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巴伯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人在头一次冲锋中便越过了长长的鞍状地带，他们的白色军装使他们在雪地中难以被发现。中国人第一个冲击波的目的是要在第2排和第3排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但三名陆战队员坚守在结合部，并绝不弃守。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21岁的二等兵赫克托·卡弗雷德，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稳稳瞄准迎面冲来的中国人。另一名二等兵肯尼思·本森——这名后备役军人现在正在打一场正规战——他蹲在卡弗雷德身下的一个坑里，拼命拉动他的勃朗宁步枪冻住了的枪栓。本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卡弗雷德的步枪每响一下，他都能听见卡弗雷德咕哝着一个数字：“9……10……11……12。”这时，卡弗雷德的步枪卡住了。他怒吼一声，向前跑了几步，然后把他那支不能用的M-1步枪扔向中国人。他抓住本森的肩膀说：“咱们走吧，本森，到那上面去。”
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山上的一个掩体。那里的人不是死便是伤。“给我一支步枪，”卡弗雷德喊道，“谁给我一支枪！我的枪打坏了！”
一个伤兵把一支M-1步枪扔给卡弗雷德说：“你来射击，我给你压子弹。”他开始在掩体中搜罗枪支，并把弹匣安在弹卡上。卡弗雷德再次站起身来，使自己暴露在工事外面，朝中国人打完了一支又一支步枪中的子弹，只是在把空枪换成压满子弹的枪时才停顿片刻。
中国人又祭出了手榴弹。据海军陆战队史学家菲利普·皮尔斯说，掩体中的一些士兵抓起了挖工事的工具，就像使用垒球棒一样挥舞着它们，把手榴弹挡开。但也有些手榴弹没有被挡住，有两枚手榴弹落到了卡弗雷德的脚边，两次他都踢开了它们。有一枚手榴弹越过他，落到了伤员中。卡弗雷德猛然扑过掩体，抓起手榴弹，猛站起来，往外扔去。手榴弹在完全离开他的手指之前爆炸了，他的手掌被弹片削下一块块肉，一根断指飞落在地上。
现在，陆战队是用挖工事的工具、刺刀、枪托和拳头在作战。双方士兵在雪地中纠缠厮打，互掐脖子，竞挖眼珠，残忍至极。不胜者则亡。
陆战队胜了。天际露出第一缕晨光时，中国人吹起了尖啸的收兵号，攻击者脱离了接触，急急忙忙撤至山中。6时30分，福克斯高地上又平静如初。
他们清理了陆战队阵亡者的尸体，把他们10个一行排成两行。看护兵吉姆·莫里西在检查死者的身份牌时想，把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排好，这才像陆战队。他停了一下，让那萦绕心头的葬丧号音在他脑海中响过。
但是，F连的厄运才刚开头。
****军队继续进攻
11月28日这天从早到晚，F连阵地周围轻武器声此起彼伏，但中国人一直未发起新的攻击。F连除20人阵亡外还有54人负伤，弹药亦将告罄。为此，威廉·巴伯上尉重新组织了防御，并在战场上搜寻枪支弹药。他们发现一些中国人携带着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和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显然是从战败的******那里得到的战利品。
巴伯这天从无线电台中得知的消息是，柳潭里周围仍然战乱不已，下碣隅里也遭到****攻击。巴伯并不打算对他的下级军官掩盖F连的困境：5团和7团已被切断，伤亡惨重；他们必须经F连防守的道路杀出重围。
“这是他们所有车辆的唯一出路，”巴伯说，“如果我们守不住这个高地，他们便走投无路了。”
他看了看指挥所中士兵们疲倦和肮脏的面容。有几个人脸上冰雪斑斑，遍体鳞伤，血浸绷带。巴伯叹道：“就是这么回事，先生们，赶快准备吧。”
现在只能随机应变了。陆战队员们用阵亡的中国人身上可以搜集到的任何武器来装备自己。（严寒得以保存阵亡的中国人的尸体。那天上午，F连阵地前面有450多具中国人的尸体。陆战队员甚至把一些尸体拖上山，堆放在掩体周围挡子弹。）
二等兵肯·本森仍然为一枚中国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而头晕目眩，他今天最急切的是找一副新手套。他走下高地，来到头天晚上战斗中他和卡弗雷德得以幸存的掩体，这里的情景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找不到自己的衣物，他的睡袋还被中国人打得弹洞累累，捅了很多刺刀。中国人显然认为陆战队的人在里面。
他突然计上心来，拿来阵亡者的睡袋，把里面装上雪，再把它们摆成环形或排列起来。中国人也许会认为里面有人，当他们来动手时……
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肯·本森都在搜集睡袋，把里面装满雪，布置他自己的埋伏。
当天晚上，F连进入了与头天晚上大体相当的防御阵地，但是该连人数已大为减少。尽管如此，巴伯感到士兵们胸有成竹，他们已经经受住了中国人最厉害的——或是最糟糕的——手段，并且可以再次守住这个高地。
中国人急速飞来的迫击炮弹标志着新的攻击开始了。每发炮弹的爆炸都震撼了封冻的土地，高爆弹重击和弹片飞散的尖叫声撕裂了空气。
中国人以每次八九个人一个班的兵力向阵地冲来，同时大声喊叫和射击，然后撤退，显然是在寻找空隙或薄弱环节。陆战队现在知道会看到什么了——中国人的人海攻势。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跑进美军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无比精确的火力网里，后面的攻击波都绕过先前阵亡者支离破碎的尸体。陆战队打散了一个冲击波，几秒钟后另一个冲击波又扑过来。两小时后，第3排守不住了。中国人像一股激流，毫不停歇地猛打猛攻，他们撕破了防线，把第3排追打下山坡。巴伯和麦卡锡中尉急忙组织兵力去堵缺口。一阵机枪射击划破夜幕，把他俩的腿骨打断，他们跌倒在地。
中国人此时已突破了美军防线，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动作。大约50多人毫无目的地走过第2排后面的地域，似乎是在等候一位长官出现。他们高声叫喊和谈话，还大声吹号，并紧紧站在一起。
埃尔默·彼得森中尉迅速地估计了形势，掉转他的两挺机枪。仅仅几秒钟的猛烈射击，这些中国人就被打得尸骨成堆，无一生还。
但环形防御圈外正在撤退的中国人确实发现了可以痛击美国人的机会——有一些摆成半圆形的陆战队睡袋，好像是为从阵地上撤下来的伤员准备的。中国人狂喊着冲向那些沉眠的目标，并向睡袋开枪、捅刺刀。
二等兵肯·本森拿着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坐在几码远的地方观察。他仔细地瞄准后开枪射击。6声枪响后，6个中国人应声倒下。他扛起勃朗宁步枪，回到山上。
11月29日拂晓，中国人再次脱离接触，消失在群峰之中。巴伯的部队伤亡大减——美军5人阵亡，29人受伤。尽管F连有战斗力的人已不足半数，但巴伯知道他还要在福克斯高地再坚守几天。上午10时的一次空投使F连得到了充足的粮弹供应，该连连续三天晚上掘壕据守。
这天晚上，中国人一直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时而吹号好像表示要进攻，时而打冷枪冷炮，但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用扩大器的喊话声：“F连，你们被包围了。我是陆战11营的一名中尉。中国人会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良好的待遇，赶快投降吧！”
F连一位步枪手忍无可忍，大声喊道：“打一发照明弹，我要和那个狗崽子谈谈。”一发照明弹划破夜幕，这位步枪手把M-1步枪中的子弹都朝喊话的大致方向打去。此后再也听不到喊话了。
尽管如此，F连仍然位于一座被成千中国人包围的孤山上，陆战1师的其他部队则在他们下面通过，转向安全地带。
雷·戴维斯的任务
但是，F连并未被遗忘。11月30日，利曾伯格上校在柳潭里的部队中寻找一位最佳人选来领导一次营救任务。他已准备开始让陆战队的主力部队沿着道路运动，这是中国人所期望的行动。然而，派一支精锐部队穿山越野不仅能解救F连，还会使中国人措手不及。利曾伯格决定派师里最出类拔萃、最勇悍顽强的年轻营长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利曾伯格对戴维斯讲述了他的意图：“很显然，我们不能沿公路强行突进（至F连处），我想中国人不会料到我们将通过陆路行进。（F连）必须营救出来，德洞岭关必须守住。准备明天上午行动。”
戴维斯立即着手准备。他把病号和能走的伤员挑出来，让他们把该营的车辆在路上排成纵队，然后着手整顿突击部队。每个士兵携带四餐的食品、一行军水壶的饮水和额外的弹药。他所关切的是带什么样的食品，现在士兵们最清楚在寒冷中什么东西嚼得动。大部分人挑选了罐装面包和水果，如果把它们塞到紧挨腹部的军服上衣里便不会结冰。戴维斯把他的迫击炮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分担这些沉重的负载。部队中的每个士兵要额外携带一枚81毫米迫击炮弹，每个齐装满载的陆战队员要负担120磅，甚至在平地和好天里这也是一匹驮马的负载。戴维斯的士兵在华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已经度过了三个星期，除了冻得硬邦邦的野战食品外，很少吃到其他的东西。由于在封冻的土地上挖散兵坑，所有人的手都有肿痛的裂口。由于陆战队员体格训练的缘故，士兵们初来朝鲜时都精干灵活，但现在平均每人体重都减少了20磅。当雷·戴维斯观察他的部队时，他看到人们由于疲劳和饥饿而面容憔悴，偶尔还有冻伤的白色痕迹。
他让士兵们按营的队形列队，告诉他们必须做的事：夜间徒步翻过一些险峰恶岭，仅能从携带的东西中得到补给，营救F连，然后坚守主要补给线，以解救两个陆战团。人们嘟囔着表示赞成。第1营便从柳潭里进入山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一座在公路以东1 000码左右、名为1419高地的小山包。掘壕据守的****部队顶住了飞机大炮和正面攻击，已经顽强地坚守了三天。整整一天，士兵们都在溜滑的山上攀行，常常在冰雪中手膝并用，还不断遭到****军队火力的猛烈袭击。在一次激战中，莱斯利·威廉姆斯中尉率领的一个排与中国人展开了白刃战，并粉碎了抵抗。
这时已是晚上7时，伸手不见五指。戴维斯看了看温度表，气温之低使他感到震惊：华氏零下24度。一天的奔波使他的士兵疲惫不堪，沉重的军服里汗水淋淋。戴维斯用几分钟时间，看了一下地图，思索片刻，然后做出了决定：如果在这种严寒中，穿着这样湿透的内衣在这里过夜，明天就动弹不得了。这样做是自己找死，而最好的做法是接着推进。
戴维斯命令约瑟夫·库凯巴中尉率领的B连在前面开路，营指挥机构紧随其后以加强指挥。戴维斯披着大衣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指北针，确定了行军方向，部队随即进入茫茫黑夜之中。尖兵以南部一颗明亮的星星作为确定方位的补充手段。雷·戴维斯多年后说：
夜里寒气逼人。沿途有一些中国人挖的旧工事。为确保准确的行军方向，我常常下到这些工事里……用指北针判定方位。
我两次把军大衣披在头上，然后趴在地上，借手电筒的亮光，校正我的地图，以检查行军方向。我把头对准一个方位物，然后关上手电，掀开大衣，走出工事判定方向，可我常常记不起我在大衣下干了些什么，而是站在那里茫然发呆。周围的两三个人会说上几句话，这时我就会忘记了我正在做些什么事。
我不得不走下工事，从头再来一遍。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找你，好弄清要干什么。严寒使我们完全麻木了。
走过小路的陆战队员越多，路面就越滑。“我们滑下坡的那个地方底下便是岩石，”戴维斯说，“没有树根，斜坡是硬邦邦的冰，就像坐滑梯一样，嗖地一下就碰到底了。”
气温之低，海拔之高，使得化雪饮水全然不能，甚至生火也无济于事。士兵们只好吃雪解渴。他们把干袜子和腰垫放在腹部（后者是为防止背带擦伤），还要想着每隔几小时就换一次。戴维斯吃的是干燥的饼干。“除此之外，所有食品都冻得硬邦邦，无法化开来吃。”
这天晚上某个时候，当部队穿过深雪翻越一连串的山脊时，戴维斯试图向尖兵传话，要他们暂停前进。他担心他们是在径直走向敌人主力部队。“但每次只传过两三个人便有人说，‘闭嘴别出声’，只好到此为止，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赶到队伍前面。这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却使他们停止了前进，改道走上该走的路。”
凌晨2时30分，部队抵达通往F连的主要山脊的顶峰。在最后几码的行程中，“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紧紧抓住树枝草根，防止滑回下面的冰雪小路上去”。
戴维斯决定就地停止前进，而不是试图在黑夜里与F连取得联系。F连没有通信设备，戴维斯也不希望他的救援部队在黑夜里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被打死。
但他也担心陆战队员睡着：
当我命令部队离开山顶时，他们就像苍蝇一样散开了。他们站立不稳，我不禁为部队的极度疲劳深为担忧。我命令每个连都组织一个由三名军士组成的小组，使部队进入阵地，并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来回巡视，使部队中有人保持警觉。
中国的狙击手在这几个小时里从远处偶尔向该营射击，一发冷弹几乎打中戴维斯。当时他刚刚爬到两块石头之间，拉上睡袋的头罩，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一股冲力并有刺痛，原来是一发强弩之末的子弹穿透了布层，“擦伤了我的头皮”。
翌晨拂晓——这是F连在弹痕累累的山头上的第六天了——戴维斯的营穿过鞍形地段走向主阵地。巴伯远远地看见了他们，他瞥了一眼就知道那些戴着兜帽的人是陆战队。他可以看见，在几百英尺以下的主要补给线上，卡车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南驶往下碣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