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计划是由米庆余先生来完成的。在课题的申请与启动方面，米先生为本书的设计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由于眼疾无法继续完成，经过与课题组负责人杨栋梁先生商议，决定由我来完成该子课题的写作任务。感谢两位教授的信任，我虽然尽力而为，但未必能完全达到所期待的目标，学力所限，实在汗颜。
当然，我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接手本课题，正值《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完成之时。这就使我有机会能够进一步从思想、外交甚至社会文化等不同侧面来进一步思考近代日本的“中国经验”或“中国因素”的问题。研究的方法，仍然是“本本主义”的，即尽可能“以原始文本为本”，也主张“薄致用而重求是”。由于文本浩瀚，而时间与精力有限，《庄子·逍遥游》中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诚如此也。文中所论，难免有见木不见林、自说自话之嫌，如结语中所言，且当做“一种史实的整理工作”可也。
即便如此，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目呈现，也是得益于诸多师友的帮助。米庆余、杨栋梁两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使我颇受教益，也信心倍增。但是在接手之初，我特别担心自己能否独立完成这一任务。2009年9月20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东亚文化交流——争鸣与共识”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日本关西大学的博士生田中梓都美女士，因为她当天发言的题目是《伊能嘉矩的台湾原住民认识》，我当时就希望她能够扩充成一篇《明治时代日本的台湾认识》加入到我当时正在伤脑筋的这个课题中来。她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对此我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此外，还想再找几位共同来完成这个课题，为此，曾将目录数易其稿，而最终未能如愿，只好独立承担，重新设计研究计划。而田中梓都美女士不负所望，将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台湾认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其初稿我请李飞宏同学翻译成中文，再由作者本人加以校订。因为与正文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体例不太相符，故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在此对她和译者表示感谢。田中女士的专业是台湾史，希望她的学业和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本书的引言曾发表在《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二章的补论的日文版曾发表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的《东北亚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上。第二章的正文将发表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年刊《南开日本研究2011》，对这些杂志和刊物编辑的不弃和论文评审专家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第一章、第三章中的关于“玛也西”号船事件的论述、结语，也是作为独立的论文来撰写的。为了独立成篇，内容上或有重复，特别是在第一章中，还请读者谅解。
我曾在为研究生开设的“日本思想史”课上，和同学们一起读过本书中提到的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陆奥宗光的《蹇蹇录》，对同学们的积极配合，表示感谢。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山口谣司先生在文献的解读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陈捷先生、早稻田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白春岩女士、毕业于立教大学现任教于中央学院大学的杨沛博士、留学于三重大学的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飞宏同学，惠赠或帮助查找了相关资料；南开大学的刘雨珍先生，对相关问题，特别是在和歌的翻译上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此外，特列出征引与参考文献，对这些史料的整理、校注及先行研究者的学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庆幸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和家庭，同事的包容和家人的奉献，使我可以专心于构筑自己的一枝之巢和陶醉于自己的满腹之饮。还有我每日相见的街坊们：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鲜鱼的、卖猪肉的、卖茶叶的、卖点心的、卖鸡蛋的、卖馒头和大饼的及其废旧物品回收的小贩等，我每天路过他们的摊位，他们都给我热情开朗、乐观向上的印象。在他们身边，对于进城近三十年已经远离土地的农民之子，我感到安宁、自在，也感到愧疚、忐忑。因为他们摊位上的许多东西都是我曾经也生产过的。于是想起了自家的那片菜地、屋角上的鸡窝、屋后的猪圈，还有村里的池塘、后山的果园等。而如今，只能天天消费着摊位上别人的劳动收获，似乎有一种被供养的惶惑。梳爬出来的这些文字，够格作一种回报么？
2011年8月5日于鱼鸢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