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48岁的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楼里遭人暗杀。斯大林下令必须查出凶手。此后，苏联国内便开始了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是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的继续与发展。这场斗争越演越烈，牵扯的方面越来越广，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37～1938年，斗争达到了极点，后来被称之谓斯大林的大清洗。冤假错案迭起，不少忠贞的老革命遭到监禁，许多无辜百姓人头落地。最后，酿成了民族大悲剧，为国家后来的变化埋下了隐患。
这也是苏联文艺界损失很大的一个时期，有的作家是自然死亡，更多的作家是非自然的死亡。文艺界在大清洗前已经发生了多起案件。有的案件涉及的人多多少少都与帕斯捷尔纳克有联系。
帕斯捷尔纳克是非党作家。他不接受别人说他脱离现实的指责。他对艺术的作用别有看法，他坚守自己的立场，甘愿居身政治漩涡之外。即使如此，他也未能逃避政治浪潮的冲击。
斯大林的电话
苏联文艺界正在积极筹备召开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时，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5月13日深夜突然被捕。消息很快传遍莫斯科。
曼德尔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早在20年代初就已相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几乎同时出版了个人诗集，又几乎同时结婚。
他们的妻子都是画家，两家生活都比较穷困，爱好又都很接近。
曼德尔施塔姆当时写过专门评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文章，并对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帕斯捷尔纳克不是那种巧于杜撰，善于变戏法的人，他是俄罗斯诗歌新形式、新结构的拓荒者，这种俄罗斯诗歌已具备了语言所达到的相应的成熟和勇气。
凭借这种新的和声可以表达一切——将来大家都会采用它，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从今以后这种新的和声已变成全体俄罗斯诗人的共有财富。”（见曼德尔施塔姆《风暴与强攻》一文，1922年）
帕斯捷尔纳克读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时代的喧嚣》也大为赞赏。他说：“《时代的喧嚣》给我带来了少有的、早已没有得到的享受。”他们二人经常通信，相互十分尊敬。
曼德尔施塔姆早年谢顶，身材不高，所以不论坐着还是立着，总是昂着头。他为人有些古怪，说话用词又尖酸刻薄，对别人的诗苛求挑剔。有人听不惯他讲话的腔调，认为他傲慢。
曼德尔施塔姆究竟为什么会被捕呢？莫非仅仅因为傲慢？
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的被捕可能因为讲话不慎。曼德尔施塔姆常常讲一些不合适宜的与时局相悖的话。也可能因为他的诗。
他的诗晦涩，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可能因为他打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记耳光。也可能因为他是犹太人，某一位大俄罗斯主义者对他无端陷害。等等等等。
知道底细的亲朋好友们最怕的是当局掌握了他写的一首挖苦斯大林的诗。如果真的如此，他的性命即使能保住，人也会被关进集中营。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不顾个人的安危，立刻登门去看望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帕斯捷尔纳克问询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有什么事需要他办，他愿意效劳。帕斯捷尔纳克的心意使曼德尔施塔姆夫人非常感激。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建议他去求求布哈林，或许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能够给些帮助。
布哈林当时任《消息报》总编，与文艺界很多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曼德尔施塔姆很早就与布哈林相识。1922年，曼德尔施塔姆为了营救自己的胞弟，亲自找过布哈林。布哈林尽了自己的所能，甚至为此事还直接给捷尔仁斯基打过电话，请他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听听他陈述的情况。曼德尔施塔姆本人被捕以后，纳杰日达也找过布哈林。
帕斯捷尔纳克与布哈林也有来往。这次，帕斯捷尔纳克受曼德尔施塔姐夫人的委托，求助于布哈林是义不容辞的事。
“曼德尔施塔姆是位大诗人，怎能因为一首愚蠢的诗就把他送进监牢呢？”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指明是哪首诗。也许他想知道布哈林是否了解那首诗。布哈林当时大概还不知道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所以答应尽力解救曼德尔施塔姆。
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份书面材料，阐明自己的看法，留给布哈林。布哈林在那份材料上写了几句话，说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心中极为不安。布哈林把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材料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反响，上报斯大林。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向他了解情况。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和别人合住在一套单元里。帕斯捷尔纳克占两间，其他人家占三间。电话是几家合用的，设在走廊里。1934年6月末的一天，电话铃响了。女邻居接了电话，得知是克里姆林宫有人找帕斯捷尔纳克，便立刻告诉了帕斯捷尔纳克。找他谈话的是斯大林。
走廊里孩子们在吵闹，帕斯捷尔纳克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便抱怨起来。斯大林问候两句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说曼德尔施塔姆案件正在审理中，一切都会顺利。然后，他突然问道：“您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去找苏联作家协会或找我本人？”接着又说：“如果我是诗人，如果我的诗友落难，我会不顾一切去营救他……”斯大林的话中含有责备。
“作家协会从1927年就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为他奔走，您大概还一无所知……”然后，他就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他的“诗友”一事，回答得有些含糊不清。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但他毕竟是位大师呀，是位大师呀！”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问题不在于此……”
“那么在于什么？
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想和斯大林见一面，谈一谈。
“谈什么？”
“谈生与死的问题。”
斯大林把电话挂上了。
单元里的人都听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的通话。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这次电话是否应该保密，于是又给斯大林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您自己看着办吧r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通电话的事，大家都感觉到斯大林对作家的关心。苏联作家协会筹备会上上下下的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也一下子变了。过去，帕斯捷尔纳克去作家餐厅吃饭，没有人理睬他。如今，服务员为他开门，替他脱大衣。倘若帕斯捷尔纳克请哪一位生活困难的作家同座进餐，作家组织甚至表示愿意代他付款。”
过了不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获释，被发配到彼尔姆州契尔登市，后来又允许他迁往沃罗涅日市居住。沃罗涅日是较大的城市，他在那里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再度被捕。这次被流放到科雷马，后来由于精神失常，跳楼自杀。
阿赫马托娃来访
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后的第二年，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丈夫与儿子也被捕了。
1935年秋，有一天，阿赫马托娃从列宁格勒匆匆来到莫斯科，找人拯救她与古米寥夫生的儿子——23岁的列夫，还有她的第二个丈夫——蒲宁。他们同时被捕。阿赫马托娃相信他们没有罪。这次对于她，是继她的前夫古米寥夫于1921年被处决后，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阿赫马托娃这次来到莫斯科后，先找到了塞夫林娜和皮里尼亚克。
女作家塞夫林娜的丈夫认识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她如何上书，如何才能把上书的信交到斯大林的手中。阿赫马托娃照办了，她写了上书的信，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皮里尼亚克开着自己的汽车，带着阿赫马托娃，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库塔菲亚塔楼门口，把信交给了收发人员。
阿赫马托娃带着焦虑的心情经过红场时，想到的是古代暴乱的皇家近卫军的成员们，他们怎样在红场上被彼得一世下令处死的场面，想到的是自己如同近卫军士兵的妻子，不得不在这里号啕大哭。多少年后她写成感天动地的《安魂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像古代近卫军士兵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哭号。
那一天，她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家中。
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马托娃是老朋友，都是白银世纪的新星。他比她小一岁。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出版于1914年，阿赫马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于1912年，比她晚两年。二人相互十分尊重，平素来往不多，但在困难时，能相互支持，彼此安慰。早在1928年，帕斯捷尔纳克曾写过一首诗献给阿赫马托娃：
我觉得我能选出适当的词汇
近似您的首创。
我错了，——无关紧要，
错误永远在我身上。
但，拜读了您的头几部诗集
句句凝聚着散文的精华，
处处都像导体的光亮，
使往事栩栩再现为神话。
这一次，阿赫马托娃见到帕斯捷尔纳克便说：“蒲宁是艺术史学专家，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的被捕是冤枉的。”她更为自己惟一的儿子遭到不幸而悲伤。她说他们二人是在1935年10月27日同一天被捕的。
帕斯捷尔纳克决心给斯大林写封信，替阿赫马托娃求情。帕斯捷尔纳克夫妇留阿赫马托娃在家中过夜。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把经过一番思考写成的信亲自送到克里姆林宫的收发室。
那几天，阿赫马托娃便住在帕斯捷尔纳克家里。
过了不久，从列宁格勒打来长途电话，说蒲宁和列夫·古米寥夫都已获释。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季娜伊达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了阿赫马托娃。阿赫马托娃躺在床上未动，她的心脏病犯了。
早餐时，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在桌前一等再等，不见阿赫马托娃过来吃饭。季娜伊达踮着脚尖走到门口偷偷观察，发现阿赫马托娃还在熟睡。到了中午，阿赫马托娃才出来吃饭。她决定第二天回列宁格勒。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建议她马上回去。帕斯捷尔纳克为她买了火车票，送她上了火车。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很欣慰，他毕竟为阿赫马托娃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他想，也许他的信对列夫·古米寥夫和蒲宁的获释起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从阿赫马托娃那里得知蒲宁在狱中的某些学究气和对现实社会如何不了解。蒲宁在关押期间，几次深夜被提审。那天夜里，他又被叫醒。他以为又是提审，可是关押人员通知让他回家，说他获释了。他一下子愣住了，心想，深更半夜，市内电车已经回厂了，怎么回家呀？
“让我在这里过夜吧。”他乞求道。
回答是？这儿不是旅馆。”
阿赫马托娃的不幸遭遇，再次深深刺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心。
皮里尼亚克失踪
苏联人民还沉浸在高尔基逝世的悲痛中。统一的全苏性的作家协会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不到两年，各项活动正在开展，而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却于1936年6月18日离开了人间。
10月28日傍晚，有人来到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请皮里尼亚克进城。当时，新成立的作协活动很多。他随来人去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皮里尼亚克生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之一。后来迁入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时，他们又是邻居，来往很频繁。
皮里尼亚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当时都是苏联文坛上的名人，虽然经常遭到极左分子的攻击，但二人我行我素，不以为然。
皮里尼亚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也是非党作家，被定为“同路人”。其实，他和一切热爱祖国的作家一样，憎恨旧世界，向往新社会，为此献出自己全部写作才华。
1922年他的《荒年》问世，引起文坛关注，有人誉这部作品为“关于革命最初年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了十月革命后复杂的俄国现实中不同阶层的人物，不同的生活侧面。
皮里尼亚克为人坦率，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艺术创作的看法。正是这些因素使帕斯捷尔纳克和他能够接近。1924年，皮里尼亚克在短篇小说《分散的时间》中剖析自己的心灵时写道：“……我辛酸的荣誉在于我是个铤而走险的人。更辛酸的荣誉在于我的天职——一名俄罗斯作家，对自己、对俄罗斯都应当绝对忠诚……”当联共（布）提出艺术事业应当由党的领导这一口号时，皮里尼亚克竟声称：“文学靠指令是创造不出来的。”
（见《日记片断》）又说：俄罗斯的存在不是为了共产党人，是共产党人应当为俄罗斯而存在。
从20年代初，他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对新生活的肯定，对共产党员形象的描绘，都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如《亲娘——后妈》、《机器与狼》。
1928年，皮里尼亚克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讲述军事领导人伏龙芝。小说的要害是伏龙芝遵照斯大林的命令住院治疗，在手术过程中不幸丧命。读者从中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小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上级命令销毁这期杂志，但一部分已流传到读者手中。小说引起轩然大波，批判的调子越唱越高。
1929年皮里尼亚克又写出《红木》。出版社没有采纳，于是，他将稿子拿到国外发表了。这件事遭到更多地非难。皮里尼亚克不服，1930年上书斯大林，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理解。信中说：
“看来很荒诞，我扪心自问，反思自己作为作家的命运，我发现我的全部写作错误来自一种信念，即只有对待革命真诚与真实的人才能成为革命的作家。”他要求斯大林允许他出国。他说，他已14次出国，如果想叛逃的话，早就可以不回来了。他孤注一掷，把信寄了出去。据说斯大林回了信，但抄家时这封信被没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