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无出路，激起老庄个人思想的复活。但个人思想盛行，则政治更无出路。因此儒学衰而道学盛，济其偏者必为法家。西汉初年高惠文景，号为治本黄老，然萧何造律，一本秦之九章。曹参承其前规。文帝亦好刑名，景帝更然。故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正系指对当时之实相而发也。东汉末叶，朝野竞趋个人主义，权谋势诈，乘之纷起。政府若求整饬社会，则必用严法峻刑以为绳束。然当政者重法治，在野者趋消极，依然是道法平分天下之局势。东汉之法家思想，可以崔实《政论》为代表，道家则以仲长统《乐志论》为代表。曹操诸葛亮等承崔实，而阮籍嵇康等则承仲长统。一方是循名责实，一方是乐志肆意。当时经学大师亦受道法影响。马融绛帐传经，弟子集帐前，家伎居帐后。叹息谓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为。”是马融已显然为一位道家化的经学家，而郑玄则是一法家化的经学家。
及孔融起，遂确然开了一种新风气。虽仍守儒家面目，实际是以道法为底里。时当天下大乱，个人主义益奔放不可收拾，曹操诸葛亮皆不得不以严刑峻法为规束。直至两晋，法家思想整个支配了政治的上层。但政府尽管尚法治，在野知识分子仍是各行其道。道家思想，则支配了整个文化界。曹操司马懿两家，以权术诈谋取天下，在上者既不能光明磊落，大服人心。愈讲法治，愈足以激起在下者之消极与放荡。从此玄学遂大盛。王（弼）何（晏）倡于前，阮（籍）嵇（康）继其后，向（秀）郭（象）承其末，此为魏晋之际玄学演进之三大宗。
何晏王弼，乃魏晋之际玄学开始的大学者。何晏曾作《论语集解》，晏乃曹家外戚，曹爽死于司马氏之手，今传史籍，对何晏颇多诋毁，殆其政敌之诬辞。何晏实并不是一坏人。清儒钱大昕《潜研堂集》曾为辩护。今即据《论语集解》一书研究其思想，亦尚不失儒者矩矱，此后乃列入《十三经注疏》中，历代相承。看轻其人格，却不能排斥其著作。实则此书亦非何晏一人所作。除何晏外，尚有郑冲荀顗曹羲孙邕四人。曹羲为曹爽弟，曾作三书戒诸弟骄纵，史称其讽刺曹爽，亦史书曲笔。如此殆能加深曹爽之罪恶，其实并无明据。且当时史臣，亦只能说曹爽坏话，仍不得不承认曹羲是一正人君子。荀顗为荀彧之子，史称其性至孝，又称其明三礼。又其弟荀爽，时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则可见荀顗确是一儒者。荀顗曾与钟会辨易无亘体说，又与扶风王骏辨仁孝孰先。《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若以为作是字解，此为孝先而仁后。若解作“孝弟为行仁之本”，为作做字解，则是仁居孝先。当时争论在此。可见顗议论亦全关于儒学。后为晋代开国大臣，史称其“无质直之操，为当时所轻”。又称其“意思缜密”。可见其私人道德高，而在政治上则谨小慎微，苟合取容。
郑冲乃一平民出身，史称其“清恬寡欲，耽玩经史”。可见其亦是一纯粹学者。史又称其“虽位阶受辅，而不与世事”。又可见其做大官而不与闻政事。只孙邕不知其详。今疑曹羲荀顗郑冲诸人私德均不坏，何晏共此诸人同事《论语集解》：“集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若果晏之私德，如今传史籍所载，何能与此诸人为友，共成此儒学大业？何晏见杀，正以其预闻政治。司马氏作风，一面极力尊崇仁孝之士，借重其私德，以笼络人心，俾其一家恣意篡窃。郑冲荀顗得守令以终，何晏蒙恶名而死，皆由此故。《三国志》乃晋代人所作，受当时政潮影响，歪曲史实，未可轻信。今观《论语集解》，议论去取多平允，尚不失为儒学功臣，与其认为何晏为道家，不如认其为儒家，还较允惬。
王弼之学，细加研究，亦可说其是一儒家。他的《易注》，更是儒学大功臣，与何晏《论语集解》同列《十三经注疏》，而影响功绩更为远大。后人称：“王何之罪，浮于桀纣”，此亦有为而发，不足为定评。裴徽谓王弼曰：“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有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此言孔子圣人，已到无的境界，故恒讲无，正是他之所仰慕。可见王弼评量老子，置于孔子之下。何晏尝谓：“圣人无喜怒哀乐”，史称其论甚精。王弼则与何晏持异见。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此一见解，实与宋儒程明道《定性篇》相差不远。根据上引两节，知王弼并不专崇老庄。老庄不要喜怒哀乐，孔子虽有喜怒哀乐，但应物而无累于物，的以孔子境界尤高于老庄。王弼为一代大学者，惟从老庄方面去了解孔学，此亦有故。儒家本不免偏重于人生现实部分，对于宇宙万物，人生以外的大环境，未免少注意些，老庄思想正可弥补儒家这一面的缺点。汉代经学家杂揉儒道，把阴阳五行来分析宇宙万物，其说漫洐无归宿。直到郑玄不免。自经王充《论衡》，对此等附会迷信之谈，大加攻击，在此方面早有另辟途径之必须，但又不能避却宇宙万物而不谈。王弼则摆脱汉儒旧缠缚，回到战国，本老庄初意来说宇宙万物之起源，故曰：“无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从此理论上便摆脱了两汉四百年经学五天帝主宰天运的旧说。王弼特地注《周易》，正为要把《周易》的宇宙论来代替前汉经学家五天帝主宰的宇宙论。因此王弼认为只有老庄思想转与《周易》相近。只有从老庄入手转可入得孔学。这是王弼特地讲老庄无的哲学之微意。此等见解，从两汉经学传统言，实发前人所未发。因此不仅王弼的《周易注》出世而汉《易》遽衰，实是王弼的新宇宙论出世而两汉经学上旧的宇宙论亦告解体，此乃王弼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大贡献。前汉人以阴阳家学说讲孔学，现在王弼何晏则以老庄思想讲孔学。此事王弼开端，而何晏承流赞扬，我们不妨称之为魏晋时代之新儒学。此下向郭解庄，依然承袭王何。直到东晋孙盛著《老聃非大贤论》，尚谓“唐虞不结绳，汤武不揖让，因时制宜也。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这又完全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批评老子，可说他仍是王何学的余响。故由王何以下，如郭象孙盛，都非全尊老庄，都置老庄于孔子之下，此为魏晋学术的正宗思想。后人一误于史书之歪曲事实，以正为邪。二误于读书不精，横议先贤，以王何为道家张目。其实都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