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听到有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说：既然讲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可是同时又说还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存在阶级斗争，这两句话怎么可以联系得起来呢？这不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吗？究竟是不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先不去说它。首先，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因为过去讲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现在只好继续讲下去，虽然改变了提法，但要完全不提似乎不行。完全不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的社会，剥削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确实是不存在了。但是，我们的国家，要跟许多其他的国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关系，甚至要发生很大的关系。现在这种关系的规模，是我们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发展。这些关系一直要深入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去，当然也要影响到我们社会中一些旧阶级的残余。而且，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些特殊情况，比方说，台湾，这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不是存在着阶级？香港、澳门也是中国的领土，那里是不是存在着阶级？在这些地方的剥削阶级，它不是残余，还是一个阶级，它在那里进行剥削，这些阶级跟我们也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关系也会越来越多。再如西藏，从西藏跑出去了一批人，这批人是有组织的。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还存在着，他们正在跟我们国家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不同性质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在我们国家里面，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这里说的并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目前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内。那些流亡在国外的集团也是如此。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剥削阶级中的人都反对社会主义，可是，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会接近社会主义。以上这些，都是我们说到我国的阶级关系时不能不考虑的。在我国大陆周围，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特务机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不仅仅在台湾，也不仅仅在金门、马祖，也不仅仅在香港、澳门，而且在云南、西藏的边境以外，一样地存在着，而且每天在活动。他们在进行着跟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跟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跟我国的人民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怎么能说没有阶级斗争呢？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呢？
就是从国内情况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还在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以各种不同的残余形式存在着，并且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不能说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互相联系的，但是也不能说它们是没有联系的。有一些秘密团体，它们宣布成立了这一个党，那一个党，或者这一个会，那一个会。这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些组织，其中一些人不仅跟资本主义国家在北京享有合法地位的种种人有种种来往，有些来往并不那么合法。而且，他们也跟台湾、香港，或者其他我们边境以外的一些特务组织互相联系着。当然，这些团体里面有许多的人，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同上述那些联系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使自己跟那些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断绝关系，无论他们每个人自己是否了解这种关系。这些人中的有些人在密谋着恐怖活动。因此，在这些人同全国广大人民之间就发生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是任何一个愿意客观地看待、认识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
如上所说，安定团结成为一个问题，是有历史的条件，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我们为安定团结而斗争，这也是历史向我们提出来的任务。安定团结并不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条件下面都能够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里面，不存在安定团结的问题。在那些社会里面，不可能安定，更谈不到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另外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到将来的高级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更加不会发生安定团结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从当前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的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问题，而必须加以解决。我们做新闻工作的同志，特别不能不看到、承认、考虑、研究，并且要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尽量妥善地来对待这样一个现实。这种不安定团结的因素，现在比之于三年以前或者更早一点时间，当然大大地缩小了。可是现在还不能小看，不能低估。
我们的报纸、刊物——报纸在这方面比刊物更重要——如果不冷静地、全面地来考虑一下这种形势，考虑一下我们应当怎么对待这种形势，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差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消极地去躲开它，首先要积极地来加强我们社会安定团结的力量。党中央多次宣布，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首先来巩固、发展这种局面，而且特别要从思想上来巩固、发展这种局面。小平同志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报纸、刊物——他是说的党报党刊，应当成为实现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能不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完全能够，一定能够。我们的报纸、刊物一定会像党中央所希望的、所号召的那样成为一个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并且进一步促进这个局面的发展。
我们的报纸、刊物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现在想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长期地宣传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些基础、一些根据。全国人民、全国青年的思想认识一致了，那么很多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也就消失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刚才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因素不是我们的报纸刊物的力量现在所能够消除的；但是我们的力量决不能够低估。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能够安定团结，而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够呢？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所有的人民，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公民的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利害——就是说不但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也有共同的危险。我们需要在报纸、刊物上把这一点充分说明白。我们的这一部分人民跟那一部分人民，他们的利益是互相联系着的，是基本上一致的，除掉那些坏分子。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政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军队的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虽然出现过一些小矛盾，现在还有，将来也会有，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的基本的一致。这是我们绝不能够疏忽的，绝不能够减弱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有这种共同利益的宣传。因此，当我们要揭露某些矛盾的时候，如果那些矛盾是必须揭露的话，也不能减弱这种利益一致的宣传。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一种根本的利益，不仅仅管着我们的今天，而且管着我们的明天，管着我们的将来，很远很远的将来。
我们的社会共同的理想，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谓理想，就是说对于将来的利益，将来的共同的利益的追求。不仅今天的社会就有共同的理想要实现；而且，将来的利益我们也要追求，也要下决心去实现。这样我们的社会就有共同的理想。我们这种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这个理想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说这种理想的实现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因此我们就有共同的信念。
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信心，包括对现在和将来。在说到信念的时候，常常更多的是说的将来。如果有一些人对于将来的信念不足的话，那么，至少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我们所有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所有革命者是有信念的，我们这种信念是不动摇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说服别人。我们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同志，有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信心。”我希望这些同志不要这样说。说这样的话，就扩散了一种影响，传播了一种思想，就要引起连锁反应。“连某某人他都说他没有信心”，那么他怎么能够使得其他的人有信心呢？鲁迅在“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随感录》里就写过，希望我们的青年都能够满怀信心，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不要散布各种不信任的空气。散布这种不信任的空气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我们大家，妨碍了我们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去实现现代化的事业。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因此我们也有共同的道德标准。我们的道德标准受到过破坏，但是现在正在恢复。比方前些时候，报纸上报道了的，一〇八中学的一个学生落到冰水中，三位解放军同志，还有几位工人同志共同来抢救，而且抢救成功了。一〇八中的老师对于这件事情也出了一把力。但是确实有些人做了一些不应做的事，说了一些不应说的话。但是我看了这个报道后，还是感觉到一种安慰。当有些学生说“解放军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或者对工人说“你们大概是想入党吧”，他们的态度是错误的，但他们还是无形中间承认这样一个前提，承认解放军是真正人民利益的保卫者，承认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所以虽然是这样一些落后的学生，他们对于这两点还是承认的。所以不能够说我们的社会现在没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了，扫地以尽了。我们的道德标准正在恢复，需要大家努力。昨天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就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工厂的厂长张斌被开除了党籍。《人民日报》的报道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处理。《人民日报》的报道很对，齐齐哈尔对张斌的处理也很对。可见我们的社会是在发生变化，确实，每天都在变化。尽管变得还不够快，需要我们每天促进，但是首先承认，我们的社会是每天向好的方向变化，我们的道德标准也是在每天恢复自己的力量。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够宣传这样一种共同的道德。我们的报纸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今天所谈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不仅仅报道许多事情，而且要在逻辑上、思想上、理论上加以论证。
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道德，这就使得我们有共同的行动，共同一致的斗争。没有刚才说的那些，一个社会也可以有共同的行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说它就没有共同的行动，资本家办的工厂里，也不能说就没有共同的行动，甚至于他们的工厂有的时候比我们行动得更好。但是我所说的共同行动跟那种共同行动是不相同的，因为我们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行动的，这不仅仅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的共同行动，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所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做到的。我们能够共同行动，而且是很有效的一种共同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领导。在其他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这种共同的领导。有些时候，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不能说罗斯福没有领导着整个的美国跟法西斯作斗争。可是这种共同领导跟我们的共同领导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我们的这种共同领导是贯彻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可能在今天有一些角落，这种共同领导还没有实现，或者还没有正确地、充分地实现，但是这并不否定我们的共同领导。我们的共同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破坏了，破坏得非常厉害，不过在那个时候，人民还是在心里承认这种共同领导的权威和力量的。因此怀念这种共同领导，并且为恢复这种共同领导而奋斗，这才有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不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共同领导，是为了重新建立这种共同领导。大家怀念周恩来同志，这不仅仅是怀念他个人，是怀念他的事业、他所献身的党、他一生所遵奉的原则。如果离开了这些，那么人民为什么怀念周总理？如果周恩来同志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者，他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共产主义的原则奋斗了一生，那么怎么能够解释人民对于周恩来同志的怀念？怎么能够解释“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人打着“天安门事件”的旗号，要求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来瓦解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要来阻止人民为党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前进，那么这些人就是在欺骗。他们不是在宣传“天安门事件”，而是在诬蔑它。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它有这么多共同的东西，在这个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够有共同的领导。这种共同的领导现在已经恢复了，恢复得很好，它正在非常有效地行动、工作。现在我们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很解放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跟我们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没有任何的矛盾，不应该有任何的矛盾；如果硬要制造矛盾，那么，这不是解放思想，或者可以说，这是把我们的思想重新投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那里去，做它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