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刚入校门的秉衡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课堂上聆听教诲，并为大师们的魅力所折服。当年教大一基础课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教授，如国文老师沈从文，他用小说构造的“湘西世界”早已打动世人，他那带着湘西口音的低沉语音，更有着梦幻般的魔力，引领学生进入课文的意境，进入美的境界。哲学老师贺麟，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时任北大训导长，但对学生没有一点架子，讲课激情四溢，富有浓郁的哲理性，秉衡和同学常常去他家玩，在书房里无拘束地聊天。许德珩是社会学的老师，早年曾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听者踊跃。朱光潜的美学课让学生耳目一新，这位美学大师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中西方美学，同时以哲理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语言来感染学生。
每一天每一堂课，秉衡课前课后都作着笔记，沉浸于广博的知识海洋里。史学系的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把历史讲解得细致入微且见解非凡，成为秉衡前行的导航灯。教授宋史的邓广铭，治学严谨，功底深厚。面对浩瀚的宋史资料，邓先生知难而上，日积月累地做着资料卡片，使得他的研究和讲课更加充实而生动。有一次，秉衡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课后便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没过几天，邓先生在课堂上用了半个多小时讲解秉衡信中提出的问题，给了秉衡无穷的勉励。讲授元史的邵循正是从清华大学请来的教授，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元史是一门艰深的课程，经他一讲解，却魅力无穷。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每讲一课，先将课文内容娓娓道来，随后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精辟的总结，讲课带着手势，富有个性而有幽默感。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所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赵万里先生是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他的博大精深令秉衡深深佩服。
1947年，北京大学留影（自左至右：王雨若、裘祖逖、戴逸、周大昕）
这些名师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启发、教育学生，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内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他们不辞辛劳，用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禾苗，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励学生。
秉衡在名师的影响下，更加刻苦学习，一有时间便去北大图书馆。这间宏大的藏书楼让秉衡想起家乡的铁琴铜剑楼，幼年时随父亲去那里借书看书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次借书、还书，父亲都会展开一块蓝色的棉布，仔细地把书对角包裹好，父亲这种专注而神圣的神情给秉衡印象至深。在古里村的藏书楼里，秉衡看过很多书，与长衫叔叔的书箱一起，带给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在中学时代，用零花钱积聚的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成了秉衡的至爱。当他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只见馆藏满架，可以自由取阅，看到许多从前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的书籍，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心中欢喜无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除了听课，秉衡从图书馆借阅大量的书籍，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充满了探究的兴趣。
秉衡在中学时代即经常给故乡的《常熟日报》投稿，处女作《春》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少年才子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到北大后，秉衡一边用功读书，一边仍坚持写文章，奇思妙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主要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西南联大复员见闻》《故宫巡礼》《巫师娘》等散文和小说，时间均在1946年10月之后。后来，秉衡因忙于学生运动，才搁笔不写了。
3．投身学运
其实，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底，发生了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侮辱事件。随即，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北大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张贴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但遭到特务学生的撕毁。当时，史学系教隋唐史的向达先生挺身上前制止，义正辞严，并自报家门。向达先生学识渊博，他平时讲课声音较轻，学生们总怕听不清，常常把凳子往前挪，直到把他围成一个圈儿。因为倾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学生愿随他进入一个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事后，刚正的向达先生找校长胡适以辞职抗议，直到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为此，向达先生后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戴秉衡和同学们深受名师人格魅力的感染，不一枚举。此后，许多热血青年学生都逐渐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又经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北大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孑民图书室开始筹建。
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与北大的进步学生运动密不可分。1947年春天，学生运动正在兴起，部分文法学院的大一学生渴望读书，尤其想读到进步书籍和文艺书籍。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虽然藏书宏大，但象牙之塔只有圣贤书，却找不到具有进步色彩的新书刊，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也没有订阅。对此，学生们非常气愤，多次向校方提议而无果。学生们虽然都很穷，但或多或少有几本心爱的书刊，于是集中起来互相交换阅读。这些书籍加起来大约有100册，归“大一学生会”管理。借阅手续很简单，只要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就行了。暑假即将来临，戴秉衡和同学们就要升入二年级，“大一学生会”势必要解散。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名叫周桂棠（现名沙叶），是戴秉衡的同班好友，他委托戴秉衡暂时保管一下图书。平时，秉衡很钦佩周桂棠的人品和才干，在他的影响下，秉衡还参与过“大一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于是，素爱读书的秉衡欣然答应，在沙滩红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清点了移交书籍。这里就是后来的孑民图书室的阅览室。暑假期间，秉衡的同学陈宗奇也来参加管理书籍，并说要办个图书馆。秉衡并未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他从心底里赞同这个建议，开始筹划、招兵买马，商议募捐书籍、筹措经费、建立机构的办法，大家分头忙乎起来。
孑民图书室阅览室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使读者能够从书籍中汲取更多的养分，秉衡和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决定面向社会募捐图书、筹措资金。最初，秉衡负责去北大教授家募书，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教授们听明来意后，都非常支持，当即赠予书籍。有的教授还多次捐书，甚至还捐款资助正在筹备中的图书室。在同学们的真诚感召下，许多作家、书店、杂志社及外国驻华机构都纷纷捐书给孑民图书室。不少北大老校友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捐资。许广平先生更是将自己珍爱的、有蔡元培先生题字的《鲁迅全集》赠予孑民图书室。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没多久捐赠书籍达到1000多册，其中还有不少进步书刊，更有解放区出版的书刊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书刊让同学们欣喜若狂。
图书室筹备开放前，编目问题必须要解决，同学们认为秉衡是负责此事的不二人选。为此，秉衡借来几本相关的书刊，还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方案。为了应急，几天之内方案匆匆出炉。根据编目工作程序，同学们采用流水作业法，分门别类，每天开夜车，大家干劲十足。虽然这个编目方案很幼稚，甚至会发生乱点鸳鸯谱的笑话，又手忙脚乱地临时修改，但大家还是把一千多册书编成目录，可以开馆出借了。当然，此后又随着书籍的增加，又重新调整编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