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交谈中，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论断：“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这是对“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与罪恶目的的有力揭露。政研室负责人即把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写到正在起草的《论总纲》中，揭露“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后来，政研室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的文章，题目就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发表于1977年7月7日《人民日报》，署名向群）。
胡乔木、吴冷西见邓小平谈的另一件事是汇报和请示关于刊物的问题。
针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大搞影射，攻击、陷害老革命家，邓小平要求政研室也要写文章，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同时，提高了刊物的重要性和地位。按照邓小平所说“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查”的精神，胡乔木曾说《思想战线》实际上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也不只是政研室的刊物，而且是国务院要办的刊物。
这次请示之后，胡乔木抓紧了刊物的筹办工作。
这次胡乔木同吴冷西一起见邓小平还有一项任务是谈政研室选调干部问题。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中年”、“顶用”的意见。
从抓紧办刊物，抓紧调干部，以及要把影射攻击的文章“送毛主席看”这些情况来看，这时邓小平对自己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各方面工作的整顿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也没有感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有什么动摇。这是合乎逻辑的。
第十四次 1975年9月19日
下午，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三项指示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这篇文章，并商谈了文章的主题和布局。要求一个星期写出来。乔木认为，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并提出了文章的布局：开头总的讲，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分别讲每项指示的意义和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落实到整顿。邓小平听了很赞成，指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党的作风，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邓小平还要求：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邓小平指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化石》杂志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他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
在谈到毛泽东对张锋关于科学院问题的信的批示时，邓小平说：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说明
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关于三项指示的文章，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写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这个题目是胡乔木出的。引起胡乔木要写此文的动机，是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观点，邓小平在5月29日钢铁会议上讲过，7月4日在中央读书班又讲过。胡乔木看到7月讲话记录后，很拥护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对于报刊没有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很不满。9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问题，布置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于是胡乔木想到，与正在写的评《水浒》的文章比较起来，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把它写好。9月18日，胡乔木即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布置给邓力群。他讲了文章的题旨与布局，又嘱咐邓力群把邓小平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意思组织到文章里去。邓力群对当时报刊宣传的片面性，对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宣传得太少，也很不满。他和胡乔木都想改变报刊宣传三项指示的状况，胡乔木要他写这篇文章，他很乐意。
第二天，即9月19日，胡乔木就向邓小平汇报。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当然很高兴，立即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四人，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即写初稿。
邓力群同四人一起商定了文章的结构，然后分两组起草。胡绩伟最早拿出初稿，邓力群看了不满意。后即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然后由邓力群主持，五人一起讨论修改，邓力群改定。文章初稿于10月7日写成，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初稿的主要论点，是根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中央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其中一些段落是摘抄原文。这些讲话和文件是：邓小平在铁路会议（3月5日——指讲话日期，下同）、钢铁会议（5月29日）、接见中央读书班（7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国防工业会议（8月3日）、讨论《工业二十条》会议（8月18日）、农业学大寨会议（9月15日）等七次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中共中央文件4号（2月10日，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5号（2月18日，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9号（3月5日，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2号（6月2日，批转江苏省委关于解决徐海地区问题情况的报告）、13号（6月4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14号（6月30日，批转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16号（7月17日，批转浙江省委关于解决“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17号（7月17日，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8号（7月19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报告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纪登奎关于处理浙江问题的讲话，以及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材料；《工业二十条》8月22日和9月2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20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工业二十条》（8月22日稿）的会议简报。所以，《论总纲》这篇文章确实比较集中地传达了1975年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和要点，集中地传达了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思想。这篇文章还相当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
对于作为文章初稿的《论总纲》，胡乔木读后不满意，10月9日就说此稿不能用。他认为这篇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邓力群等又进行修改。胡乔木说，如果第二稿写得好，可以作为《思想战线》的带头文章。第二稿于10月20日左右写出，改题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看了仍不满意，并另外找吴冷西起草。邓力群又改出一个第三稿，拟在1976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未送胡乔木看。吴冷西11月初写了一稿，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没有看。所有这些稿子，都没有拿出来。
可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抓住《论总纲》的10月7日初稿，扣上种种帽子，妄图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定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说它“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文章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姚文元也诬蔑与咒骂。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结尾写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妄想。”他们仇恨、害怕和诬蔑“四个现代化”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定性，说《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8月发行三本小册子，在全国发动批判。他们把《论总纲》说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体”，而《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总之，凡是能够想得到的最严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给《论总纲》扣上了。
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面前，邓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会上，一再表示，由他负责写的这篇文章，“从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向我谈过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批判的高潮中，他当着整人的人的面，毫不迟疑地在《论总纲》的标题下签上“邓力群”三个字。在1976年2月29日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胡乔木也说明，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布置写这篇文章；在布置写作此文之前，他并未向邓小平谈过，只是布置后向他做了汇报；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之中，当然也没有送给邓小平看过。他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的揭发材料中写道：“无论我对一稿二稿的内容曾提出什么意见，总之，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必须首先由我负。”至于“四人帮”对《论总纲》以及《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疯狂攻击的效果，反而是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理论与策略的深入人心！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确实可以说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它们分别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它们同时又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与积累，为后来纠正“文革”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正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时刻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七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则既是对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开展的整顿总体战的全面指导，它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更为直接地做了一定的准备，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正是1975年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完成和更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各个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他很赞成写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为胡乔木的考虑是同他对全面整顿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写关于党的作风和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也是为今冬明春的整党和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整顿的深入做准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是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科技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由各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到执政党的党风，这样逐步铺开、逐步深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