开的唇枪舌剑却使得这个话题无足轻重了。在会谈的最后几小时里，杜鲁门和艾德礼在没有任何助手在场的情况下，终于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对艾德礼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联合王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然后，艾德礼首相不甚明智地要求把这个协议见诸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