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返),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