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るこの葉の数をますらん胜海舟此时也渐入老境，而且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他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吉本襄：《续 海舟先生 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8年，第46页。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96页。同时也指出他适合作幕僚而不适合当统领，感叹要是他能够在大久保利通属下的话，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日清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日清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万叶集》第18卷所收大伴家持作《贺陆奥国出金诏书歌》（第4094首）中有“……海行かば水漬く屍 山行かば草生す屍 大君の辺にこそ死なめ かへり見はせじ……”（《萬葉集五》“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新潮社，1984年，第143页。）对此，有将其中译为：“去海上葬身水中 去山上以草裹尸 在大君的左右 誓死无怨无悔”（金伟、吴彦译《万叶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2页。），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他的态度的，寡闻所及，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其全文如下：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已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
近来上下唯汲汲于善后之策，善策之案穷出而其机已过，尚有何益？仅徒生纷纷议论而已。
开战既阅数月，未必无成熟之机。我非谓倾向于和战某一方，其进退驱引在大政之掌中，若有可乘之良机，不可失也。机会一失再失，则难易之地位转换，不难预料。
众人皆知事后之了结不易，故稍有心者窃愁于此。此风若波及民众，终将产生军机沮丧。
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形成今日骑虎之势。窃窥众心渐生倦怠之色，犹如求醉后一掬之水。当此之时，使国家安宁乃大政之要点。事业虽可属于武人，如其战和如何、善后之策如何，则应属于内阁大臣之决断，自不待言。故内阁大臣应挺身而出，痛痛快快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善后之策。若悠悠然等到兵机沮丧，则不可挽回。百事蹉跎，岂在计策之立与不立？所分之难易唯在先机与失机，岂论区区策略？确乎唯在勇断实行而已。老朽之浅言固不足采，唯知不可默然于此时节，书微衷之所在，呈于左右。谨言。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4—96页。标题《愚存》前有“明治廿八年一月裁一书赠伊藤总理大臣”的说明。以上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便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但是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上天气恶劣，他出于对军心、民心的体恤和忧虑，希望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当机立断，决定善后之策。他表示不站在主战与主和的任何一方，对于主战者，他鼓励在外的将帅明察先兆，士兵振作勇威，奋勇杀敌，而国内的内阁大臣则要承担“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的责任，做好后勤保障；对于主和者，他则强调民心有怠倦之色，希望给沉醉于欢庆胜利的时势泼一盆凉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危险的“骑虎之势”，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困境。这种“骑虎之势”是怎么造成的？他明确地指出是由于“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而造成的。整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政府的不满与忠告。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比如在《冰川清话》中也不乏主张扩张军备、肯定切实地身体力行的殖民论等言论（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28、139页）。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7页。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对中国的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的“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53页。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如上所述，他将日本国家与政府区别开来，对为“愚蠢的政府”而战死者表示可惜，对“为国家而死”则表示可敬。其态度可见一斑。
二“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对照松浦玲的《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关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冰川清话》中有以下两处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处是这样的：支那人毕竟心境宽广。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虽然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了，战争失败了，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了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了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如果日本人因为战胜了而过分逞能，今后将会有好看的。即便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而如果在经济上的战争中失败了，国家也是无可奈何。这种经济上的战争，我认为日本人远不及支那人，为此我暗自担心呀。
支那人将一国的天子与代管人一视同仁。只要对地主无损害，多少次变换代管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开国以来，有十几次改朝换代。因为是这种国体，对战争极为不利。所以日本人才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输掉战争的，只是代管人，地主依然什么也没有变化，这一点不能忘记。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0页。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70—171页的引文中没有第二段关于经济上的战争，其余大同小异（因为出处不同）。为了“美化”上述“代管人”说，《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特别引用了含有“尧舜的政治”这一词语的胜海舟的谈话，即：所谓尧舜的政治，就是这种代管人政治。因此支那人不管是满人作天子还是外国人作天子，对此都不闻不问。榻榻米也不时地替换，租金便宜，还对房子进行维修，这样的房主最受欢迎。因此香港被英国所夺，安南为法国所取，最近胶州湾被英国所占，都无所谓。因为结果用外国的钱来修路、建学校、警察医院都很完备，而实力实权都支那人掌握着，这种计划，就像是利用别人的东西做事。看吧，无论是香港、胶州湾还是新加坡，不都是支那人掌握着实权吗？这样，就与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转引自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
支那人自古以来作为民族而发达，是完全不重视所谓政府的人种。这即是尧舜的政治。对支那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要领的话，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同上书，第198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65页。第二处《冰川清话》中的引文与第一处的相关，是这样说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
虽然有支那被德、俄所困而早晚将要灭亡之类的说法，但决无此事。如胶州湾、三沙澳（三都澳，又名三沙湾，位于福建宁德市东南部）这样的地方，连我家庭院一角上的垃圾堆都不如。在总体上将支那和日本一视同仁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而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政府之类，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对自己有利，支那人就满足了。清朝的祖宗打过井，连这样卑贱者的子孙也拥戴而不介意，可见支那人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因此是德国人来代替爱新觉罗氏掌握政权，还是俄国人来施政，对支那社会不会有丝毫影响。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占据三沙澳，支那人认为是雇进了坚固的门卫，也许反而会高兴呢。
虽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支那人与日本人不同，没有任何骚乱。长久地拖延，然后支付赔偿金之类。上海、新加坡、香港，实力都在支那人手中。对于德国的这种小骚乱，很难惊动。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7页。此段胜海舟的谈话散见于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4、196、198—199页。我们先来看看松浦玲的解释。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文中出现的“尧舜的政治”一词。他是这样来评价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对于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而言，“尧舜的政治”是最高的赞辞，海舟也不例外。海舟谈这些的对象，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中，因为汉学的教养是不可缺少的，举出“尧舜的政治”来说的海舟，绝对不用担心会被误解为这是侮蔑中国人。这是海舟对“支那”呈递的赞辞，听者也是这样接受的。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同时，他也顾及到中国的国民感情，论述说：“从中国的nationalism来看，这些言论像是难以容许的，但海舟并不是侮蔑、轻视中国来说这些的。毋宁说是怀有畏惧之念来谈的……”同上书，第196页。他还提到在海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说到“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认为应该将“堂堂的国家”作为反语来读，与海舟所说到“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堂堂的’变成了讽刺。就此谈话的文脉而言，这里如果不是讽刺乃至揶揄的话，则文理不通。因而与之相对的‘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是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厚与强劲的洞察的表现。”同上书，第199页。
对于松浦玲的上述解释，不能不心存疑虑，特别是对“尧舜的政治”的解释。我们先撇开“尧舜的政治”来看看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对中国认识的要点，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也就没有忠义之心、爱国之心，只知道经营私利。尾崎也强调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无论中外贵贱，什么人都可以君临其上、可以当皇帝。这些特点，在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都有。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也提到最后一点，不过他是由此推出中国人具有“山贼般的侵略根性”，而胜海舟由此推出中国人对战争极不适应，得出中国社会停滞与保守的结论。
这些特点与“尧舜的政治”是否匹配呢？先来看中国汉学传统中对“尧舜之治”的理解，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主张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那么，“尧舜之治”的用心是什么呢？《大学》作了简明的回答：“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再看一个反对儒家学说、主张“绝圣弃智乃天下大治”的老聃对“尧舜之治”的理解。《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鲅，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些经典应该是“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很明显这与胜海舟所谓的“代管人政治”有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