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两首诗（去北京的船上）。8月8日有诗曰：茫茫禹域北河秋，露冷风清古渡头，欸乃一声乡梦破，皇州人在异邦舟。同上书，第9页。8月10日，又得诗，曰：极目茫茫四野平，舟行几日梦魂惊。岂将传食累侯国，且为观风向北京。里闾情形多至陋，柁楼秋色有余清。怜他东海朝宗水，半夜枕头潺有声。同上书，第10页。如果说8月8日的诗主要表现的除了一种思乡之情或乡愁（“欸乃一声乡梦破”）之外，还可以隐隐看出一种视中国为“异邦”、而自己作为“皇州人”（皇州为帝都的意思）的优越意识，那么10日的诗，就更加值得玩味。这要联系上述8月5日的诗一起来读。“舟行几日梦魂惊”，所惊醒的是也是自己以前那种对中国的认识只是停留于“蠹册零本上空议”，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里闾情形多至陋”、“八年禹绩谁能继”的感慨。他对中国这个昔日的泱泱大国变成现在的满目疮痍，很是怜悯，以至夜不能寐。9月18日，他回到家中，有诗曰：既得济州吉，终无濡尾嗟。祖龙空采药，孔圣欲浮槎。目断北京月，梦回乡国花。聊能酬素志，此游何足夸。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28页。他认为自己供职于外务省，能够亲历日中修好条约的签订，颇为自慰。尤其是能够将自己所亲历的现实中国的真实状况告诉日本国民，使人们转变“概见于鼠啮蠹戕故纸堆中”（跋语）的中国认识，他也以此为满足了。
如果说中国和日本的好恶之情，在上述诗中的表现还比较隐晦，那么在他9月14日回到长崎的日记中，则毫无掩饰、明明白白：九月十四日，晴。朝八时入长崎港，上陆，宿于藤亭。久在异邦，厌于异味，及忽尝本国之味，如逢知己，胸中豁然。长崎之地，山秀水清，峩峩大舰靠岸停泊，风景绝佳，一朝自清朝荒漠之地而还，如入仙境。蓬莱瀛洲非求于他，我神州即是也。往年江艺阁来长崎时云：“山水之胜莫过于日本矣。现在如本处琼山，明媚秀丽，在我唐山所罕见。”野间笛浦评价说：“琼山之胜，寻常耳。我邦山水以仙台松岛为第一，岩仓使节团左起：
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
伊藤博文 大久保利通
比之唐山之西湖，未知孰刘孰项也。”艺阁以未能深游其地为憾。野间氏亦云：“先生之不能到松岛，犹仆之不能到西湖，抑亦二家之阙典也。”而余则曾游松岛，此回又自唐山还，虽然未观西湖之胜，抑二家之梦寐往来不能措处。……余尝怪清客之来我邦，皆叹美此地之胜，今日余以此观之，彼人皆来自平荒卑陋之地，故将残山剩水亦犹看做峨眉西湖，如果试看富峰松岛之景，则无暇如此惊叹绝倒。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24—26页。副岛种臣出使清朝回到长崎后也吟有《长崎》一首，曰：“才入本朝风气醇，山川秀丽自然真。却思尝在北京日，满地尘沙没了人。”见《苍海全集》卷一，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10页。应该说，《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中国现实状况的珍贵记录，而且他对中国的批评，有些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今天读来也有令人心悸汗颜之处。他对他的祖国日本充满爱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只是看到中国的破败、腐朽的方面，而且将之与本国的美景相比，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如果这种比较只是停留于一介文人的清高自傲，也无关紧要。如果作为一位外交使节，力图将自己的一孔之见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近看虽有振奋国民之功效，这种偏见所点燃的蔑视中国的火种，燃烧起来，不仅给中国带来灾难，也终将把自己烧为灰烬。
三《中日修好条规》（下）：“修好”的种种“如意算盘”
1日方的改约
1871年7月29日，《日清修好条规》签订。8月29日，外务卿岩仓具视因为条规中的第二条规定有招致各国疑惑之虞，便命令伊达宗城等迅速归朝。与中国的“修好”以不能招致“西洋各国不信任”为前提，如果这样，即便签订也要设法修改。《清国トノ修好条規第二条ノ規定ハ各国ノ疑惑ヲ招ク懼レアルニ依リ早々帰朝復命アルヘキ旨申入ノ件》，《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38页。11月12日，岩仓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巡访欧美之旅。14日，副岛种臣（1828—1905）就任外务卿。1872年2月10日，副岛种臣与外务大辅寺岛宗则联名给外务大丞兼少辨务使柳原前光下达“关于修改条约交涉的权限委任状”《清国派遣ニ付条約改修交渉ニ関スル権限委任ノ件》，《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42—243页。其中指出“修改条款便于善后互换，务必兢兢尽职”，就是说“修改条款”是为了便于今后换约，因此责任重大，要求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该委任状中具体列举了以下五项内容：一 公文所开，因嗣后改定西例。俟后改议其所以者，始我钦使所请于清国之约，仿照彼与外国所约之例。清国钦使则云：我与外国所定之约，成于有来无往，惟以贵国最为邻近，宜成有来有往之约。遂将两国外交各例并载同条，止据一本两国共用，可以各自照行。只因来岁我与欧西改约之案，起于钦使适清之后，业已拟定专欲取法于欧西常行条例，以改我国外交之约。如将两国条约嗣后施于我国各港，以有不合于该拟案者为憾。朝议必欲于互换之前，细加解说熟商，始行批准发使。况现在我各港所住清民不下数千，两民相狎之间，每多奸猾亡赖之徒，欺人犯法，互兴讼词，为地方累，有甚于欧西诸国商民之众者。即今清国新派理事官来，须先熟察实地情形，应尚有随时酌议之处。俟其就绪之间，未及能照条约会同讯断，又如后附两件，有碍大局，是以一并商及者也。
一 调处一条，据查，美国与清所约之文，美国止云：自为清国从中调处，即我国与美国所约亦是同然。皆属偏为美国单作一面之词，而我钦使与清互约者，盖据清美条约汉文而准之也。今阅美文，知其不然，则宜改之。或仿清国与美、我国与美之例，竟成偏为之约，亦为不当。是以议裁撤也。
一 刀械一禁，论我国官吏绅裔常佩双刀，即农工商贾有时亦带单刀，本系体制而不便于公禁之也。盖清国以不常带刀，故亦不欲我商民之在彼地者带刀，则由我理事官知其有禁令，我商民无犯可也。故议削除。
一 公文所议之外，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所载进出口税一例，须议在我国各港则应照该海关成规而收税。
一 除就以上各款，本卿大臣等应与清国大臣时相备文往来，预行拟议事宜外，所有约面各条款，两国无不遵行。柳原、外务少记郑永宁、外务大录颍川重宽一行于3月8日出发，29日到天津。4月初九得以拜会李鸿章，柳原乘上上述委任状，李鸿章看到“有碍大局”之处，问：“此大局何谓？”郑永宁回答：“大局为我国对待诸外国之全体。”李鸿章指着下面的“裁撤”“削除”等字句，问：“是欲将裁撤削除昨秋议定之约面者乎？”郑回答：“诚然。”对此，柳原的《使清日记》中记载《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65页。：李愕然云：此为何言？去年子等来求约，我尽心而为遂使两国约成，……伊达与我亲手画押以证信守。你们将条约看成何物？怎能违约？我代表国家，伊达氏亦然。对天下惟信义为然，欲妄加裁撤削除，究竟何事？……贵国今若如此，是自污也。将其侮我乎？抑蔑视清国乎？外务卿大臣何其不通道理之甚！今我若受此照会，则对上渎职朝廷，对下失信万民，有何面目立国秉权！请速收回。退还照会。其声厉其色艴。4月11日，李鸿章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议驳日本改约》中认识到日本“恐华商往彼，章程有与泰西新约不同，须请酌改，仍注意在一体均沾等”。并对柳原等声明：“邻交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尔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外务卿此件照会我若据理直复，恐有伤睦谊，请仍带还可耳。”接着描述：“柳原嚅嚅缩伏，叠称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鸿章坚不允行，该使复称容再向陈孙二道商议，并将该国原照会带去矣。”《议驳日本改约》（译署函稿卷一），《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925、2926页。此件与下文所引李鸿章《议办日本改约》，见于［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八六，第42—44页。《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352—353页。文字稍有出入。
5月20日，李鸿章在陈钦（钦命按察使、办理直隶通商事务兼管海防兵备道）复日方照会公文中亦有如下批语：今换约之先，遽请改商改。查两国初次订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即从前各国议约，经彼此画押盖印定案后，并无准改之例，本应毋庸置议。……如第一条，彼国与西国换约，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特来预商一节，本大臣查，日本遣使往议西约，此时尚无成说，何必悬拟预商，未免多此一举。应如该道等所议，俟换约后，如有必须更易之处，随时察酌商办。……第三条请将两国遇事调处议即裁撤一节，本大臣查，两国既结和好，遇事调处，诚如来文所云，虽无此条亦有权可行。惟去岁议约时不载则可，既载复裁，殊违信义。既云是系诸国通例，本无窒碍，何须裁撤？且两国相距较近，永以为好，尤非西洋远邦可比。若欲裁去，所谓修好者何在？《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83—284页。陈钦也看到日方要求修改第二条是“惮于外国之评论而起”，强调中日两国的条约与同西洋的条约的不同，说：“毕竟中日两国之约，推其原在修邻交之典礼，与英法乘战威而趣他国之商利之条约固不相同。”《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72、273页。
李鸿章在5月21日给总理衙门的《议办日本改约》函稿中说：东使柳原等经鸿章面加驳斥后，自求向海关陈道及孙道士达解说一切。该道等因将该国外务省照会逐与驳诘，该使理屈词穷，但乞略予转圜之路，俾得及早回国。该道等察其词意尚属恭顺诚恳，往返数次，始允预为商量。然总以必须换约以后始可酌办为一定之归宿。查该国所议各件，有尚可通融者，有断难允从者。如第一条彼国与西国修约，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第二条华民在彼讼狱繁兴，新派理事官须熟察情形，未及照约讯断。此皆须届时相机商办，未便预议者也。第四条佩刀系该国礼制，不便公禁。由该理事官自行禁谕商民无犯。第五条日本进出口税照该国海关成规收税，此则无关重轻，应于换约后核准照办者也。惟第三条请将两国遇事调处议即裁撤一节，西人揶揄在此，该国注意亦在此。两国自立之约，本各有自主之权，不与他国相干。若虑西人讥笑，忽立忽撤，使西人视之更为如何？上年鸿章督同应臬司陈道议创约稿时，实虑日本距我太近。凡西洋来华通商，多取道金山横滨而至上海，该国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而有此约章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兹该国亟请裁撤，诚恐失欢于西人，其情可知。惟既云有权可行，是系诸国通例，则亦何须裁撤此条？自应毋庸置议。柳原始欲声言函请本国示遵，陈孙二位再三开导，谓舍此更无别法，该使员始求陈道转详奉批后，照给回文销差。昨据陈道将所议各节妥核具详，经鸿章逐条明晰批示，饬令移知柳原，并拟缮照复该国外务卿副岛等公文一件，交柳原赍回。嘱陈道等面告柳原，以该使此来拟议改约，为各国向来议约所无之事，论理本不应接待，因念该使叠次远来，尚无违悖强迫之语，姑与晤商。嗣后该国如遣使来华换约，自应以礼接待。若仍欲渎求改约，则是显违各国公例，应概不接待矣。《议办日本改约》（译署函稿卷一），《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928—2929页。据柳原记载，李鸿章在当面驳斥之后，在柳原等的恳求之下，又说：“苟有关改约，我决不能见其使，况接文书乎？今日我见子等，以有其旧情也。然我不能用其旧情而办公事。兹为尔等曲画一策如何？”柳原说“愿承教。”李鸿章说：“吾方今百揆多务，无暇他及。子为去年伊大臣之副使，而此地海关道陈钦为我之帮办，因而素有旧情，子奉委之事，我命其拟议以为子之复命之资。请速持此照会往上述陈钦及陪同伊钦差进京的记名江苏道孙士达等处，共同会同商量，多少以见我所存好意。”（《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67页。）按这里所记载的，柳原等找陈、孙二人商量是李鸿章的主意。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主动与中国签订外交条约，还是签约之后又无端地要求修改条约，都是想用西方列强所要求日本的来要求中国，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好在李鸿章等“力持定见”，才在这一时期保持了中日关系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