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袁水拍在编《人民日报》副刊。有一次，他写了首儿童歌曲，其中有一句“我们的千万只小手高高举”。听说乔木托人带话给袁水拍，孩子们不会称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话。这件事我还记得，不仅是惊奇乔木看报刊这样细致用心，并且也从中思索：群众观点不是恩赐式的自上而下，而是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员来看事、想事。董边文章中写乔木对《中国妇女》杂志编辑方针的意见，要让妇女来讨论自己切身的问题。我体会这思想在乔木是一以贯之的。
真正和乔木在工作中接触是自1977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之后。他到任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带着行政管理局长打扫院大楼的公共厕所。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旧学部人人逍遥，只顾自己，风纪荡然无存的学部大院里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当然，乔木更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怎样建设的问题。他在为邓小平起草的重要讲话稿中写入不仅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社会科学也同样落后。这对那些以为有了马列主义，就一切真理在自己手中的人是一大触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总估计，才使人文社会科学能冲破藩篱而发展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社科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上，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列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促使人们去不断探索。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个凡是”还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时，提出“解放思想”的响亮号召。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精神产物和继续。乔木不仅奠定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路线，还亲自请费孝通重建社会学，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使社会学这个学科在1957年被取消之后恢复了名誉，重新建立起来（后听说乔木又有点悔意，那是另一回事），并由此带动了其他许多新学科的建立。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举。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第一个访美代表团，乔木本来是团长，直到临行前一周，由于医生劝阻，才由他改请当时社科院领导人中最有国际活动经验和世界眼光的副院长宦乡带团出行。在此前后，社科院的两任外事工作负责人虽然有不少外事工作经验，却都因不善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再受到乔木批评，而终于离去。这项工作后来由宦乡主持，很快便开展起来。对此，乔木是感到满意的。乔木在社会科学院的建树远不止此，对爱护发挥老学者、老专家的专长和培养提拔新生一代，他都亲自作了大量工作，这些是任继愈先生纪念文章中没有提及的。
这十年来，有人在社会上制造一种舆论，称乔木是“左王”。《回忆胡乔木》一书中许多文章作者，其中有老干部（如温济泽），也有党外人士（如萧乾），他们的亲身经历都说明乔木毕生工作，主要着力的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反对“左”倾关门，反对“左”倾教条，反对政治运动扩大化；对于被错误地遭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尽力帮助平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国内革命的残酷斗争环境和在国际共运反对斯大林与苏共控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有长期的历史。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后，引导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却由来已久，影响很深。革命全面胜利后，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倾向不断发展，导致1957年至1976年犯下严重极“左”路线错误。从外面看，乔木是在权力中心，其实，乔木既不是长征干部，又不曾带过兵，也不曾掌握过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权，他只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办事人，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他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范围内，他竭力反“左”，直到最后“文化大革命”时，自己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建立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外面看，乔木俨然成为思想理论方面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实他依然只是个“翰林学士”（苏东坡的最高官职），是个散班常侍。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件新事，即便在赞成的领导层人士之中，也有各种不同主张，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健康的，是改变毛泽东时代一人说了算的专权体制，走向民主所必须的。任何人的意见，有对、有不对，也是正常的。15年改革开放，有成就，也有失误，怎样分析评价，也有待时间检验。把乔木骂为“左王”，是一种缺乏严肃善意态度的攻击，是正直人所不取的。吕叔湘先生在书中的端正题词，表达了一个正直老人的心。季羡林先生文中对这种攻击的反驳也是我心里的话。
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乔木也有他的错误不足，但都是“为贤者讳”的笔法，在目前情况下或者不得不如此。从后人向历史学习来说，人物功过是非总要还他本来面目。乔木也有随从执行“左”的路线的时候。我以为正如不必向红卫兵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样，因责任在毛泽东。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有错误不当之处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给予的局限性，乔木也是如此。而且他有时还有一种认真到了天真程度的执著。他一方面说自己精神经常处于自我批评状态中（沙健孙文中援引），一面又还会坚持一些错误的看法和做法，这比自认一贯正确的人，我以为还要高一筹。有的人说乔木善变，把这看作乔木个人品质的问题，我一直不敢苟同。袁鹰文中说乔木的本色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刘大年文中列举乔木作为历史家、思想家的思想探索，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起来，都是乔木的本色。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厕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夹缝里，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综的高层政治斗争。我想，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痛苦。力群文章中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是埋藏在他心底的、为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敬佩，又痛感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在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他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的错误？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关于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代得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不然，他不会去想的。作为思想家的大胆探索，他的思想在辩证地运动，有时会今天否定昨天的想法，这是常有的事（他的文章一改再改，也就是思想认识在发展变化），以此来责备他善变是没有道理的。在复杂的环境里，他先发表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又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而不得不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在他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在形而上学者眼中，人不能有矛盾，有矛盾就证明不真实。其实，恰恰因为有矛盾，才更反映真实。如果乔木一心做官，就一心“唯上”好了，也不会矛盾。有矛盾就引起痛苦，这个痛苦既是巨大的，又是具体的。谷羽文中说到乔木为聂绀弩、沈从文、邵荃麟的夫人……以及萧乾文中提到的许多人，或是政治生命被剥夺，或是生活中、工作中各种困难，乔木总是满腔热诚，尽力帮助解决。在这满腔热诚中，使人感到乔木的心在痛，但是他的官场身份不容许他心痛，这只能更增加他的隐痛，使他“严肃、不苟言笑”，难道不是这样吗？
乔木曾请戈宝权帮他查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扉页上援引题词“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的出典。为什么这句话如此触动他的心呢？使人不禁要想：这岂不也是流露出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吗？
从1990年初起，乔木把他一生中最后的精力倾注于写作一部回忆毛泽东在40年代和50年代思想与活动的著述，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项工作，希望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在考虑酝酿这项工作时，乔木的心情也是极不平静的。他曾为友人手书条幅，端庄工整，笔力遒劲，宛如其人，而又全然不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录、写的是宋无名氏《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篓。银艾非吾事，丘壑已磋跎……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而后讲，“词作者盖生于北、南宋之交，悲歌慷慨，一唱三叹。写后，自己也深受感动。”这是乔木内心的一角，是人们难得去体会的。
写下这些，一是不能自已，向乔木献一瓣心香，二是历史人物往往盖棺后，评论才刚开始，或许有朝一日，大家会想再写点什么。
（本文节录自作者写给邵东方君的信。《读书》杂志1995年第12期曾由编者拟题发表。在发表前作者作了修改和增补，该刊未及采用。本书按作者的修改稿收录）
娴雅举止下心底的热焰——回忆胡乔木纪事
朱元石
我很有幸，于1975年到了以胡乔木为主要领导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我们年轻人，早已知道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不仅心仪已久，而且有神秘感。一见倒很平常，文弱书生模样。
胡乔木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他讲话，只要能一字一句记下来，就惊奇发现，即是一篇如同已经经过字斟句酌、神工斧削的文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中兴波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久便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四人帮”和“四人帮”的投机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了。胡乔木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