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朱镕基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一周年前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了。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乔木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理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道德文章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从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始，以后每次读乔木同志的文章，包括刚才马洪同志提到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想一口气读下去的热切愿望。一个人的文章能够引起人们的激情，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响，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的。乔木同志革命家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学习的楷模。
乔木同志是革命老前辈。我同乔木同志的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在1978年到1979年这一段时期，我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当时也接触到乔木同志，跟他出过差，整理过材料，多次听过他的报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乔木同志是我们的长者，他在你的面前总有使你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拘束，想讲什么话就能讲出来，但是也确实体会到乔木同志的理论、文化、历史、艺术的修养是非常的深厚。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这就是我的感觉。他往往不是去批驳和纠正你的想法，而是鼓励你把想法全讲出来，但是他从正面讲出他的想法，使你感到他想的比你更深。在他面前，你会油然产生对他的信任感、亲切感和尊敬感。
另外，我感觉到他的思想作风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吸收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时期，他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我都去看他。从他的谈话里面，我受到很多教育、启发和鼓励。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开放。我想，这一个特点就使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一些使人能够深思、很有启发的观点。同时他又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他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材料，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认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加深了我对乔木同志的理解。这次座谈会是谷羽同志生前就要求我来参加的，我不能不来，因此也讲了这么几句话来寄托我对乔木同志的怀念和对谷羽同志的哀思。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回忆胡乔木同志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邓力群
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们不会忘记它的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同志。他一手创办这个机构、确定了它的基本格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缔造者、开辟道路的人。
1977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地位相当于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央确定胡乔木担任院长和党组书记，我协助他，担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同意于光远同志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可以说所用得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在中央的经历，胸有风雷、健笔凌云、学贯中西而如胡乔木者，的确找不出更合适的人。
这时院内的情况仍然相当混乱。1976年天安门群众革命运动中一致反“四人帮”而难能可贵地所形成起来的团结局面，又裂痕四起，你抓我的辫子，我算你的旧账，冤冤相报，纠缠不休。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乔木同我们商量，认为社科院的根本工作还是科研。不过如不把全院的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妥善解决好，科研工作显然不能顺利进行。胡乔木很清醒，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扫除障碍，为科研鸣锣开道的。他说，我们耽误得太久了，再也耽误不起！一定要着力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工作上来，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毫不犹豫地抓上去。
胡乔木主要考虑院、所两级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工作，调配重要的、适宜的干部力量，制订切实而又有雄心的科研规划，创造一切可能达到的科研条件，以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全院的科研工作逐步而又快速地全面开展起来。把清查运动和历史的复查工作，以及其他行政事务，主要交给我来主持和办理。
建“庙”请“菩萨”
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我曾推荐周扬同志。开始胡乔木对周扬过去树敌过多有所顾虑，在得到了邓小平同志首肯，认为可以当顾问之后，中央也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当时院党组的组成人员，有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等七人。后来我再次提议周扬当副院长，也很快获得批准。接着又调许涤新、宦乡为副院长，齐燕铭和陈翰笙为顾问。到1978年9月，新一届党组（党组书记为胡乔木，党组副书记有邓力群、于光远、刘仰峤、宋一平）成立后，院领导的分工更加明确，胡乔木领导院的全面工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和教育部的教育研究所等。邓力群协助胡乔木领导院的全面工作，主持院务会议，主管理论工作、院写作组、历史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负责联系史学片历史所、世界史所、近代史所，还有民族所、《历史研究》杂志社、《地震历史资料》编委会总编室等。于光远主管经济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主管规划联络工作，负责联系中国人民大学，联系经济学片经济所、工经所、农经所、财贸所、世经所等。其他各位副院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等院领导成员都进行了分工。当时院秘书长是刘仰峤，副秘书长有刘导生、梅益、王仲方、杜干全等。这些人大都是富有领导经验和行政能力的老干部，又是有名望的学问家。为了提高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权威性，“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和潜心做学问的夏鼐，都在胡乔木的登门恳请下，出任副院长职务。
当时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调人问题上给予我们很大支持。胡乔木大刀阔斧地进人，前后抽调了四五十人，当时都属于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有领导经验，又有科研能力、学有所长，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干部。马洪、詹武、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李慎之、浦山、浦寿昌、何方、徐达琛、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风云来归。这些同志后来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他们为社科院的创建、为党的事业都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时，许立群担任哲学所所长，沙汀担任文学所所长，温济泽担任研究生院院长，马洪担任工经所所长，詹武担任农经所所长，等等，使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都得到了充实，一时都成了藏龙卧虎之地。马洪后来是第二任院长。他所调来的朱镕基同志就在工经所。乔木还延请费孝通担任了社会学所所长，延请季羡林担任了南亚研究所所长，这是后来的事。总之，乔木同志是凭他的“礼贤下士”精神和苦口婆心，罗致英才于适得之所。这方面原非乔木所长，为了办好社科院，十分地难为了他。
小平同志曾明确要求，一个研究所党委懂业务的人如果只占30%就太少，至少要达到50%，最好70%，要懂业务的人同时做党的工作。小平称这是“双肩挑”。他还说，领导者自己没有学问，又要领导，一定要靠压人过日子，来表现他的权威，这不行。胡乔木把这些话，都向社会科学院作过传达。
1978年2月，胡乔木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密密麻麻一片，是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设立六七十个研究所的设想，也就是说要新建五六十个之多（当时全院只有14个研究所）。其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工业交通与基本建设研究所、农林牧副渔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数理经济学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东南亚与澳新研究所、南亚研究所、西亚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东欧研究所、西欧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四大洋及两极研究所等，还有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世界地理研究所、人民劳动与生活状况研究所、城市研究所、人类学与世界民族研究所、逻辑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艺术学研究所、新闻学研究所、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馆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文字与文字改革研究所等。他思路十分开阔，使我感到他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既能想得到又敢于去做到的优秀社会科学领导者。
这些规划得到邓小平的赞成。邓小平在同胡乔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那就写个报告吧。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纪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许多科研部门就依照胡乔木的大致设想陆续完善和创建起来。到1980年年底，研究所从14个增加为32个，人员从2000多增加到3700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皇国家最高研究院。
制订科研规划，确立科研方向
到1978年10月，我向胡乔木作出汇报后，由我代表院党组作了《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清查工作和历史复查工作结束。全院从此放开手脚，上下一心，全力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去。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抓住机会，1979年元旦一过，于1月6日马上召开全院大会，作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的报告。从1979年2月份起，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先后召开。胡乔木先后出席了文学、社会学、新闻学、史学、法学等学科的规划会议。我和于光远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关学科的规划会议。这项工作得到有力推动。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计划和长期规划，同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是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同步进行的。
关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胡乔木曾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列入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应该对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作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应该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包括编写出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和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填补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规划，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近几年国内情况的基本调查，应该包括科研队伍和领导的整顿、科研队伍的培养，以及社会科学的普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要求。
胡乔木强调，学术工作不应脱离实际，也不应脱离应有的指导方针，不能武断，一定要提倡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例如他提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并建立起真正有系统的理论。他说，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生平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仅仅记录过去的史实构不成历史学，而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要注意不断地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当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没有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没有人能把全部真理说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乔木经过日夜思考和归纳，曾设想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百个选题，在同我和于光远一起研究确定后正式提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简报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登出。编者按指出，如果我们有一百部涉及中外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宣部也在它的宣传动态上刊载，供制订理论研究规划参考。胡乔木思想缜密，做事周到。这一百题不能说应有尽有了，但至少可以说基本上涉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