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汤用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多年来一直得到多位学术大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赞扬。其中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写到：“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胡适先生在1937年1月17日看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稿本后，则在日记中高度夸赞到：
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
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后来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中也赞扬说：“拿汤老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做一个例子，加以分析。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2005年8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夏榆撰写的《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定位》一文，文中是这样写的：“汤用彤早年毕业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192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出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据传，此前，胡适出版有关中国哲学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被汤用彤打通。”
这部受到诸多学术大家夸赞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历经15年日以继夜的艰辛劳作，才得以在1938年出版。因此汤一介后来曾回忆：“……那个时候在北平，20世纪30年代，他一个人住在家中的前院，每晚写作到深夜两三点。他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搞坏的，他日以继夜创作的就是日后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本书现在大家都当作经典来读，因为我父亲的每一个论断都很可靠。”
而在汤一介的眼中，生活中的父亲从不看重金钱和名利，而且温文尔雅、和气待人，是一个为人善良、生活随意、疼爱孩子的慈祥父亲。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积极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事处的傅斯年先生力邀汤用彤教授兼任该办事处主任。在傅斯年先生的一再邀请下，汤用彤先生接受了办事处主任一职，但却将傅斯年先生送来的每月200元兼职薪水全数退回。他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在学术界同人和朋友中，汤用彤先生素有“汤菩萨”之称，这源于汤用彤先生为人和善、谦谦待人的君子之风。大家都知道，学者们在论学交流中经常会因为观点不同或是各持己见而激烈争辩。但汤用彤先生却和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都相处得非常好。当年钱穆先生曾与傅斯年先生有矛盾，熊十力先生与吕澂先生在佛学研究上有分歧，胡适先生对文化的观点更是与汤用彤先生不同，但他们都是汤用彤先生很好的朋友。这就是汤用彤先生待人和气的一贯作风。
1954年，汤用彤先生因患脑溢血而不得不长期卧床，这以后的几年中，在燕南园很难再见到他的身影。两年后，身体稍见恢复的汤用彤先生立即投入了《隋唐佛教史稿》的修改和补充工作，但终因身体原因，而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1963年5月1日，汤用彤先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那一次，毛泽东主席见到汤用彤先生后，非常关心地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并告诉他说自己读过他写的所有文章。但是汤用彤先生的健康却一直没有恢复。1964年的正月，他的病情不幸又开始恶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
一直到196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早上，已经守候在病房一宿的乐黛云看着汤用彤先生平稳地卧在床上，一切都很正常，就和早早来到的汤夫人告别离开了病房。临走的时候，汤用彤先生像往常一样，抬起胳膊对乐黛云挥了挥手，完全没有什么异样。
然而，乐黛云刚刚回到家，就传来了汤用彤先生病逝的消息。一代国学大师，中国著名的近现代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就这样在196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走完了72岁的人生旅程。
父亲走了，但是他的博学，他对中国哲学、佛学研究的孜孜不倦和卓越贡献，他的高贵人品，他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都深深印在了汤一介的心中。
5、未名湖畔起风云
1964年秋，随着中国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也随之掀起风云。而在北大“社教”运动的重点哲学系，更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公开分成“调干学生和党的干部”派及“学校出身的教员为主体”派。两派的人都认为自己最革命，也都想“争取”当时担任哲学史教员支部（包括中外哲学史）书记的汤一介。但汤一介却从不表态，更不介入两派纷争。
这自然是汤一介一向埋头做研究不喜争斗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汤一介已经历了“整风反右”和“反右倾”两次运动，因此他能够冷静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什么，还是不要参与任何一派为好。
这时北京大学又接到了支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任务。于是汤一介立即报名积极参加。不久，成为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的汤一介被派往京郊朝阳区三间房大队，这也让汤一介暂时避开了北大哲学系两派对立的矛盾。
在汤一介的努力下，朝阳区三间房大队的“四清”工作顺利展开。他决心把三间房大队办成北京市“四清”运动样板大队。但很快就要过春节了，汤一介只得和休假的同志们一起回到北京大学。几个月的时间，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愈加激烈。
1966年5月25日，一直把斗争矛头对准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并称其为“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的聂元梓终于一手策划、发起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要干什么？”的大字报。
这就是那张由聂元梓等7人署名，当年曾轰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果然，自称为“造反派”的聂元梓一伙人很快就把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书记彭佩云揪出来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牌子，同时对他们宣布撤职，进行批斗。紧接着，北京大学的所有高、中层领导干部，各系的教授、副教授等也一起被打成“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拉出来示众批斗。
汤一介自然不能幸免，那一天，他不仅被“占领”了哲学系大楼的“造反派”们挂上了“黑帮分子汤一介”的黑牌子，而且在“造反派”的押解下，被迫用双手高高举起“黑帮分子”的大牌子，“陪在”北京大学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的身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
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汤一介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受到如此对待，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家社会就被颠倒。而自己身为一名具有1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却无法改变这一切，更无力拯救这些和自己一样蒙冤受难的同志，想到这些，汤一介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流血一样，充满了伤痛和悲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很快就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地蔓延到全国各地。北大校长陆平、名教授冯友兰等人先后被“打倒”、批判。在当时的环境下，汤一介当然也无法幸免，三天两头地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
虽然如此，在汤一介的心中，仍然还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因此汤一介经常鼓励自己，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原谅，会得到改正错误的机会。
1968年的秋天，北京的各单位和大中院校，分别派进了以工人阶级解放军官兵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就是曾留给很多人记忆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北京大学的混乱局面也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而得到改变。
在这样不断地挨批判挨斗争，不断地挖思想根源作检讨的日子里，汤一介历经磨难，受尽煎熬。当他终于被宣布得到“解放”，可以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时，已经是1969年的夏天。
6、在鲤鱼洲干校
这个时候，中国大地已经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上山下乡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的浪潮，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告别父母，告别城市，奔赴农村或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汤一介与妻子乐黛云也送走了15岁的女儿汤丹到北大荒落户。紧接着，按照命令，他们又带着小儿子与北京大学2000多名教职工一起匆匆离开北京大学，来到了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