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停战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军司令部就开始筹划以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付李承晚——胡萝卜加大棒。克拉克和其他军官理解了（但是在思想上并不接受）华盛顿给他们下达的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靠的是众望所归，要他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正在着手这样做，所依据的条件是相对软弱的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接受的。
双管齐下战略之一即“大棒”政策，已在远东进行策划。根据克拉克的指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一位老空降兵军官，他已于1953年2月接替了范佛里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开始策划被军方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应急计划”，也就是应对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总部撰写的“永远准备着”计划得到了克拉克的批准，然后又送交华盛顿。这一计划甚至比1952年第一次研究的搞掉李承晚的方案还要强硬，当时杜鲁门政府曾考虑以武力来除掉南朝鲜总统。“永远准备着”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1）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2）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3）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与联合国部队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与空军将进入戒备状态；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做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警卫部队将被撤换，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
第三种情况要求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克拉克在5月27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报中概述了“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
李承晚总统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制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接手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
如果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他将受到保护性拘押，被单独监禁。……”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总理张泽相领导的政府；如果张拒绝，则将建立一个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的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官员们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审批。他们的决定中有很多防卫性的谨慎成分，他们没有直接授权实行该计划中要求扣押李承晚的那一部分。但是杜勒斯和威尔逊确实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你的部队的完整”。有了克拉克所建议的行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话就构成了事实上的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李承晚搞掉。克拉克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同一会议上，杜勒斯、威尔逊和将军们还讨论了双管齐下政策的另一条政策即“胡萝卜”，这有可能诱使李承晚改变主张，在方式上又不致使他丢失面子。一个在李承晚心头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心是，一旦战事结束且美国开始削减其军事力量时，南朝鲜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李承晚明显感到，美国和联合国军已经背叛了他，他们不去力争战争在军事上的胜利，以此来重新统一朝鲜。于是，杜勒斯和威尔逊就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克拉克，李承晚是否支持停战，以此来换取一项长期安全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在今后共产党攻击的情况下将保障韩国的防务。克拉克表示同意，认为这有可能使李承晚“步调一致”。他还觉得，现在李承晚在不事先警告联合国军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严重的单方行动”。
第二天，5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把提供一项安全条约作为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的正式先决条件。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一建议公开，以免在和谈之中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也进展迅速。6月5日，共产党暗示他们大体上同意联合国军5月25日的建议。很明显，只需弄清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可以正式签字了。克拉克将军急忙出动，去把即将发生的情况通知李承晚，他知道这将会对这位年迈的总统产生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要去缓和一下。
克拉克马上就意识到，这次会晤将十分艰难。每当李承晚心境平和顺遂时，他的奥地利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参加他们的谈话。这一天没有看见李夫人，只有总统和一只小狗在场。（克拉克回忆说：“只有那只小狗看起来很高兴见到我，也许它是把我当成了狗舍里的同伴。”）
正如克拉克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所说，他在劝说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方面“毫无进展”。“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神志恍惚、情绪激动和感情用事。他告诉我，他不大舒服，十分疲倦，而且昨夜通宵未眠。”
克拉克试图再一次让李承晚放心，但是未获成功。不过克拉克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决心向前走，并在5月25日条件的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的协议马上就要达成，现在只有几个问题留待解决了。”布里格斯大使将在这天晚些时候带来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私人信函，概述美国将采取的支持南朝鲜的步骤，“其中不包括以继续作战的方式来保障朝鲜的统一”。
李承晚激动地回敬说：“美国采取这种绥靖策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韩国政府绝不接受这些停战条件，它将“打下去，即便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也罢，而且李承晚将领导战斗”，他现在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地采取他认为是合适的步骤了”。
克拉克要求他对最后一点做出详细阐述，但是李承晚“感情过于冲动而做不到这一点”。当被具体问到是否会把韩国军队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时，他却闪烁其词。克拉克告诉他，“单打独斗是多么徒劳无益，他……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持，这将导致他自己和国家的毁灭”。李承晚反驳说，他的国家“将要变成另一个中国（指共产党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人民现在死和以后死都一样”。
克拉克在向华盛顿报告这次谈话时强调说，虽然他尚不能肯定李承晚是否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和平，“但他确有能力来违反停战条件，让联合国军大为难堪”。这位韩国总统“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拿不出任何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将要走多远。但是毫无疑问，他要虚声恫吓别人直至最后”。
“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莫如静待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很快就来了。
李承晚“解决”战俘问题
6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就遣返战俘问题终于最后交涉成功。任何愿意回国的战俘可以在60天之内这样做，不能以任何强迫或威胁来影响或阻止遣返。在60天之内不愿遣返者，将被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达90天之久。在此期间，这些战俘将在有一名中立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他们政府的“说明”。在此90天之后，不愿遣返者将再被拘押30天，同时由政治会议（假定能够召开一次的话）讨论他们的命运。在此期间之后仍不愿遣返者，将被宣告拥有平民身份，由中立国委员会协助他们安置到别处。
有关自愿遣返的辩论已使和平推迟了一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又有10万名以上的联合国部队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被打死打伤。虽然，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方案很复杂，但是确实提供了美国一开始就想争取的保护性条款（虽然克拉克很怀疑那些拒绝遣返的中国人，是否经得住前来对他们进行甄别的共产党谈话者的花言巧语）。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有待解决，主要是成立中立国甄别委员会。接着，李承晚总统以一次胆大妄为的突然行动，使已经十分详尽的谈判大部分成了空谈。
几周来，克拉克将军一直担心李承晚会下令大批释放那些不愿返回家园的北朝鲜战俘，华盛顿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他无力来防止这种行动发生：战俘营由韩国部队看守，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在战俘营总部搞行政工作。克拉克没有人力把韩国人换成更为可靠的警卫部队。此外，他坚定地认为：“不应对那些公开宣称反共的人士开火，他们基本上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不想成为用机关枪对这些人进行大屠杀的人。”
6月18日午夜刚过，正在釜山宽阔的战俘营里值班的蒂姆·马多克斯中士决定走几百码到他的营房去，取一本平装本小说来打发破晓前的时光。他听见几百人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和激动的窃窃低语声。马多克斯急忙跑到主要营地的围栏旁。“大门敞开着，”他说，“北朝鲜战俘们带着他们的杂物袋子快步冲过大门。我跑到一个韩国军士跟前，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耸耸肩膀笑笑。”
马多克斯把战俘营里的几个美国人都叫了起来，但是无计可施。几个钟头之内，这里就和南朝鲜其他地方的另外三个战俘营一样，变得人去营空了。一共有2.5万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消失在夜幕之中。
在朝鲜，自李承晚以下，没有一个人甚至想假装说这次大逃亡是未经准许的。韩国士兵和警察在战俘营门外会见逃亡者，还给他们老百姓衣服和食品，指点他们到私人住家中去藏身。政府电台指示老百姓给他们以庇护，并提醒他们警惕前来搜捕这些战俘们的美国士兵。大概不到1 000名逃亡者被抓获。随后几小时，美军接替了警卫的职责，他们接到指示可用无毒催泪瓦斯来防止进一步的逃亡事件。但是逃亡仍在继续。四天之后，战俘中北朝鲜人的人数已从35 400名减少为不到9 000人。
李承晚的恣意妄为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目瞪口呆，他们立刻担心共产党会以这次逃亡事件为借口，使再过几小时似乎就唾手可得的停战协定毁于一旦。杜勒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怒斥李承晚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权威的侵犯”。他实际上是在请求共产党不要因为李承晚的所作所为而责怪美国：“我们已经真诚地进行了谈判以达成一项停战，我们已经并正在真诚地采取行动。”艾克在一份私人电报中严厉地对李承晚说，他的“越轨行为……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这种行动方针只能导致由杰出的战斗部队以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化为乌有”。艾森豪威尔警告说，联合国军已随时准备“实施另一种安排”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今后任何此类行为都将使韩国在停战后处于孤立境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
当然，最大的未知数是共产党的反应。分析家们焦虑地监听着随后几天的广播。6月28日，新华社说：“李承晚的‘尾巴’翘得很高，已经把停战协定推到了悬崖边缘。究竟是‘脑袋’指挥‘尾巴’，还是‘尾巴’指挥‘脑袋’，有待于华盛顿做出决定和回答。”分析家们把这一声明理解为一种暗示，即共产党乐意在板门店听到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一解释很快就做出了，并得到了接受。7月8日新华社的另一次广播说，美国有责任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也就是说，中国愿意让这一插曲过去。
但是李承晚能被说服不制造别的事端吗？艾森豪威尔已敦促他访问华盛顿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李承晚以战事紧迫为由予以回绝。这样，6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向南朝鲜派出一名特使沃尔特·罗伯逊。这位风度优雅、头发灰白的弗吉尼亚人挂的头衔是助理国务卿，以极度老练和耐心著称。罗伯逊的使命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复杂微妙的使命之一，因为在未来几天中，他的口舌之功将决定朝鲜战争是继续还是结束。
沃尔特·罗伯逊带到朝鲜去的确实是一个强硬的信息：如果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仍然顽固不化，联合国军将离开朝鲜。联合国军已经充分准备好同共产党单独达成一项协议而不要韩国参与，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并进一步解决战俘交换问题。这样做的根据是，如果最终能够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在撤军问题上是说话算数的，那么他就可能改变态度。
但是，传达这一威胁涉及棘手的政治手段。共产党方面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为了保障停战，联合国军竟准备在必要时把李承晚单独抛在一边。需要回顾的是，联合国军停战后战略的关键部分是所谓“更大的制裁”的声明，它对共产党发动新战争的后果提出了警告。联席会议参谋长们提醒克拉克说，如果韩国人在停战协议签字之前不能保证遵守这一协议，参战的其他国家对这一声明将不会照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