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面攻势受到限制，联合国军不断以空袭猛烈打击共产党人，尤其注意袭击鸭绿江边大量的水力发电厂。在1952年6月的3天中，海军和空军的飞机出动1 400架次以上，袭击并严重摧毁了最大的水丰发电厂，还使另外10座无法使用，导致北朝鲜停电达两星期之久。英国工党强烈抗议战争“升级”，从法国人那里也传来了不同意见的窃窃私语。克拉克将军不为所动。这些发电厂帮助了敌军，因此它们遭受攻击是理所当然的。
克拉克还发现了从心理上骚扰敌人的办法。自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以来，共产党对新的两栖攻击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他们在东海岸的元山这样一些可能入侵的地点集中了海岸大炮和部队。1952年10月，克拉克决定把第1骑兵师从日本调往朝鲜，他把这次行动看成是恐吓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机会。“他越是害怕，就越会把大批部队和精力转向战线后方加强防御。”克拉克推论说。
于是，骑兵师进行了强化的两栖作战训练，其高潮是一次全面的登陆演习。然后他们登上攻击运输舰，荷枪实弹地随时准备战斗。低级军官们都以为部队是在前往登陆作战的途中。与此同时，空军和海军在一系列袭击中攻击了元山周围的滩头“目标”，这些袭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队在两栖登陆之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当这支舰队临近元山时，一些部队离开运输舰，爬进突击艇中，并以通常发起冲击前的队形兜着圈子。
“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敌人在元山附近海滩上乱成一团。”克拉克回忆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匆忙赶到这一地区。几小时之后，美国部队又重新登上运输舰，朝南边真正的目的地釜山开去。
但是，当克拉克将一个早有定论的老问题，即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时，却没有取得进展。1952年5月27日，也就是克拉克到任后差不多两个星期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担心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他既要保卫日本又在朝鲜打仗的双重任务。他认为，引进两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有价值。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支持克拉克，说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用则是“浪费的资产”。他说，把两师部队运到朝鲜去并不会过多地削弱这个岛屿的防务。但是，杜鲁门最多只愿意授权他们“进一步研究”。******明确反对使用任何国民党部队，他们列举了世界上有关的不利反应。
整个1952年秋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在11月21日做出决定：克拉克将得到他所要求的两个师。然而，此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当选总统，作为“跛脚鸭子”的杜鲁门政府不想在政策上做出如此急剧的修改，这一问题就留待艾森豪威尔去决定。艾森豪威尔则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朝鲜的和平他自有计划，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国民党人。
杜鲁门的最后机会
1952年整个夏天，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就战俘处置问题来来回回地提出各种变化微妙的建议，都未获得进展。苏联人和中国人提出的主意，乍一看似乎挺有希望，然后就烟消云散了。其他一些主意都来自各色各样的名流显要，诸如极左翼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文森特·哈里南（主张先宣布停火，战俘问题以后再讨论）、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主张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由联合国给予移民身份）。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联合国军谈判团队，列举出了这些建议中显而易见的毛病。共产党求之不得地希望停火，这样他们今后就可以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结束交火而不解决战俘问题，将使联合国军在争取所希望的条件时软弱无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统计和重新分类，现在共产党要求归还大约8.3万人，而联合国军发现大约只有7万人愿意接受遣返。（这些数字随着死亡、逃跑和新战俘产生，每个月都在变化。）
在9月，要求杜鲁门总统打破板门店谈判僵局的压力增大了。尽管立场天天在变，但是国务卿艾奇逊领导下的******，似乎愿意接受墨西哥总统阿莱曼计划的一种形式了——立即实现停火，给那些不愿遣返者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中的避难权。这一方案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带来了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停止战斗”就可以在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的主要问题上来个釜底抽薪。但是罗伯特·洛维特领导下的国防部反对任何权宜之计的解决办法，这样做的话会暴露出致命弱点，并削弱对敌人施加的军事压力。洛维特说，让步“是不可能打动共产党的，他们只受武力的影响”。联席参谋长们对此都表示同意，他们（用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话来说）宣称，停战会造成匆忙仓促的压力，要求“把小伙子们送回家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过的那样。
定夺的重担当然落在杜鲁门总统身上，******和国防部意见不一致。总统经常向来访的客人指点他办公桌上的一块牌子：“责无旁贷。”今天的责任在杜鲁门办公桌上了结得干脆利落，而他的决定加剧了史蒂文森竞选注定失败的前景。杜鲁门同意洛维特部长的意见，他看不见“实现停战的真正前景”，除非继续施加军事压力。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军事努力”，迫使敌人接受联合国军已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杜鲁门下令无限期推迟谈判，不要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他们可以指望在将来某个日子重开谈判从而取得让步。
在两天之后，即9月24日的另一次会议上，艾奇逊警告说，采取无限期休会可能会在联合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艾奇逊流露出了个人紧张的情绪。他那能辩善诱的本事已经把美国带入了这场战争；当大事不妙时，又是这种能辩善诱的本事导致美国去打一场有限战争。现在，艾奇逊似乎决心在他离任前结束这场战争。他看到，如果美国不取得一项停火将会出现无数政治问题，联合国大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掌控战局，这将“使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有效地打仗”。艾奇逊注意到了他后面那些强硬的共和党对手，他说，无限期中止和谈将会造成这样的证据：政府对在朝鲜应该怎么办已经不知所措了。那种一直主张联合国军在朝鲜“赶紧了事”的“急躁因素”可能又会死灰复燃。艾奇逊显然是想从战争中脱身。
杜鲁门坚决不赞成。美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以从朝鲜脱身？”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艾奇逊更强硬。杜鲁门不愿意“只是为停战”而谋求停战，尤其是如果让中国还处于能够重新开战的地位的话，他已经辛苦了“七年，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接受******（他客气地未点艾奇逊的名）提出的那种停战，将会使这个国家恢复到1945年9月的那种状况去，当时“我们拆除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本来应当是保持完好的。接受一个虚假的停战，就意味着美国自1950年6月以来在朝鲜的成果都付诸东流。接着杜鲁门请大家来评论。
五角大楼的代言人们都赞成杜鲁门的强硬做法。代表国防部说话的威廉·福斯特提议增强军事压力，包括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杜鲁门表示反对）、加强轰炸和扩大韩国军队。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认为，只要中国“还有进一步捣乱的潜力”，朝鲜就不会有真正的停战，各种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都应予以利用。史密斯说，中国国民党人是对准****“头上的一把手枪”。
杜鲁门倾听着这场辩论，然后坚决站在军方这一边。基于已经编制好的战俘甄别名单，联合国谈判代表将提出一项反对强行遣返的建议。首席谈判代表小威廉·哈里森少将将把这一建议摆到桌面上，然后给敌人方面10天时间做出答复。 如果共产党拒绝这一建议，美国就宣布无限期休会，并“准备做其他可能有必要做的事情”。杜鲁门直截了当地拒绝把战俘问题拖延到今后的政治讨论中。在9月26日致克拉克将军的私人电报中，杜鲁门重复了这些指示，并补充说，这些指示“必须得到极其坚决的表达，没有再加辩论的余地”。在10天的等待期间，军事压力“不应当减弱”。
10月8日，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南日将军拒绝了联合国军的建议，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哈里森将军宣布休会，直至“你方准备接受我们的一项建议，或者你们提出你们自己的、能够导致一项体面的停战的建设性书面建议”。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宣布了休会，他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我们不会拿人的生命做交易，”他说，“我们不会强行把人命交到共产党手里。”
休会使共产党大为震惊，因为现在他们丢掉了板门店这个宣传讲坛。但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首脑彭德怀10月16日的一项照会，更证实了继续谈下去是徒劳无益的。照会要求立即恢复和谈，并在“全部遣返所有战俘”的基础上实现停战。这样，会谈就结束了，外交活动也走进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