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酷夏的记忆，常常乏善可陈。不过，去年夏天，于我，却特别，因为有机会登“念楼”，访钟叔河先生。
勉强算个读书人，读过的书，并不多，其中，大约只有成长途中的阅读，才毕生难忘。读大学时，两套“走向”丛书，名动天下。以我个人兴趣而言，更爱读钟叔河先生编的“走向世界”。买得多的，却是“走向未来”，毕竟便宜。而钟先生编的书及其遭际，让我初识出版家的眼光和不易。
渐渐地，阅读趣味趋向固定，对少数几位的书，常常不看内容不问价钱就入手，钟叔河是其中之一。于是，他写的、编的书，积了很不少。夏天里，我拖着一个拉杆箱，装满他的书，登上“念楼”。
去之前十天，打电话请示钟叔河，说了带书去请他签署的请求。先生的长沙官话节奏感极强，语句简洁，逻辑缜密，一如他的文字。他说：“欢迎你来。不过，年纪大了，未知因素多，请你来之前再确认一下。”去长沙前一日，我再致电。先生这才告诉我详细地址，连出了电梯如何走，也交待得详细清晰。于是，毫不费力，依言寻到了“念楼”。
那日，长沙烈日似火，拖着一箱子书，走几步，一身汗。一进“念楼”，暑意顿消。开着空调，自是一端，更因那样一屋子书，让人心静。
有时候，读一个人的书，读多了，作者于我，便似老熟人。关于“念楼”之种种，也熟：“念楼”之竹额，为知堂书迹；架上的竹筒，是先生手制；还有客厅中央那张大大的台球桌，就是钟夫人朱纯女士在《老头挪书房》一文中说的……虽是第一次登门，却并无陌生之感，静静地坐着听先生聊天。
钟叔河说了很多往事，在他的书中大多写过，也熟，于是，我这个后生小子，便似不那么无知。大概也因此，先生谈兴甚浓。本来只拟小坐片刻的我，有幸跟先生聊了两个多小时。那些在书里读过的往事，听先生用长沙官话缓缓道来，别有滋味。令人赞叹的是，年逾八旬的钟先生记忆力极佳，说到许多往事，竟将发生于何年何月何日说得一清二楚。先生清健如是，自是敬爱他的读者之福。
钟先生一生坎坷，吃尽运动之苦，甚至身陷囹圄达九年。可是，如今道来，却云淡风清。大概，对读书人来说，终于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便大可以自安自得了。倒是有一件事情，钟先生颇有些耿耿于怀：一九六三年，先生在长沙拖板车，曾与周作人通信，还求得知堂写的一个条幅，书“儿童杂事诗”二首，在“文革”中，避祸转移时所托非人，被此人隐匿占有了。去年，有一幅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在嘉德拍到三百多万元。先生说，写给我的条幅上有我的上款，此人大概不敢拿出来拍卖，我的子女和年轻的朋友总会注意它的。
说到字画，钟先生又引我观赏了挂在“念楼”的墨宝。那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钱钟书、杨绛、沈从文、黄永玉……先生并非藏家，这些墨宝，其实记录着先生与一代文化大家的交往。先生正在写一个专栏，曰“念楼壁上”，说的，正是这些书画的故事，那，又会是一本有趣的书罢！
终于，钟先生笑着说：“办正事吧。”于是，我打开拉杆箱，请先生在书上一一签名。先生一边签一边又说：“感谢你读我的书。”签毕，先生还赐我一本新版《儿童杂事诗笺释》，并题：“李天扬君喜读余书，远道来访，赠此以为纪念。”
临别，钟先生说：“拜托你一件事，请你转告大家：我最怕有读者将书寄来，要我签了名，给他寄回去。有时，一寄一大包，我哪里拿得动，只好原件退回。我八十多岁了，除了理发，基本足不出户，实在没有力气做那些事。”
为完成钟先生交办的这一任务，正是我斗胆写这篇小文的缘起。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汇读书周报》）
“钟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适可而止啊！”
姜子健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像一个封闭了三十年的房子，突然被打开了一扇窗户，有一些新鲜空气进来，大家还是有点兴奋的。”一九七九年钟叔河从监狱出来并被平反后，再没有回到报社。他想做些自由一点的事情：出版。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国内出现了“书荒”的现象，“文革”对书籍的大量破坏让求学若渴的青年压抑太久。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禁书开始解禁，国内一时兴起了读书的热潮，书店里的书常常销售一空。
钟叔河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机，他想去编一些好书。
在做图书出版的近十年时间里，他并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在他编的书中，不少饱受争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界受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干预仍然普遍存在，自由也只是相对而言。“当时最畅销的书，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一类，但是就连这样公开出版过的书，很多出版社还是不敢印。”
起初公开出版《红楼梦》的是人民出版社，因为属于上级单位，地方出版社担心侵犯版权，便不敢涉足。
钟叔河想到了一个法子。首先他找到前苏联的一个《红楼梦》本子作为底本，然后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找出一些错误的地方放在那里，“《红楼梦》的原著没有标点符号和段落，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很容易找到错误”。如果人民出版社来质问，他打算拿出来给他们看。钟叔河还给这些古典小说加了一个“古典名著文库”的标语，在媒体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语：“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当时印刷了几次，《红楼梦》《三国演义》印了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非常畅销。”
当时社会提倡全民阅读，这让钟叔河很反感，“没有全民阅读这回事，阅读和思想纯粹属于个人的事情，我出什么书，首先我自己肯定要喜欢”。
人民出版社并没有来找茬，随后许多地方出版社才开始出版。“当时没有谁规定什么书不能出版，只是出版社自身太过忧虑。”
有一次钟叔河想印刷一百多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送人，但是岳麓书社的翻译工作做完后，社里觉得不能印刷，另外几个人就想去出版。最后那几个人遭到了处分。“但这事不能怪我，按照我的办法，是在一个出版社印刷上半部，一个出版社印下半部，最后再到另一个出版社装订封面；不直接卖书，先卖书票，再凭书票领书；定价也不要定八块，要定八十块。他们不按我说的做，不然也不会受到处罚。”
编《走向世界丛书》的念头源于钟叔河“文革”期间坐牢的日子。“在牢里我就想，我们这些人没有犯罪，没有强奸、杀人、放火、妨碍公共秩序，为什么要坐牢？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问题，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他意识到矛盾就在于当时中国文明跟世界文明的脱轨，“这个我们就可以公开讲，一个世界一个梦想。原来讲‘四个现代化’，我说没有‘四个现代化’，只有一个现代化，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什么的，那还可以搞很多，交通、国防需不需要现代化？还可以有一千个现代化，这语义和逻辑上都是不通的。‘四个现代化’还有个语境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能搞现代化，政治不能现代化、文化不能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后来也不讲了”。钟叔河觉得最重要的，便是让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接轨。
这套丛书的编写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但是他在编周作人和曾国藩作品集的时候，却引起了很大争议。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公开申讨钟叔河。还有人向省委告发，说曾国藩是刽子手，岳麓书社为何如此热衷曾的文章，却不出他们的“学术成果”。
钟叔河对社里的同志们说，要沉住气，不必和个人去争论，不然就会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在北京的某个大机关里，有一位他并不熟知的副部长，大声叫住他说：“钟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适可而止啊！”钟叔河便知道这件事已经在中宣部“挂了号”。后来胡乔木力排众议，才拿到了一个批文。
事实上省里的官员和负责审读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周作人的书，他们甚至没读过周作人的文章，只是在乎“上头”和全国舆论，觉得不应该出“汉奸的书”。后来“上头”和舆论都没有否定周作人的作品，质疑之声才开始被压了下来。
钟叔河拿到的批文带着一个框框，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如果由他来编，周作人的书是可以出一点的，但是不能够出全集、文集，只有抗战前和解放后的书可以出。所以钟叔河觉得结果并不真正理想，“虽然‘突破’了一点框框，仍不能完全摆脱约束”。
“当时很‘流行’找些不能做事的人来领导一些能做事的人，笑话！越能干越不找你做事，他们要找听话的人，然后说这个人是在某某人的领导下做出怎样的成绩。”钟叔河一直认为自己离经叛道，但也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
在任职岳麓书社总编辑期间，一位副省级干部有一次让秘书给钟叔河带了封信，约他去谈谈。他没有去，只在电话里问什么事，答复是领导有一本诗集希望他帮忙出版。
钟叔河说“岳麓书社只出死人的书”，拒绝了这个在当时看上去“很好的机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从不看‘官’们的脸色，从不拍‘官’们的马屁，顶多不当这个总编辑就是了嘛，这实在无足轻重的”，他觉得如果答应了一个领导，以后其他的领导就很难拒绝了。
原先省委宣传部对岳麓书社每年有四万元的补贴，钟叔河却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好处。“我说我不要这个补贴，但是你要允许我出书。我要是能赚钱就不止赚四万块钱，但是我要拿了，今天出这个领导的书明天出那个领导的书，我赔的还不止四万。这个钱拿不得。”
那时候他得罪了很多人。但从事出版行业的职业生涯里，钟叔河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在他编写的书中，也没有被删掉的内容。“当时的领导不会关心书本身，他们只会去枪毙你的选题，只要选题通过了就没有问题，他们也不懂书。”
在钟叔河看来，最悲哀的是编辑人员自我阉割得太严重。“当时很多出版的从业人员就像主人养的一条狗，狗比主人更凶，主人还没说这个叫花子不能进门，它就狂吠了。他就是怕自己头顶上那个小小的乌纱帽。至于这个书好不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会有任何文化担当。有的人会说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书，但是现在还不能出。中国古代的士还有点原则，现在的知识分子原则都没有了。”
这是钟叔河一直到今天仍然最为忧虑且最感悲哀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奴性太深，领导没有说话，他就先做，甚至做得更过分。“今天讲改革开放他就讲改革开放，明天要是讲‘反右’他又‘反右’，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原则。”
尽管经济体制改革让很多工厂“松绑”，但是出版行业仍然没有走上市场化路线，这是钟叔河所困扰的：既要面向社会、走向市场，又叫你“不要忘记宣传教育机关的责任”。
钟叔河说：“八十年代不能算为黄金时代，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允许私人办出版社，我自己肯定会当一个大老板。我也不认为胡赵新政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的问题只要同世界文明接轨，接受共同价值，就能解决了。”
对于当时的出版环境，钟叔河感到不满，“党政不分，按理说应该文化部门管就够了，宣传部门也要涉足”。
在资金上，出版社也并未享受到好待遇，甚至在上交税利和各种附加的指令性计划上面临各种窘境。他拿出一份八十年代某个年份的计划指令，上面写着：岳麓书社今年总产值三百七十一万元，利润总额三十万元，上交税款要十万五千元，还有“能源交通建设基金”三万两千元，再除去规定提取留存的“后备基金”“补充流动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剩下用于生产发展的钱只剩下七万多元，其中又要向省出版局上缴百分之八十五。算下来，岳麓书社编印三百七十一万元的书，才能留得一万元发展自己的事业。“省里不仅不给出版部门财政支持，还向出版社伸手要钱。”
从事出版行业以来，钟叔河一直在呼吁出版自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人民日报》采访了他，文章标题是《岳麓书社总编辑钟叔河呼吁——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出版自由》。彼时钟叔河便希望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和财务支持发展出版业，这至今仍然只是他的一个梦。
（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晨报周刊》）
钟叔河的深圳缘
姚峥华
钟叔河与深圳有缘，在深圳的我跟他也有缘。这不，昨晚还在写关于他老人家的文章，正惦念着他呢，一早大侠就接到钟老电话，讲完事情后，他说，帮我问你太太好。
我在深圳见钟老就多达五六次，我们一起吃过饭，聊过天，我约过钟老的稿子，在报纸版面上推荐了他的新书，通过电话，做过采访，并在微博上通过网友互相问候。更巧的是，钟老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孙女孙女婿，竟然与我们同住在坂田一个小区。四五年前，钟老来深圳，笑谈间，我们还约他冬天来过春节，与孙女一家和书友齐聚呢！
至今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一次，钟老身边没有老伴朱纯陪伴，习惯了朱纯在他身边，大家心里空落落的，都不敢提这个话头，怕老人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