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
七八架双层床，住着十几个男生，我现在还能记得谁在哪一架的哪个铺位，谁睡着了喜欢打呼噜，谁喜欢磨牙说梦话，谁从上铺跌到床脚下睡了一夜一直到被早起的同学喊醒。朔师当时有好多这样的大宿舍。我们128班的男生当时分到了两个，过着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生活，剩下几个运气不好的“混合”到了别班的宿舍。女生宿舍可能条件要好些，但当时我没有半点勇气去考察，所以印象里至今仍是雾雾的一片。
宿舍前边是一大片杏树，有几十棵的样子，据说刚建校时就栽下了，年龄肯定比我们大，枝枝杈杈勾连成一桩错综复杂的事件。不只我们宿舍，别的宿舍前也是杏树成荫，那座哥特式的图书馆前还有一个几亩大的果园，所以朔师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漂亮的农场式校园之一。每到夏天，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头，诱惑着我们前去偷食那些酸毛杏，但熟透后什么味道我却不知道，因为杏熟往往在暑假。有几个外班同学因为偷杏让一个校长逮住过，学校为此召开了隆重的处分大会，领导讲话的口气十分严厉。这一片杏树，使我日后对大宿舍的记忆常常是阴暗的，晦涩的，我记不起外面的阳光究竟有没有走进来过，即便走进来也应该是破碎的。宿舍坐北向南，门却朝北开着，有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外墙好像没有窗户。走廊里有七八个宿舍，开了两个没有门的口子，出去后是一片空阔地，洗刷后的水就倒在这里，到了冬天，便成了一个光溜溜的滑冰场。每到周末，大家的一个任务就是刨冰。
入学时都不超过十六七岁，是雁北各县区的尖子生，为了早点剥掉农皮，连个高中都顾不得上，直接考到了这里。这使我们与高等院校失之交臂，当然，想着“大学”这个名字还是怦然心动（毕业后好多同学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重新报考大学或到类似的场所进修）。班上有个年纪很小的数学天才，住在靠近门口那架床的下铺，不大学习，但数学依然考得呱呱叫。他好像有抑郁症，头常常疼得要裂开似的，头一个学期便请假回去休养了半个月。他不大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常常坐在下铺的角落里发呆。二十年后同学聚会，听说他已为病痛折磨离开了这个烦恼的世界，大家一时唏嘘不已。数学学得好的还有几个，比如我的上铺，总是要在教室学到很晚，回来后还要点起蜡烛用功，打算一毕业就参加高考。宿舍里像他这样野心勃勃的同学还有几个，班里就更多了，他们对数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充沛的热情，常常为微积分什么的吵得面红耳赤。应该说，他们思想单纯，积极向上，代表了我们班的主流。
我属于非主流的比较颓废的那一类，吸烟喝酒，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很让老师头疼班主任操心。因我父亲离去太早，这让我变得有些孤僻，喜欢沉浸于自己的内心。那时候我开始学着写朦胧诗，如果不是后来同学的一盆洗脚水泼灭了我的诗情，我想我可能就会成为一名高蹈的诗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幸堕落为一个蹩足的小说家。我忘了那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是夏天还是冬天，上铺的同学对付微积分时，我可能在着了魔地作诗，不知什么时候蜡烛一歪，燃着了贴在墙上的挂历纸。侧铺的某个家伙可能在梦中看到了火光，他完全忽略了我的自救能力，跳下地端起一盆洗脚水，哗地泼向我和我身边的壁纸。那次聚会，我们说起了这次救火事件，我告诉这个多管闲事的同学，你真不该当这个可怜的校长，你更合适去干个消防队长。我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你一盆洗脚水毁了我的习诗本，进而毁掉了我这个诗人——因为从此后，我每看到那个本子就闹心，眼前总晃动着两个臭脚丫，再没有了习诗的激情。
我们班主任后来也搬到了这个走廊，住在隔壁的宿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熄灯后大谈特谈老师或女生，有时候这种讨论会持续好一阵子。比如某个男老师我们本来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是因为他讲课时多次去看某个漂亮女生，我们便对他有所不齿，在宿舍里集体声讨之批判之并恶毒诽谤之。再比如某个颇有大师风范的老教师，因为我们无意中看到他和一个教工吵架，而且出言粗鲁，大家觉得偶像的形象轰然坍塌都伤心得要哭，在宿舍里自然要讨论讨论他该不该和那个教工吵架，吵架时又该不该那么骂人。女生是我们的另一个议题。我们给班上一些女生起绰号，给一些骄傲的公主“配对”，特别是为“同桌”的男女生乱点鸳鸯谱。我记得当时我也给“配”了一个，不过不是我同桌那个，这虽然有点坏了秩序，但好歹是同学的盛情或美意，总不会斤斤计较甚至恩将仇报。但是，自此以后，每见了那个女生，我总有点战战兢兢，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和她多说一句话，不能多看她一眼，好像这么一来真就有了那回事。当然也真有有了那回事的，坐在前排的一对默默无闻的男女同学，毕业后真就结了婚，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二位同桌时就心心相印了，还是毕业后才山盟海誓的。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讨论会被班主任制止，他外面砰砰砰一敲门，里面的我们便凝声屏息了。因为喜欢睡懒觉，我时常被他从被窝里喊醒，然后不顾鞋带系错、扣子扣得牛头不对马嘴地奔向操场，似乎我很注意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似的。大概看我态度还好，他到底还是忍受了我的种种不良习惯，让我做了我们班的通讯组长，极大地满足了本人的上进心。假如当时班上有个文联主席的虚职，可能他也会给了我，一来继续满足我的上进心，二来也挽救一下我这个被一盆洗脚水浇灭了诗情的落魄诗人。后来我想，毕业后的路好像重复了当时的经历，或者这就是一个轮回？不止我，不少同学也重复了那种经历，志向远大的还那么志向远大，颓废的后来也还真的挺颓废。我们班主任后来调到了朔州城的党校，我每次路过这座城市，难免会找我们班长汇报一下“颓废”的新动向，这时候我们又往往会把乐呵呵的班主任请来，师生小聚片刻，共同忆起当年的美好时光。当年，他指挥我们打了一个接一个的大胜仗，歌咏比赛、体操比赛、篮球比赛、版报比赛、征文比赛等，永远在全校拿第一，第二也不行。我忘不了他在我毕业留念册上的留言，他勉励我永远不要丢掉高远的“革命理想”。没错，是革命理想。我不能不说，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多少人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
我们的班长，在宿舍里也算个大块头了，却很容易就能激动起来，常常因为某件事或某个想法跟我们争个脸红脖子粗，但因为角色的限制，他更乐意牺牲自己，克制自己，总是抢着苦累的活儿干。毕业后他分在平朔煤矿工作，离朔师很近，他说他心情灰暗或遇到什么问题时，常跑到我们宿舍门前的杏园坐一坐，在这一人生的出发地，一个人暗自舔舐着伤痛之处。那年我们聚会时，他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但当时学校已迁到朔州城了。我们几个同宿舍的老同学，在几近废墟的宿舍前留了影，感叹时光的匆匆。当然，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时光冲刷不走的东西，比如友情、理想、青春的梦想。当年，我和几个死党在宿舍里喝了酒后，如何吊儿啷当地走在冬天的风中，腮帮子冻得通红，嘴里却哼哼着一首流行歌。我和同宿舍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又如何在下了晚自习后，在黑暗的大操场上久久走着，为顾城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激动不已。而同宿舍的另一个同学，在一个深冬的夜晚，骑着自行车，穿过长长的冰河送我去车站，第二年开学时我才知道他因为没戴手套冻坏了手指……
最难忘的是，毕业离校时，当我们在半夜两点多收拾好行李准备赶往火车站时，我看了一眼住了三年的宿舍，忽然抑制不住地哭泣起来。这以后我又在另外一些学校读过书，但好像再没有因为离校流过泪，我知道那是一种真正的难过、伤心，因为走出这所学校的大门，就要面对广阔而复杂的社会了。留在背后的，或者仍在背后注目我的，是一生中最纯洁的年华，最纯洁的母校，或者还有最纯洁的八十年代。
草于2011年10月31日
作者简介：王保忠，男，1966年出生。1982年—1985年就读于朔县师范学校。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著有短篇小说集《张树的最后生活》、《尘根》、《窃玉》，长篇小说《银狐塬》、《男人四十》、《甘家洼风景》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入围第五届鲁迅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现为大同市文联副主席、大同市作协副主席、大同市小说研究会会长、大同县文联主席。
