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两次会议，对党内生活进行了讨论，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总结了历史经验。对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陶铸同志、薄一波同志、杨尚昆同志，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的冤案实行了平反。薄一波同志是61人案件的一个代表。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解决，在这次会上得到了彻底解决。会上宣布1975年底到1976年进行的所谓反右倾翻案风是完全错误的，把有关的从1975年冬到1976年一系列文件一概宣布撤销、无效、作废。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是革命行动。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重要影响的所谓“二月逆流”、所谓“一月风暴”、武汉“七二〇”事件、四川产业军，还有许多地方的类似事件，全部平反或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所谓的“一月风暴”，既有对被打倒同志平反的一面，也有对它本身否定的一面，取消这个提法。解决了这些问题，使整个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使整个党得到了长期安定团结的基础。对于在林彪、“四人帮”时期特别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还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批评，这些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如果这些自我批评不那么使人满意，还要在不同范围内，由各有关部门、有关地区对有关同志继续进行批评帮助。
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前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反对意见？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一部分同志（并不是说一定不是好同志，他们可以是好同志，或仍然可以变成好同志）的思想受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僵化、半僵化的现象。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历史条件，首先是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禁令，不许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许人按事实本来面目去说话。其次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说的专制主义。所有问题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两个人），使得其他人不动脑筋，动脑筋也没有用。党内是非功过不清，黑白赏罚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很多人认为不动脑筋最保险。小生产习惯势力，安于现状，不愿改变，也是不愿动脑筋的一个原因。这些情况如何改变？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帮”设的禁区、禁令还有哪些未破除的，要求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高度集中、特别集中、异常集中的现象。是非不明、功过不明、赏罚不明的现象要改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只有这样，每个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积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公民，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劳动才有意义。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是不行的。四个现代化是跟小生产不相容的。要改变小生产习惯势力，冲破旧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大生产要日新月异，每天都要前进，每天都要发展，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的生活。不允许过一天算一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过去时代曾经“有福”，现在不行了，他们要“得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繁荣滋长，因为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繁荣滋长。每个人都要积极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发图强，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如果你有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前进，那么你至少也不能妨碍别人前进。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人人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还讨论了党的集体领导，提出少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生活中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关系到我党今后能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这个决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不适当地、过多地宣传个人，结果就把大多数人看成被动的力量，看成在历史上不能起积极作用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群众的社会实践才是人类认识最重要的来源。当然这不是说个人没有作用，但任何个人作用的发挥，都是在前人、同时代人进行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地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任何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物，是他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样，才能正确解释历史，否则，历史就成了少数人的一种魔术了，就可以任意地编造了，这样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会议对党的生活、党的历史上许多消极现象作了纠正、批评。同时，也讨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创造者之一，作为我党长时期的领袖，作为全党思想上的导师的作用的估计。在这方面，三中全会公报、华国锋同志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都详细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功绩是非常伟大的，是绝对不允许抹杀的，也不能够抹杀的。如果那样，就不忠实于历史了。特别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用他百折不挠的顽强的努力，用他的远见，领导了红军，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在红军长征中挽救了红军，因而也挽救了党。在这以后，一直使中国革命由非常困难的情况一步一步走到最后胜利。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要永远感谢他的努力。当然，他的努力是在党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在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党前进的指路明灯。正如公报所说，任何革命领袖都会有缺点、错误，要求一个人没有一点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70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勇敢地作出决定，打开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僵局，我国就不会同它们实现关系正常化，就不会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同志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伟大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全体同志特别应该有明确的、全面的、完整的认识，因为我们要按这种正确的观点进行理论工作。
三中全会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这个方针，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国家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要保持长期的、持久的安定团结。如果我们党不能保持应有的安定团结，我们就不能保持社会上的安定团结。全世界都在注意中国能否保持安定团结，做各种各样的猜测。只要我们能保持安定团结，全世界都会相信中国一定能发展起来。否则，会发生很大困难，一些愿意跟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以及愿意和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就会动摇。安定团结对国内外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说，在解决一些犯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时，要从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因为这样，才能向前看，才不至于不必要地纠缠在过去历史遗留的问题上。这些问题要解决，但是要顾全大局，有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那么十分“彻底”，基本上把问题弄清楚就好。这也是我们今天党的建设、党的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中央同时指出：对过去的事情可以宽些，今后应该比较严；对普通党员要求可以宽些，对高级干部应该比较严。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
今天谈的是学习中央第一、二号文件，我开个头。学习还在开始，整个计划要两个月。我只看了两期简报，情况了解还很不够。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应该衡量一下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情况以及政治的情况。我想，首先还是要肯定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成就是主要的，大家也都同意这一点。这个成就说明我们的多数的研究人员是努力的。当然，他们的工作的成就也有帮助他们创造条件的同志的一份功劳。在政治上，我想也应该这样说，社会科学院至少是绝大多数的所，不能说个别的人，在政治上是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们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两个要求之间并不矛盾，这个问题过去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不去多说了。
现在就是有这么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在这两年中间，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自由化的思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对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院恐怕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个是有没有跟这种倾向作斗争？因为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社会科学机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理所当然的、毫无疑义的，要同这种自由化的思潮作斗争。如果是作了斗争，那么斗争的实绩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写了些什么文章，什么著作？这是说科学的著作，单篇也是科学著作。我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免感到内疚。也可以说是有负于党和政府的重托。跟这种自由化的思潮作斗争的有影响的文章我看是很少的。这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党组，现在的党委的领导软弱无力，没有纪律性，领导不具体。这是不能否认的。无论找什么理由都不能否认的，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也不是短时间的事了。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些同志把它小看了，或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
那么把这个问题换个形式提出来，譬如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说去批判自由化的思潮，那么说我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四项原则上怎样呢？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院是有很大阻力的，一提出这个问题就遇到阻力，有相当一些负有名望的同志就反对这种提法。这就是说，我们确实是：第一是有成绩，这个我们决不能够否定，我决没有这样的意思；第二就是对于这种自由化的思潮，没有进行切实认真的斗争，而且有少数的同志还参加了一份。我们党组、党委的领导对于这种现象斗争不力，很多有名的话出自社会科学院，一个是四项原则就是四条棍子，一个是谁要首先写宣传四项原则的文章，谁就要先在社会科学院臭。倒不是说说这些话的同志不是好同志，但是好同志、积极，也可以有缺点，也可以犯错误。
所谓四项原则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我不认为在社会科学院党员里比较负责的人中，有什么人反对社会主义，我想没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样解释，这可以研究。它的实质无非是要用政权力量保障社会主义，保证社会主义一直发展下去。因为不可能说一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思想影响就统统消灭掉，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就要跟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以至于要颠覆社会主义的人作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说了，大家都是了解的。
另外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假如是一个非党员，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疑问，这个不奇怪。一个党员，一个有很长党龄的干部，对于要坚持党的领导发生怀疑，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当然有的人他不是这样说，他用别的说法，你一说党的领导，他就说是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党究竟要怎么样领导？这些问题的确要研究，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要研究，就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该怎么样的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党要怎么样去领导，这是毫无意义的。正像你说一个“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零”？是一个大的“〇”，还是一个小的“〇”？这是毫无意义的。现在确实有一些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反党分子，他也在讲，我们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改革派”、“民主派”等等。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允许同那样的人走到一起去。他们不过是打着这样的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